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余力 整理

　　致敬词：在利益至上的国际资本市场上，胡祖六扮演了一个现代士大夫的或者说人文主义者的角色。30年来中国从全球体系中的边缘人逐渐成为主角之一，在这个进程中，胡祖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从湖南乡村走到哈佛大学，此后二十多年，在国际一流专业机构中，他始终在以西方通用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研究、诠释中国的经济和改革，帮助中国学习西方，帮助西方了解变化中的中国

　　哈佛，伊甸园

　　从事经济学的人，不只是出于单纯的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确实要把社会和民众的福祉也装进去

　　1980年代中期我出去留学，学习经济学，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早期，在多年的闭关锁国和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后，中国对现代经济，尤其市场经济，需要更多了解，我有一种很大的使命感，有很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哈佛毫无疑问，可能今天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学习中心，不只在理论上很有建树，而且在美国，乃至对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力也非常巨大。比如马丁·菲尔德，他当时是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有我个人比较接近的老师拉里·萨默斯，他很年轻，就已经是政府的一个重要智囊。

　　●小传

　　胡祖六，1963年生。受湖湘文化激荡，初探科学救国，后为经世济民。因改革开放得求报国之路，不管哈佛、清华、洛阳工学院；以专业研判叩开中西之墙，无论IMF、高盛、达沃斯论坛。能够在非常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下，接触到名师，又能够去探讨很多当代经济学最前沿、最尖端的一些问题，同时有机会观察全球最发达、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美国经济——的具体运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哈佛，应该说是我个人的伊甸园，对我的专业生涯，对我人生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岁月。

　　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名词的来历，就是经世济民，不仅仅是为了自娱，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要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首先当然是出于求知欲和好奇心，其次是因为经济学能够解决很多现实中活生生的问题。萨默斯就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每做一项研究，都是跟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比如说税收政策，怎么样能够刺激就业，或者刺激研发的投资，或者说提高国民的福利。

　　我相信比起更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经济学有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特点，就是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经济能够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国民的福利。这个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就决定从事经济学的人，不只是出于单纯的一种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确实要把社会和民众的福利也装进去。

　　IMF生涯

　　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些重大的结构改革，规模之大、魄力之大，而且执行之快，绝不是所谓的缓慢的渐进的方式

　　我感到，我们要把现代西方经济——不止是理论，还有实践，包括运作的模式、制度、经验——全数介绍引进到中国来，所以毕业之后就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性的经济组织，而且中国是成员国，那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专业平台。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学习，更多是一种实习、能够得到第一手经验的一种机会。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拉美债务危机进入尾声，但还没有完全平息。同时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东欧转型搞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因为政府不稳定，以及很多经济决策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再到经济衰退，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IMF为这些麻烦中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包括金融的援助，来帮助他们稳定经济，实现转型。

　　同时，中国是IMF很重要的成员国。1990年代初，中国也处在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但当时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这时候，IMF作为一个国际上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机构，向中国政府提供宏观经济政策的磋商和技术援助，包括官员培训。

　　1990年代初，在IMF，我作为少数的中国籍的经济学家，参与了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磋商、官员培训，特别是中国当时正在酝酿的一些重要的改革，比如说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外汇改革……这是非常激动人心、非常难得的一种经历。

　　整个经济学界都把中国的改革模式区别于东欧苏联的，说我们是渐进的，而他们是所谓震荡疗法、休克疗法。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偏颇。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些重大的结构改革，规模之大、魄力之大，而且执行之快，绝不是所谓的缓慢的渐进的方式。那是非常大手笔的，非常非常有气魄的一种重大的改革。

　　比如说像税制改革，其实国际上税制改革，往往是高度复杂、高度敏感，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往往会导致政府垮台和社会不稳定这样一些高风险，要推行财税改革，那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决定。但令人惊叹的是，这么复杂，这么高风险，但中国决策、执行都这么快，而且实践证明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是世界上罕见的成功的税制改革之一，而且因为那次改革，给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后来的长治久安，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

