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庚武(Wang Gungwu)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东亚研究院主席

　　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国际的地位突出了，这毫无疑问。但我不同意G2这个提法。中美关系相当特殊，也存在太多问题。两国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也实行了很多的合作，但这不代表两国已经在国际上适合有“G2” 的合称。

　　G2 这个概念是由G7演变而来的。我们不能忘记，通过几十年的发展，G7有能力制定世界的发展格局，甚至代表全世界筹划经济政治走向。但是，目前中国还没形成类似的影响力。

　　所以，过分强调G2这个提法，反而是对中国不利的。中国崛起，在全世界形成的关注和讨论，这很自然。但G2的提法就扭转了性质。我认为，强调G2提法的人，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好像是“中美两分天下”似的。而我非常赞成中国参加G20，中国应与多方的经济体广泛合作。

　　中国的国际形象，其实是在西方的标准之下对中国的衡量，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西方自己的标准，经历了数百年政治、经济、历史的变迁，有他们的本身的要求。是否应该接受呢？无疑，中国有自己的背景，最起码，这30年的经济发展让全世界相当惊喜，只是在政治层面，东西方有自己不同的取向。

　　当然，中国对自我的国际形象产生怀疑，这也不难解释。近代中国接受了不少西方和东亚的模型，从中自然也会产生比较，也引发中国的知识阶层不少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但我认为这还是阶段性问题。人类社会的进化需要程序和时间，一方面有历史与文化的差距，一方面也不是可以勉强急得来的。

　　作为生活在西方的华人，我非常熟悉与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但也了解，其中经历了几百年的斗争、帝国主义阶段，才衍生出的今日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无疑让人向往，但我们不能断定，现在是时候应用于中国。我们必须了解其中的条件。

　　当然，中国的制度有不完善的地方，很多问题其实可以避免。这是中国对于自己的国际形象怀疑与不自信的根源。我更愿意谈论具体事务，而非高高在上的人权、民主等。比如中国的司法制度相当不完善，而人们守法的意愿也相当低，司法和社会之间没有信任与互动。相比起其他华人社会，如香港和新加坡，都有相当距离。但我认为要改善需要时间，毕竟社会价值观与贫富水平息息相关。

　　等到社会上有了充分的透明和公正，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有合适的途径，中国才会摆脱这种所谓国际形象的自我怀疑，而外国人也会自然而然尊敬你。目前中国最欠缺的，还是执行力。

　　林华生(Lim Huasing)

　　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

　　二三十年前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很多。今天，这些人中对中国抱亲善、友好态度的少了，持批评、不客观立场的则多了很多。现在学中文的多数人是为了谋生，而非出于感情因素。

　　从一般日本百姓的立场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朝核六方会谈，以及此次金融危机，中国贡献很大。中国的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日本人还搞不清楚，也有些人对中国的发展有恐惧感，担心中国军费开支增大会威胁日本。但日本的主流社会已经认识到，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成就。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对日本很重要；中国发展不好，对日本也不好。

　　之前就有人预言，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会崩溃，还有人说上海世博会后中国经济会垮掉，我认为不需要这样担忧，也看不出什么崩溃的迹象。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无论技术还是市场都过度依赖外国，中国应努力追求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工业化，这是中国经济的大挑战。

　　布鲁斯-阿尔伯茨(Bruce Alberts)

　　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

　　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了巨大投入，中国正在各方面收获果实。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如今中国很多民营企业都能采用很好的技术进行研发生产，从而刺激中国经济发展。

　　科学家在引导政府决策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涉及防洪、食品安全、农业、健康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政策。这将使中国受益匪浅。

　　中国要选拔并支持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科技领域的领导。这种选拔必须是纯粹基于人才的选拔，不应该考虑政治因素。另外中国还必须尽可能大范围地吸引人才，比如中国近年来聘请旅美的优秀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国，领导重要的科研任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难做好的一方面，就是要创造一个有效的科学氛围，注重个人的创造性，有合适的激励和回报，并且坚持最佳的科学价值和最高的科学道德规范。这需要几十年才可能做好，绝不仅仅只是靠政府提供科研资金就能实现的。

