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杨东晓

　　威妥玛拼音与汉语拼音的差别，

　　将众所周知的蒋介石变成了陌生人常凯申

　　威妥玛拼音在中国大陆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最近，却一再被人提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高山杉发文指出，她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尽人皆知的蒋介石，翻译成了陌生人常凯申。

　　西方还在用威妥玛拼音

　　王奇的译著是一本介绍中、俄以及西方学者对中俄国界东段划分史的历史书，在这段特殊的年代和地理环境中，该书涉及到各种关键性的人物，也正是这些地名和人名，被高山杉指出了几十处翻译错误。

　　青年学者高山杉以书中第三章为例，举了十多个错误，以人名为例，他发现哈佛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Ki ngFairbank)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被译成了费尔班德；这还不算，林同济的译法就更像外国人了——林T·C ；夏济安(T.A.Hsia)更是译得充满洋味，干脆叫赫萨；夏晋麟(HsiaChinglin)译成了林海青，于是，气愤的读者高山杉建议译者，不如把夏晋麟直接译成林青霞。

　　类似的学术笑话十年前也出现过，胡宗泽、赵立涛译，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校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将西方人拼写的孟子Mencius，译成了一个古希腊式的名字：门修斯。

　　译者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大多是因在西方典籍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对于威妥玛拼音不了解。威妥玛拼音从它186 7年问世以来，在中国和海外都有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外国人都可以根据威氏拼音读出中国的语句。即使中国在51年前已停用威妥玛的这项发明，但西方人一直还在使用这套拼音学习汉语。

　　威妥玛拼音中国遗迹

　　在中国，威妥玛拼音还留有一些残迹，通常是一些最简单的词汇、约定俗成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地名、人名和一些著名的大学、商标。

　　比如一些地名，天津Tientsin、杭州Hangchow、广东Kwangtung。

　　商标中有青啤Tsingtao、茅台酒Moutai、中华香烟Chunghwa。

　　一些著名的中国历史人物蒋介石ChiangKai-shek，孟子Mencius。好在目前还没有人把毛泽东 MaoTse-Tung和周恩来ChowEn-Lai翻译出超越人们想象力的花样来。

　　1949年以前就在国际上出名的大学还在延用威妥玛拼音的校名，如中国的中山大学SUNYAT-SENUNI VERSITY，其中SUNYAT-SEN是孙逸仙的威氏拼音。另一所同名大学——邓小平与蒋经国在苏联就读的那所大学也叫SUNYAT-SENUNIVERSITY，大陆的作品中译为莫斯科中山大学，而在台湾作品中则被译为孙逸仙大学。另外，至今还保留着威氏拼音的中国大学还有，苏州大学SOOCHOWUNIVERSITY；北京大学为PEKIN GUNIVERSITY；清华大学为TSINGHUAUNIVERSITY。

　　另外一些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词语，功夫被写为ChineseKungfu，清明节被写成ChingmingF estival，宫保鸡丁则是KungpaoChicken。

　　中国“音”的不同表现

　　威妥玛发明汉语拼音法，当时是为了给在华外国人学习汉语用的，他还在自编教材的第一章里，将每个汉字的发音，分别标注出该汉字相当于西班牙语中的哪个音、法语中的哪个音、英语中哪个音、美语中哪个音。

　　威妥玛拼音从1867年出了第一版后，在中国一直被用到1913年。清末民初，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威妥玛拼音，最后由1912年英国驻华外交官翟理斯修订完成，所以，威妥玛拼音也叫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简写为WG拼音。

　　1913年，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法的制订人是民国初年的学者黎锦熙等。创制这套注音字母的历史背景是一批学者倡导国语运动与汉字简化运动，他们呼吁简化繁体汉字，并用中国人的方法给古老的象形文字注音。1 918年11月2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表。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把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后来也经过改革。目前台湾还在使用注音符号，汉语拼音中的声母b、p、m、f、d、t、n、l，用注音符号表示，就是ㄅ、ㄆ 、ㄇ 、ㄈ 、ㄉ、ㄊ、ㄋ、ㄌ，威妥玛拼音则是p 、p'、m 、f 、t 、t'、n、l。