　　回顾1990年代的那些改革，中国由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模式的过渡，从饱受通货膨胀困扰、高度不稳定、大起大落这么一种经济结构，过渡到宏观经济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结构，经过了亚洲经济危机的检验和洗礼，我觉得当时的改革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改革者、中国政府，有一种非常开放的胸襟，目标就是要改革开放，要吸收国际的先进经验和最佳惯例，所以他们对世界银行和IMF这些国际组织的建议非常重视，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团，到世界各地去看各种模式，非常饥渴地吸取建议和教训。萨默斯那时候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他对我说，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他发现中国人是学习能力最强的。

　　我在IMF工作这么多年，看到很多新型市场国家，少有这么成功的案例。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也更加坚定我对中国的经济未来的信心。

　　达沃斯论坛：为中国辩护

　　我是一个外围的独立的经济学家，作出这样一个判断，而且要用西方能够看得懂的分析框架、分析手段去证明，为什么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应该贬值，我是第一次感到这么大压力

　　IMF之后，我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做了一年多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是一个非政府机构，成员中有很多全球大企业，所以跟企业贴得更近一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当时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于中国，有各种议论，很多将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

　　我写了很多文章，来说明亚洲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自身经济不平衡，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太多，以及自身银行体系的一些问题所引起的，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对当时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的人民币贬值问题，我做了很多研究。中国确实有面临内需不振、外需消失这么一种挑战，但刺激内需是靠扩张性的，那时候叫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结构改革，比如说住房的改革(当时确实对推动中国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一种作用)，而不是靠人民币贬值。当时外贸下滑，是因为危机导致亚洲地区经济衰退、没有外需，仅仅依靠货币贬值，达不到刺激出口的效果，反而会加重人心惶惶，使已经饱受重创的亚洲经济雪上加霜。

　　说明了人民币不应该贬值，也没有必要贬值，但是能不能保证不贬值呢？中国政府，比如说朱镕基总理做了郑重的承诺，三大承诺之一就是人民币不贬值。但是市场还是非常怀疑，而且市场有种奇怪的心理，觉得往往政治家说不贬值，最后结果都会贬值。

　　当时我好几次在国际会议上都碰到克鲁格曼，都争论同一个问题——人民币会不会贬值。

　　像这样的争论中，要用西方能够看得懂的分析框架、分析手段去证明，为什么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应该贬值。那时候真是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很多很多报告，虽然事后证明我坚持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但当时我是第一次感到这么大压力——平常做研究，比较自由，你讲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的，也不一定怕什么责任，但这次你处在众目睽睽下，处在市场的最前沿，你的对和错，对个人声誉那是压力非常非常之大的，我本来就神经衰弱，那时更是经常失眠。

　　做了这么一个判断，对我当然也是一种洗礼。

　　当初中国政府做的维持人民币稳定的决策，是中国的一个独立决策，我只是在外围，我的判断与之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对帮助公众，包括国际投资者，去理解这个政策，我想我的很多分析和研究，还是能够有所帮助的。当时我有这个机会，确实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我很佩服中国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表现出的清醒和智慧。亚洲金融危机平息之后，中国是个最大的赢家。中国经济不但是成功地接受考验和洗礼，而且经济越走越强，越来越有实力和影响，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如果未来历史学家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历程的话，我想1990年代是重头戏。因为这种情结——你希望中国好，希望帮助克服对中国的很多怀疑、很多偏见，当时肯定有这种使命感、责任感；但同时，你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知道光做中国政府的传声筒或者辩护士是没用的——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评论，再怎么样，人家会自动打折扣——所以，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专业人士，一个经济学家，但是我关注中国，了解中国，我的分析方法、手段，是一种公认的、经典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我是用实证的手段，而非价值判断，我不是说应该是什么，而是把很多宏观的、微观的数据拿来分析、比较，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建立一种可信度和专业的声誉。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再想为中国做事情，为中国去辩护，那是无济于事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那时候，我过去的同学和老师，比如萨默斯，也和我保持联系。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整个亚洲金融危机中，他和财长鲁宾、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被视为拯救世界经济的三驾马车。他经常与我通电邮和电话。有一次，新闻报道说，中国准备重新评估一些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萨默斯第一个就打电话给我，向我了解情况。有这么一种渠道能够进行交流，我觉得也还是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