　　郑宇硕(Joseph Cheng Yu-shek)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很落后，但通过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所树立的革命形象，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现在，中国非常认真地追求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经济也发展得很快，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因此很多国家期待中国成为制衡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目前并没有意愿和能力来正面挑战美国，因此需要小心拿捏分寸。

　　中国要提升国际形象，有两个矛盾必须解决：一是中国一方面积极承担国际义务，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又会对一些国际形象不佳的国家说一些支持、充满革命意味的话，这其中会有不协调的地方。二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支付给当地工人的工资往往很低，工作环境差，安全没有保障；同时，中国往往不但在当地开矿、开设大型企业，也开便利店，大小通吃，影响了当地人的生计，这都会对中国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丁学良(Dr.X.L Ding)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国家形象不令人满意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这种看法太过片面。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包括三个层次：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言行之间的差距。宣传力度不够是第二个层次，有些官员在国内养成的习气带到国外，对外国人也颐指气使；有些时候我们的道理对，但不会说，方式不好。但这些只是很小的原因，也相对比较容易改正。

　　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系统，但宣传的内容往往不能另人信服。宣传的功夫是练出来的，我们只有在国内让老百姓信服，养成尊重受众的好习惯，到国外才有说服力。而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我们也要勇于面对事实，而不是文过饰非，死不承认。比如四川地震中倒塌了那么多房子，你一口咬定完全没有腐败，这就很难让人信服。

　　琼约翰逊-弗雷泽(Joan Johnson-Freese)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决策部主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备载人太空探索能力的国家，中国整体的太空探索活动涉及范围甚广，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太空大国。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太空事业发展得到了双重支持——既有中国领导层的支持，又有民众的支持，这对太空探索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的太空“三步走”规划，应该说既稳健可行，又雄心勃勃。世界正关注中国的“长征5”火箭何时可发射，这对中国实现“三步走”十分关键。同时，其他国家也急于想知道，中国是否有意正式宣布载人探月计划。现在外界诸多猜测认为，载人探月实际上是中国载人太空探索的真正目标。

　　尽管中国领导人决心坚定，但太空项目庞大的预算支出仍是个巨大的挑战。中国仍在努力，使自己成为国际太空项目中一个“负责任的、可行的”合作伙伴。

　　肖克(Karim Al-Wadi)

　　叙利亚国际问题学者

　　我到中国9年了，不仅去过大城市，也去过西部落后地区。我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克服的是政府的官僚化，它阻碍了很多方面的进步。这是我过去9年的最大感觉。

　　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普遍比较好，认为中国是大哥和靠得住的朋友。大部分阿拉伯人都记得，中国曾经在自己很穷的情况下，出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这是我们的学校课本里都有的内容。

　　但现在，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阿拉伯国家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支持中国，所以我们也希望得到同等对待，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不要只是弃权，而能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经济上，中国的产品大量进入阿拉伯国家，大部分老百姓对此表示欢迎，因为没有这些便宜货他们就买不起东西。而企业界、政府就有很大的不满，认为中国只考虑出口，制造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失业，这是目前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最大不满，以后还可能越来越大，中国对此应高度重视。

　　王之佳(Wang Zhiji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司级特别协调员

　　从给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我们惊讶地了解到北京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公共汽车队伍的城市，上海很快就会完成多层次的便捷环保的公交系统，地铁网媲美纽约和伦敦。这些事实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有其具体内涵的。可此前包括我的联合国同事，对此知之甚少。

　　据统计，到2008年10月，中国有3539个环保非政府组织。这个数字前所未闻，令人鼓舞。中国政府给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大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包括在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这是国际社会愿意看到的。

　　改革开放成就的大批民营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已从为中国争面子、到国外豪华消费，转为考虑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鼓励和指导他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行低碳经济，从而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中国政府尚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