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本位的性观念变迁

　　一方面，中国的性产业很发达，全世界70%的性工具生产在中国，另一方面，固有的对于传统性观念的管制却很严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采写/《小康》记者  孙晓青  张旭

　　李银河说，曾经在中国，性就像一个被丢掉的婴孩，不受宠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性的话题又重新变得坦然。当婚前性行为、试婚、婚外恋、未婚生子等等这些与“性解放”密切联系的现象屡见不鲜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60年的光景，中国人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马古语中说：“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从“有没有子女”到“有没有快乐”

　　“男女授受不亲”的成规一直都让中国人对性有一种谨慎的戒防。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汉、唐开放的年岁，但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观念和身体仍被保守思想禁锢着。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性”乃最大禁区之一。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著名性学专家马晓年在回顾解放初那会儿的感受时，十分感慨，“最初对于性哪有像现在这么多的遐想，性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罢了。”

　　对于性，“前30年控制得很厉害”。那一时期性总是与“生育”、“卫生”、“健康”等字眼相联系的，人们对于生育以外的性知识几乎无从了解。从1949年到1977年的这个阶段被看作中国性教育的禁闭阶段。然而，也有人企图冲破禁忌。1955年，由北京的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三位医生联合编写的《性的知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性科学专著。书中有男女性交时生殖器官状态的剖面图，还介绍了一些避孕方法。“事实上，固有观念对于性的控制仍然很厉害。其中一个医生在文革的时候还因为这本书被迫害死了。”马晓年不无惋惜地说。

　　中国人真正感受到性观念变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新《婚姻法》的公布和提倡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让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个看起来和性并不直接相关的事件改变了中国人此前性是为了生育的观念。人们逐渐地感悟出，原来性也可以用来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区之作，这两本书激活了中国的性学。很多人因此才发现原来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那以后，人们意识到性可以光明正大地摆到台面上了，于是在1988年，中国掀起了第一次“性学热”。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性医学刚刚兴起，那时候少数几家医院成立了门诊。当时来看阳痿等男性病的人很多，每天门诊前都堵满了人，很多人在文革时期就感觉到了问题，但却等了十几二十年才来看病。尽管人们在医生面前对性已少有避讳，但传统观念的束缚依然存在。当时我们想拍个影像记录下来，就取门诊前一个镜头，本来门诊前堵满的人一看有机器拍一下次全跑光了。”马晓年笑着说。

　　如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说的那样，性的开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为性的开放提供了可能。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朝着多元化方向进发，中国人也逐渐接受各种新的性观念，并开始乐于将其付诸实践。中国的性观念日趋多元、开放。

　　从“性格不和”到“性不和”

　　一位社会学家说，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

　　他只说对了一半，女人对性的禁忌不只是因为社会的属性，也因为生理的属性。于是，独生子女政策对女性性观念的改变显然更为明显。专家指出，这一政策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们减少了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与担忧，从而使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时间增加了，女性自身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出来。

　　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记录下了女性的这一变化。上90年代初期，更多的文学作品是抒发性经验的表达，如陈染的《私人生活》。1996年以后，在“女性文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就是被人们称为“身体写作”的时尚女性文学，卫慧以《上海宝贝》中更加赤裸的文字向人们展示都市年轻女性的性观念，还有棉棉、安妮宝贝等；2003年最为轰动的当属木子美的《遗情书》，其中露骨的性描写让其一夜成名。

　　这些作品传递的大量性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女性在性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原来的羞于启齿，到欲说还休，再到公开讨论，最后到质量的要求，其间的变化翻天覆地。

　　2009年3月末，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女性性福指数调查报告》中，对自己性生活感到满意的女性只占32%，而这也大大给女性的工作、生活，尤其是家庭带来了影响。其中，有63.9%的女性认为影响很大，认为不太大的女性仅占比13.1%。有专家指出，女性对于婚姻中性的期望、祈求和评估标准已经开始超过男性，她们的感知更为敏感和细腻，因此，女性的失落、不满和改变也开始超过男性。

