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高，地位高了就强调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只能从文化中找到，中国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找能安身立命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苏州、长沙报道

　　“历代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花了多少教育经费培养了多少人才，然后出来了还要负责给大家找职业！哎呦，大学生失业的太多⋯⋯活该！谁叫你读书的？中国本来诗礼传家，都是家里读的，自愿读的，要谋生你就直接学谋生技术好了。这个我们要反省了。”南怀瑾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现在的教育和就业制度时说。

　　“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于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臣、武将，都是民间自己培养起来的。政府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备用。”他说，“书院是私塾制度哦，不是现代学校制度。”

　　“书院集中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精华。”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中国古代教育有两条线索，官学和私学，书院吸收了二者的长处。私学的长处是可以自由讲学，老师不一定是朝廷的官员，都以个人身份讲学，因此，思想活跃。官学的优点是，有正式的场所，有讲堂、藏书楼，有固定的学田，经济有保障。

　　“书院就是把私学的自由讲学和官学的制度化管理结合起来。”朱汉民说。

　　书院在现代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

　　1901年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学堂，实行西化教育。

　　“书院被完全抛弃，是在五四之后。甲午战争，被我们以前有点看不起的日本打败，就开始反省，派了很多人到日本学习。日本人为什么可以打败我们？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于是，西学占了上风，认为科举制度不好，也认为书院不好。废书院改学堂，不仅是学制，所有的东西，都要学习西方。好像传统丢得越彻底越好。”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向本刊记者分析书院寥落的背景。

　　邓洪波的研究方向是书院和文化问题，因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书院格外有感情，被戏称“邓书院”。

　　五四之后，很快，那一代人，包括蔡元培、胡适、毛泽东等人，都意识到，废除书院做法过激。

　　“蔡元培当年整顿北大的时候就把书院的管理思想融入进去。”邓洪波说，蔡元培曾做过晚清两个县级书院的院长，此时的书院不仅学习传统的经史之学，也开始转型，“这是他进入北大的特殊背景”。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不仅包容西方，也包容传统，所以当年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也能留下来。

　　胡适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上世纪20年代他就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强调书院的独立，还可以自由议政，号召研究书院。

　　每个人对书院留恋的内容存在差异。

　　毛泽东更看重书院的课程简单，师生关系融洽。其恩师杨昌济就是岳麓书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泽东曾跟随杨昌济寓居岳麓书院很长时间。他认为西化教育不仅课程繁琐，而且师生关系冷漠，变成一种买卖关系，学生出钱，学校教给知识，最后拿文凭。

　　1921年，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宣言中明确说明要取书院之长，去学堂之短。

　　上世纪50年代初，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当时钱穆办书院有很强的意识，他不在台湾也不在大陆办，而是选择香港，因为那里是殖民地。提携传统文化，以宋朝的书院来体现，很有文化担当和使命感。”邓洪波说。

　　到70年代，终因学历问题，新亚书院和其他两个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坚持保留固有的传统，书院作为独立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和招生，未得港方政府认可，钱穆被迫辞职。

　　但钱穆的坚持，仍然起了作用，学校保留了原来书院的董事会。余英时，当时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接替钱穆打理。但他第一任期未满，就因与校方理念不合而辞职。

　　“现在的新亚书院基本上不参与教学，主导教学功能已经失去，书院的机构还在，还有董事会，主要做一些不进入学分的课程，课外辅导，关注学生心灵成长。他们也感觉到很无力，但还是在坚持。”邓洪波说，他1991年曾在那里住了三个月，进行书院研究。

　　季羡林在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序言中说，中国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

　　礼失而求诸野

　　朱汉民和邓洪波都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们去韩国，有一个惊讶的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是一所书院，而不是国家领导人。

　　中国的书院明代传入朝鲜半岛，现在整个半岛上还有1000多个书院，韩国千元纸币上的书院是韩国最有名的书院---陶山书院，是韩国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讲学之所。