　　今天的台湾，注音法和威妥玛拼音同时存在。在2000年左右，台湾“教育部”颁布过一套通用拼音规则，试图也使用拉丁化译音标准方案，取代注音符号。2003年12月，台北捷运公司把所有地铁站名的威氏拼音进行了改动，淡水站不再是Tamshui，而是Danshui，西门站也不再是Hsinmen，变成了Ximen。但是在台湾一些城市名仍用威氏拼音，比如台北Taipei、台中Taichung、高雄Kaohsiung、花莲Hualien、新竹Hs inchu、嘉义Chia'i。

　　蒋介石就这样在WG拼音和汉语拼音的差异间，被改名换姓了。因为威氏拼音，早已被中国大陆所遗忘，而大陆以外的地区还在使用他们所熟悉的WG拼音。

　　汉语拼音历程

　　南京国民政府那套注音方法在新中国使用到了1956年汉语拼音改革，1958年2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批准颁布《中文拼音方案》后，威妥玛拼音停止使用。

　　中国音韵学会理事张卫东，在他记录汉语拼音制定过程的《走世界文字共同发展方向》一文中提到，早在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就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定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

　　到了1951年，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也反复斟酌了许久。文字改革被废除汉字派所推崇，同时也遭到很多文化学者的反对，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张卫东特别提到，在汉字拼音化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的想法与毛泽东不同，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指出，“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经过了7年多复杂的考证和辩论，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这年秋天开学时，全国小学生都开始了a、o、e、i、u、ü的发音，各种辞书也改用汉语拼音的标注方法。

　　在国际上，联合国在1977年的地名标准化会议上，决定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5年以后，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联合国秘书处1979年6月15日颁布了“联合国秘书处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要求秘书处从即日起，起草、翻译或发出的各种文件都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通知中要求华国峰不再写成HuaKuo-feng，而改为 HuaGuofeng，邓小平不再写为TengHsiao-ping而改为DengXiaoping。

　　通知的第二项，考虑到汉语拼音的地名写法还有一个过渡期，于是要求“初次出现于文件中的时候可以把旧写法注在括弧中”，并举例：北京Beijing(Peking)、广州Guangzhou(Canton)、西藏Xizang (Tibet)、厦门Xiamen(Amoy)。

　　第四项注意到了历史遗留问题，“条约、协定和其他法律文件中如果遇到中国名称的旧写法，要加上一个脚注，说明 ‘联合国现在写作……’。”

　　考虑到过渡期间，汉语拼音的使用会遇到各种细微问题，第七条规定“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任何问题，请向中文翻译服务处吴文超先生询问。”

　　尽管联合国在30年前就已推广并使用汉语拼音，但是威妥玛拼音在西方仍然具有影响。

　　一百年前教

　　外国人说中国话

　　-本刊记者／杨东晓

　　英国人威妥玛作出大胆判断，

　　抛弃南京官话，让北京官话成为日后中国标准语音的发展方向

　　能说一口标准中国南京官话的托马斯·弗兰西斯·伟德加入了英国陆军，这年是1838年，20岁的伟德从剑桥大学毕业。他那一口南京官话曾经是中国的“国语”。

　　参军后，托马斯·威德在23岁那年随着英军到了中国，参加了鸦片战争。此后，他的名字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应该叫做威妥玛了。1843年起，威妥玛在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做翻译，这时，他把英语翻译成南京官话跟中国人交流，再把各种口音的中国话翻译成英语。这一时期威妥玛对各种各样中国话的接触，是他后来创立威妥玛拼音的基础。

　　熟悉中国语言的威妥玛1847年退伍，在英国驻华机构任职，当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无论是在香港当翻译还是任汉文副使，他的工作一直与中国话有关，在与中国语言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结交了很多令他一生尊敬的中国老师。

　　威妥玛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广州，因为当时各国驻华使馆还没有进驻北京的权力。他长驻的第二个城市是上海，1853年他任过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他被英国政府任命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干了一年就辞职了。1855年他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这又是一个专门与中国话打交道的职位。但是从1853年起到1858年这段时间，他还有项工作，就是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了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

　　当翻译和教授中文，使威妥玛成为一位汉语通和语言学家。签订中英各项不平等条约以及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是威妥玛的政治生涯。

　　1883年，65岁的威妥玛退休回国，70岁那年他又回归自己语言学家的身份，任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的首任汉语教授，并将所藏汉文、满文图书赠与剑桥大学。

