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

　　曹思源：很多话他们不能说，我能说

　　“我认为我下海做研究，并不亚于在国务院办公厅做研究，因为我有独立性。”

　　文/邝新华

　　对于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来说，1987年的一件往事，记忆犹新。那是在一个名叫《时局与选择》的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对准了场中的演讲台。在众多的发言者中有一位叫曹思源，他放了一炮，在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人大入手，建议实行人大旁听制，电视台同步直播人大会议，让老百姓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必坐飞机，不必坐火车，不必跋山涉水，打开电视就可以旁听人大会议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之后，《焦点访谈》开始播放座谈会上的场景。制片人从当时的演讲者中选出十个，曹思源的演讲放在了第一位。旋即雪片般的信件寄到中央台，曹思源也很兴奋，匆忙赶到电视台把信件都复印了带回家。“老百姓很赞成，评价很高。”

　　但后来曹思源接到命令：以后不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到电视台发表长篇演说。像其他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曹思源只能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在媒体露面。“其实他们不是没话可说，而是他们的话大多一针见血。”

　　这是曹思源在讲述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如何成立之前的开场白。

　　下海——“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的兰德”

　　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到现在六十多岁的他还在为自己当年的顽皮事迹感到兴奋：“在国务院时，领导让我起草文件，我就偷偷地塞进我的私货。譬如说，论证破产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下海之时，曹思源有两个选择：四通和首钢。首钢已经发出商调函，希望曹思源去组建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首钢是部级单位，铁饭碗，而且首钢当年在股份制改革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或许是曹思源对国有单位已经失望了，或许是曹思源有着更大的理想，他选择了四通给他的泥饭碗——历史证明，这个饭碗实际上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四通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民营IT企业，相当于现在的联想。四通希望他进入公司，为四通做公共关系维护。而曹思源的目标是办一个研究所，还要研究社会问题。最后协议是，曹思源成立一个研究所，四通每年支付18万经费，挂上“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牌子。相当于四通成为曹思源的投资人。

　　与此同时，曹思源已经准备了两个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和“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是用来咨询挣钱，后一个牌子是用来研究实现理想。那时是1988年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两年后，四通易帅，接班人不想花这个钱了，曹思源就把四通的牌子摘下来，在抽屉里翻出这两个牌子挂上，真正走上“民营”的道路。

　　1988年12月3日，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后不久，曹思源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访问。曹思源利用机会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他发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都是非官方的。

　　“给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跟美国政府相反。美国政府经常委托兰德做研究，但没有一个条件是——你的观点要跟我的一样。”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

　　曹思源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第一单——“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钱是要付的。”

　　“下海就不要寄希望于谁给你公平，谁给你条件，都要自己创造。”

　　曹思源下海后的第一个项目来自深圳市政府。在他还没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就找过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个企业破产，想让曹思源做方案，策划一下。

　　到了四通以后，曹思源试探着打电话过去，说明已经下海，是否还需要咨询——现在是商业机构，要收费。

　　深圳那边也很爽快：没问题！

　　曹思源很高兴，马上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连夜看资料，召开座谈会。曹思源跟当时的市长提起咨询费的事。市长说，没问题，这是应该给钱的。双方签下了一个5万元的咨询协议。一个星期后，曹思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时破产，5家的影响太大。应该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开。并把整个法律程序的执行步骤详细列在后面。

　　事办完了，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问起咨询费的事，那边却说：“哎呀！会计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钱无望，只好赌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带回去的路费，你不给钱我不走。”深圳市体改委不得不给曹思源一行买了两张飞机票回北京。

　　“咨询好做钱难收。”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着协议专门去讨债。深圳那边继续推托。好不容易最后追到债了，“但不是头给的，是办公室主任给的，相当于他个人对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曹思源收下5000块钱离开了深圳。

　　为国家谋——“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

　　“智库有两种，一种是为国家研究，一种是为企业研究，我90%的时间都花在了国家政策研究上。”

　　之后两年间，曹思源在四通再也没有做咨询项目，而是全心投入到议会民主改革的研究里来。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用曹思源的话“都是赔本的事”——“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研究宏观问题，而且有时还受到打击”。

　　即使在四通研究所关门以后，曹思源仍然没有放弃宏观问题的研究。宏观问题是国家的事情，谁会为国家问题的研究支付费用？

　　“如果你研究一台电扇，倒还能卖出点钱。我们研究修改宪法，谁会出钱支持你？尤其是宏观问题方面的研究，当局不一定喜欢。”

　　曹思源不得不以企业破产咨询来维持生计。“有些企业破产了，不知道怎么办，找我了。”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精力不够，如果宏观研究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一些微观咨询项目。我赚钱靠破产咨询，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的方式。”这种过渡方式一直持续到2009年本次采访的那一天。

　　曹思源说：“虽然我们所实力不雄厚，惨淡经营，但我们的员工工资从来不拖欠。”现在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编8人，二十多年来做了一百多个项目。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国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

　　下海21年后，这位中国民营智库的先驱已经在北京北二环边上买下一套商住房，不远处就是首钢国际大厦，多年前他放弃的一个选择。几个牌子也一块跟着曹思源来到这个新地点，结束了21年来流离的生活。他的助理说，这边是办公区，那里是住处，曹老工作累了就直接到隔壁休息去。

　　“20年来，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