　　“韩国保留书院的传统比我们好。他们有儒林，就是儒家学者的协会，还很有势力，有社会活动，称为‘儒林大会’，相当于我们的学术论坛。”邓洪波说。

　　讲学、藏书、祭祀，是古代书院的三大功能。韩国书院主要保留了祭祀功能，书院家族的祭祀都保留得非常完整。

　　比如陶山书院主要祭祀李氏家族(儒家)，谱系是：孔子、孟子、朱熹、李退溪⋯⋯

　　“到我们这里(岳麓书院)有韩国留学生，有时提到朱熹，他就把脸一板，‘你不能说朱熹，朱子！’他好生气。”邓洪波笑着说。

　　而中国书院的祭祀传统则完全中断了，即使在仍然教学的岳麓书院，里面的文庙，只作旅游观光之用。

　　岳麓书院正打算恢复文庙祭祀，“以前的祭祀仪式非常复杂，现在不可能做到了。仪式怎么把握，有一个度的问题。一般的做法又太简化，献一个花圈，然后鞠躬，没法承接上来。”朱汉民说。

　　“没有信仰是我们很大的问题，等于自废武功。以前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现不了：后来信钱，但钱又靠不住。”邓洪波叹息道。

　　邓洪波认为韩潮的流行是激起了储藏在我们民族心灵中的传统文化记忆，那些看似“婆婆妈妈”很琐碎的情节中，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在。

　　到日本，邓洪波也惊讶地发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上流社会的文集皆为纯正的文言文。日本境内现存书院有100多所，有几家还在教学。

　　这几年，邓洪波转向东亚书院的研究，他发现，日本有些书院，还遵循白鹿洞书院学规，每次升旗仪式的时候，唱的是白鹿洞书院学规。

　　礼失而求诸野，当我们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我们只能到国外寻求研究样本，“真让人痛心”。邓洪波说。

　　书院在最宽容的朝代兴盛

　　近几年，书院重新兴起。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的“白鹿书院”，天津作协主席办“北洋书院”，学者蒋庆办“阳明精舍”，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多数书院是各省作协主席在做，“作家这个职业，更有社会责任感，而且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能行动起来，不仅是想一想。”邓洪波认为。

　　朱汉民还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很多高校也有与书院合作的想法。

　　上个月，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和历史系主任曾到岳麓书院“取经”，探讨如何把书院和学校结合起来，请教方法和建议。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就在河南境内。

　　江西九江师院也主动把一些学生的活动放在距离九江市40公里外的白鹿洞书院。

　　此外，还有一些商人创办的书院。

　　厦门某房地产商曾到岳麓书院咨询，打算在其开发的地产中辟出一块地方作为文化场所，参照书院来做。

　　“书院有要素。如果挂个牌子就是书院，那就乱了。有些叫个书院的名字，跟书院毫无关系。”针对书院泥沙俱下的状况，张炜说。

　　古代四大书院，都有原创学术思想和灵魂人物。

　　“我认为(书院重新兴起)是好事。可能泥沙俱下，才能形成一种潮流，才能历练出好的书院。”邓洪波的看法比较乐观和宽容。

　　“书院的兴盛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律。”邓洪波说，“而且现在的文化复兴，是新起点上的，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根基，加入西方的因素，视野开阔，就像几百年前我们用佛教来改造文化一样。”

　　中国书院兴起于宋代。

　　“从社会政治环境来说，宋代应该是最宽容的一个朝代了，很自由，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唐朝虽然宽容，但是还是会杀(文人)头，而宋朝没有杀过。”邓洪波说。

　　“陈桥兵变对赵匡胤的影响很深，如果武将让别人黄袍加身，他就江山不保了，所以他很注意跟文官的关系。皇帝不太喜欢苏东坡，就把他贬到这里那里，不杀。朱熹因为‘伪学案’，曾经变成‘现行反革命’，但是(皇帝)也没有杀他，他还能拿着俸禄辞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

　　邓洪波认为，书院不是一个纯粹的教学机关，而是知识分子读书、教书、著书、写书的地方，是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的场所。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高，地位高了就强调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只能从文化中找到，中国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找能安身立命的东西。”朱汉民说。他认为现在书院的兴起，与同时出现的国学热出于同样背景，“到书院来学国学还是比较正统的”。

　　“想把传统彻底抛弃掉，是抛弃不掉的，这是在血液里面的。”邓洪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