　　南京官话不再主流

　　威妥玛在剑桥学到的那口流利的南京官话，是以南京音为标准音，以长江中下游及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语言，把这种语言带给欧洲的，是比威妥玛大266岁的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金尼阁拼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宰着西方人的汉语发音。这种发音不同于南京方言，就像现在的北京话不同于普通话一样。利玛窦在1592年11月写给罗马的法比神父的信中说：“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同。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我们目前学习的，正是这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南京官话，但它又不是纯粹的南京本地话。后来马礼逊编的第一本汉英词典，也是取南京官话发音。

　　会说南京官话的威妥玛甫进入中国，就发现他的中国官话并不能顺利地与人交流，一是中国太大方言太多，并非人人都会他学过的这种语言；二是他所掌握的官话，实际上并没有普及到“国语”的程度，那些与他交往的官员，操着另一种口音，京腔。

　　英国进入中国后的十几年里，随驻华使馆一路北上。于是，一个威妥玛由南向北的语言地图能说明不少问题：威妥玛从香港到了广州，他不懂广州话，得找在穗的西方人或传教士给他当翻译；后来再由广州到了湖南，广州的翻译或教友一入湖南，就无能为力了，只能再找湖南的教友或传教士；等他到了上海，湘音又无法与吴语沟通，又找沪上的传教士。而在当时最西化的上海，传教士大包大揽地告诉他，学会上海话，走遍中国都不怕。这期间，在上海海关工作的威妥玛负责培训那些来自英国本土的海关人员。

　　当威妥玛在上海工作了八九年后，1964年英、美、法三个西方强国，第一批获准将使馆迁入北京。威妥玛也在这时进入北京，这时他发现上海话在北京是无法通行的。事实上，威妥玛在上海期间就已经察觉，官场上，说北京话的大有人在，各地官员中会说北京官话的，比说南京官话者要多得多。毕竟，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已经四百多年了。

　　南京官话距离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远，就拿紫禁城里头来说，原来说南京话的明朝已经不复存在，太平天国所诅咒的“ 胡人胡语”依然盛行，而陪同小王子们玩耍长大的、最贴身的人无非是太监，太监多出自河北河间府。所以，北方话早就占了上风。整个紫禁城的王朝居住史中，南京官话也只在明朝时，大臣在帝王面前才使用。

　　于是，这位颇富语言天赋的中文秘书做出一个大胆的判断，北京城里的官话，才是今后中国标准语音的发展方向。

　　惊动日、俄的汉语教学法

　　英国使馆获得进京权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招募人马，扩大英国在华各个领域的工作，威妥玛的汉语才能，这时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的职务里，多出一项汉语培训业务，教刚招聘到的英国人说中国话，对于这些零起点的英国人，威妥玛大胆地抛弃了他所学过的最正统的南京官话，而以北京话写成教材，传授给英国同事们。这本名为《语言自迩集》的汉语教材第一次在英国出版是1867年。

　　这一改革，令英国老一辈的汉语通们非常鄙视，他们贬称这本书是“大使馆汉语”，一时间威妥玛受到不少攻击。就像一个中国学生在伦敦住了20多年，没有学成伦敦英语，而是学了一口英国乡下了俚语，被内行人所耻笑。

　　威妥玛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判断，编写教材和教授北京官话，北京官话当时也就是北京城里的话，北京各区县的口音至今与普通话还有区别，所以威妥玛并不教授北京郊区的语音。

　　他的《语言自迩集》，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就像一个传说，直到2002年，才被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音韵学会理事张卫东从香港、伦敦等几地找齐了全三册，并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张卫东告诉本刊记者，第二波进入北京的外国使馆，比如日本、俄国等，一听说威妥玛编著了学习北京官话的《语言自迩集》都作出了快速反应。日本首任驻华公使柳元前光1871年进驻北京，原本带来5名刚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的说南京官话的翻译，公使敏锐地发现官话的变迁后，立即给外务省打电报，让东京重新选几个人到北京来，就地学习威妥玛教授的北京话。直到1874年3月17日，他还坚持给外务省打报告：“满清(原文如此——张卫东注)建国后，苦于汉人吱唔不规则，另定北京官话，使满汉官吏本体遵用……始以官吏能京话方能上堂。”

　　俄国人对于汉语的学习，是在西方各国中最早也最成规模的。张卫东介绍，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在1837年就成立了汉语教研室，后来还设立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但是，直到1903年，海参崴一位汉学专家还是认为威妥玛编的课本是最好的汉语教材。