　　最严重的后果是以离婚的方式进行表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离婚率在不断提高，离婚对数从1985年的45.8万，扶摇直上到2005年的178.5万。根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共有226.9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比上年增加17.1万对，增长幅度达8.1%。

　　“这么多人会离婚，原因很多，虽然更多的理由都是夫妻性格不合之类的，但私下去调查了解，有很多都是因为性问题而分开的，比例很高。”马晓年表示。对此，很多学者都持相似的见解。有调查显示，在分析原因时，性的因素占到第一位，占比35%。也有学者认为离婚的主要原因来自婚外情，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婚外情也是性问题，是配偶和他人的性关系问题。

　　“从性中解放”还是“让性解放”

　　在中国人的性观念已颇为开放的今天，也许借用福柯“从性中解放”与“让性解放”的概念来理解当下中国人婚姻中的某些问题，不失为适。

　　李银河曾在《虐恋亚文化》中介绍道，西方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先后经历了两次“性革命”。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大量的性交与乱交，第二次则注重保持对性的热情与兴趣。对此，李银河评论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性的解放，而第二次性革命却是从性中解放出来。按照福柯的思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种与生俱来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来，而是从这些所谓‘欲望’中解放出来。”

　　在中国，人们“从性中解放”及其“让性解放”的进程似乎是同时进行的。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诉诸自杀。“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一个加拿大妇女代表团到学校访问。会上我非常严肃地向加拿大专家询问，在加拿大，有多少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加拿大专家听了笑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应该问有多少人没有婚前性行为。’”夏吟兰说，“这样高比例的婚前性行为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今天我们做相关调查的话，恐怕也要反过来设计问题了。”

　　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据说最初来这里买东西的人大多都是立领、口罩、大墨镜的打扮，而开店人也不得不承受类似“淫店”、“流氓”的责骂。但是今天，人们在面对已属常见的性用品店时再无半点惊讶，因为开发“性”的愉悦和保健功能早已成为中国人眼中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在性被大量的科学、社会学话语解读之后，在人本理念得到强化的新一代中国人摆脱旧式性观念的禁锢，继而开始主张性权利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放弃了对“性”的必要控制，如果控制仍有必要的话。

　　《小康》联合新浪网有关婚外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的男性为60.8%，女性为47.9%——这样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中国人在朝着“让性解放”的方向已走出很远了。

　　在人性与制度的关系趋于紧张时，人性时常也会在人本主义的呵护下获得某种正确性。于是，也许婚外性行为的大量增加也会被视作人“从性中解放”的深刻表现。然而，以此为名的婚外性行为，以及以挑战制度的方式“让性解放”，至少目前还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因为也难免成为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衅。

　　为性教育解套

　　“一方面，中国的性产业很发达，全世界70%的性工具生产在中国，另一方面，固有的对于传统性观念的管制却很严厉。”马晓年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中国对性的管制以及对性教育的管制一直都是严厉的。”

　　有学者将中国的性教育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49年到1977年为性教育的禁闭阶段、1978年到1987年为性教育的萌动阶段，1988年至今为性教育的发展阶段。马晓年认为中国的性教育，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性教育虽然一直都在做，但是做得不够好，从整体来看，国家对性的管制仍然严厉。

　　“可以说国家对性教育是重视的，但由于我国教育体制中过分重视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的素质教育，中小学的性教育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很多青少年仍未接受性教育，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所受教育的内容中与性法律相关的知识微乎其微。”马晓年说。

　　性教育“缺位”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马晓年接触到的很多咨询案例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或社会上错误的宣传导致的性压抑等问题。此外，中国高得惊人的人流数从侧面也反映出中国性教育的不到位。

　　“瑞典性教育做得很好，他们的人流数控制在3%；英国的控制在5%；美国一些州对于性教育是禁止的，从整体看他们的人流比例是15%。而我国的人流比例高达50%。在我国的不孕症患者中，1/3的人曾拥有健康的身体，但由于性知识不够，多次人流后人为造成不能生育。”马晓年说，“当下应该为性教育解套，别那么多限制，对于必要的图书、音像制品应该像国外学习分级制度管理，科学地对待性知识和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