　　很快，《语言自迩集》在各国驻华机构风行，威妥玛培训的就不再只是英国人了，这本书成为19世纪西方人学习汉语和汉语口语的最权威课本。

　　汉语教材写了啥

　　《语言自迩集》是写给零起点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用的，书名取自儒学经典《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他强调了要做专家就要从打基础做起，这个书名，显出威妥玛对于汉语研究的精深。

　　来自拼音世界的威妥玛，用26个罗马字母给中国象形文字标注出北京音和平上去入四声。西方人根据威妥玛拼音，就能正确地读出汉字来，而这个汉字的发音，正是北京官话的发音。

　　在张卫东翻译的这本19世纪北京语言专书里，记录下两个世纪前北京人的日常用语，有意思的是，这还是一本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的语言化石，中国人现在来看这本书，能感受到老北京的生活情景。这部老北京生活图卷，现在的北京话中，还有些许萍踪，只有在传统相声的语言里，还能找到更多踪影。

　　威妥玛教材中有个例句是：“我那坏心的奴才们走错了道儿赶不上迎接您。”西方人不会念，怎么办？他用威氏拼音标注出来是：wo?na?huai?hsin?tinu?ts‘ai?mên?tsou?ts‘o?liaotao? -’rhkan?pu?shang?ying?chieh?nin?。

　　这段拼音中，有些拼法和今天的汉语拼音是相同的，有些不同，每个拼音右上角的阿拉伯数字，是平上去入四声，给汉语注四声是威妥玛发明的。

　　对于这句话中的个别词汇，威妥玛还进行了解释：

　　奴：奴隶；但也用作并非奴隶的下级的贱称。才：天资，才干，人才。但一跟奴配对儿，才就没了这些意思了。

　　威氏教材中谈论篇百章之四十三中有段朗读内容，用北京话一念，还能念出些《红楼梦》的味道来，让人从江宁联想到北京，这一路走过来，语言与世事的变迁，又怎是一个“梦”字了得：

　　1.他本是个弱身子，又不知道保养，过贪酒色，所以气血亏损了。

　　2.如今的病很延缠，昨儿我们去瞧的时候儿，他还挣扎着来到上房，和我们说，这样儿的热天气，常劳兄台们来瞧，太劳乏了，我实在不敢当，又不住的送东西，过於费心，我十分感情不尽。总是亲戚们，关心想着我。若是傍不相干儿的人，能彀这么惦记我么？我也没有甚么说的，只是记在心里，等着病好了，再磕头道谢罢。

　　3.他嘴里虽然这么说，身子可露出挣扎不住的样儿来了。

　　4.我们就说，老弟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不用我们多说，好好儿的养着身子，快好了罢。我们得空再来瞧你。说完就回来了。

　　这段让学生们用来朗读的材料，就像《红楼梦》中的语言色彩一样，很难分清哪一句来自曹雪芹幼年的秦淮风月之地，哪一句出自家变之后的北京香山健锐营。“南京和北京，一个是从前的首都，一个是当下的首都，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的用语，都应该属于高层次的社会用语，一定阶层的用语，《红楼梦》中的语言之所以能打动人，就是因为它有味道”，张卫东这样分析威氏教材片段以及这些例句与当时中国文化的关系，“语言是分雅俗的，真正雅的语言都是在平常中显出它的文化来，语言的风格是文化的另一种反映，那个时候的通语，从各地方言中吸收了很多营养，威妥玛的教材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

　　除了很多带有红楼气息的朗读片断，为了增加课文的趣味性并使公使馆人员对中国古典文学增加了解，威妥玛还把文言文剧本的《西厢记》翻译成北京话小说，取名“践约传”，另名为“秀才求婚”，放在他的教材中。向威妥玛提议翻译《西厢记》的，是威妥玛的中文老师、满族人于子彬。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第二版序中专门提到：于子彬“主动拿来《西厢记》，或曰“西厢房的故事”，作为一个框架，填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短语，并顺序地串连在一起，真正方便了未来的学生。”

　　对于将《西厢记》用于教材的提议，威妥玛丝毫不掠他人之美，他认为自己付出的只是“改进的功劳”，而于子彬的建议是“发明的功劳”，这两项功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要学习像在北京讲的那样的汉语口语，现在这篇作品，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