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玛大毛拉告诉我，他的任职补贴提高到了每月760元，比去世的沙迪克·卡热·阿吉提高了160元。政府还为他配备了一辆桑塔纳2000汽车，并有专职的司机，因为每天早晨的礼拜要穿过喀什又黑又细的小巷子。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采访中，居玛大毛拉揣在长袍子中的手机响了，他摸索着从胸前掏出来。听得见里面是一个少女又尖又高的撒娇的声音，我猜想那可能是他的女儿。有趣的是，手机的铃声设定的是那声悠长的召唤：“安塞拉甫——哈依鲁木比乃——那吾来——”。

　　这个细节让我感觉和这个神秘威严的老人很接近。而我的感慨是，一个如此高位的宗教人士，却那么平俗而真实地生活着。

　　宗教本来是个人化的内心信仰和崇拜，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之一，世界没有哪种宗教是教导人与社会为敌、以人类为敌的，除非是邪教。然而，“宗教极端势力”正是利用宗教为掩护非法活动，喀什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买买江·夏吾冬向我介绍，喀什曾经一度是非法宗教活动、暴力恐怖分子活动的重灾区，因此喀什总结出一些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的经验，比如少数民族干部联系清真寺，与宗教人士交朋友；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等，这些经验被称为“喀什经验”。

　　在新疆的城市乡村，我看到了真正的宗教生活，它是纯净的、平和的、向善的。

　　65岁的阿不力孜·阿不都拉是喀什市的一个依玛木(宗教职位)，他主持的清真寺是喀什815个清真寺中最小的一类——只能做每日五次的礼拜，不能做居玛日(星期五)和节日的礼拜。

　　阿不力孜·阿不都拉同时也是一个小商店主，他的生活一半是宗教的，一半是世俗的。每周除了周五之外，他要每天到清真寺里主持五次礼拜。天不亮起床，礼拜回来，打开小商店的窗户，生意就开始了。晚上，关上小商店的窗户，去主持最后一次礼拜，一天就结束了。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艾提尕尔清真寺旁边的于木拉克希海巷里，过着最普通但是却是有信仰的生活。

　　信仰是人类心里的一种美好感情，对于许多教民来说，信仰更多地是个人内心的需求，信仰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认识的阿木提·阿吉是喀什市一个经营毛布店商人。对他来说宗教在现实生活面前，已经大大地退让了。阿木提·阿吉从16岁自己独立开店，现在他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穿行在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进行着他的国际贸易，但在宗教生活上，21岁的他已经可以在名字的后面加“阿吉”二字了，这说明他已经到麦加朝过圣了。

　　伊斯兰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是生活指南和生活原则，他奉行着宗教的训诫，不抽烟不喝酒。但他不一定每天五次礼拜都到清真寺里去做，因为大多数时间他奔波在经商的路上，但是，到了宗教节日这一天，他一定会到艾提尕尔清真寺去，这是一个必行的仪式。阿木提·阿吉是喀什许许多多伊斯兰教徒中的一个，他们信仰，并把生活和宗教安排得妥当均衡。

　　无论是高大的殿堂，还是简陋的小寺，信仰都在里面居住。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见过最纯净的信仰，不是在清真寺里，而是在沙漠人家插几根木棍分隔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在沙漠里是没有条件建一所真正的清真寺的，但一样有信仰留驻的洁净的地方；还有在罗布泊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男人们进山放牧，村里留守的都是妇女，但这个女人村里有两个男人，一个是老阿訇，一个是年轻的山村教师。老阿訇负责从孩子接生、命名、结婚到一个人入土死亡的所有仪式，教师负责教育山村的孩子。每当这两个男人从村里走过，妇女们都会站起身来向他们行礼、鞠躬，因为这两个人的存在，这个山村充满了宁静和自满。

　　人类是会信仰的族群，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信仰，经过几千年的文明淘洗，宗教已经渐次走出了对政治、对法治、对人类生活的干预和控制，转而固守信仰，变得更加纯粹和洁净，这才是宗教的本意。

　　【三】商业背景下的改变与不变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新疆有两个词可以代替：遥远、偏僻。但新疆巴扎上的商人却不这样看。在他们眼里新疆是中国离欧洲最近的地方，他们只需要一转身，就能从新疆的任何一个巴扎出发，走遍中亚，走遍欧洲。

　　巴扎，就是市场、集市。在新疆，除了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外，许多城乡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人们在约定俗成的巴扎日聚集在一起，贸易和交流，而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绿洲，都有自己的巴扎日。这种以巴扎日聚起世俗生活的传统源自于丝绸之路商业与贸易精神，而新疆现在最著名的两个大巴扎，一个是喀什的中亚市场，一个在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喀什的中亚市场还保持着定时一聚的传统，每周的星期日是它聚起上万商贩的时刻，而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早已变成了一个常设的综合市场。

　　现在的乌鲁木齐没有保留下更多的历史，但二道桥子不同，乌鲁木齐建在一条漫流的河滩上，二道桥子就是架在这座河上的第二道桥，二道桥子的新疆风情在那个咬得很重的“子”上，当地人说二道桥三个字时像蜻蜓点水一样快速，而把“子”重重地咬住。新疆话特别多“子”，拉条子、烤包子、杏子梨子、洋缸子(妇女)、巴郎子(小男孩)。

　　二道桥子是一个水很深的地方，这里有国际富商，也有摆几元钱小摊的贩子；有呼风唤雨的英杰，也有沉滓污流。热比娅就是在二道桥子支一张木床摆地摊起家的，二道桥子到中亚国际市场，到身家2亿元的女首富，她只用了十年时间。

　　二道桥子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摊市场了，一座颇具民族风情的大巴扎建立了起来，白天这里做着中国和世界的生意，晚上这里天天歌舞，演绎着新疆的民族文化和风情。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就在这样的商业气氛催生下渐渐地变了，你会发现，乌鲁木齐在向两个方向变化，一方面更国际化，一方面更具民族风情。而这种变化在离乌鲁木齐两千多公里的喀什市场里也发生着。

　　无论是喀什的大巴扎还是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里，那里的商贩不仅仅是一口流利的汉语，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这几年二道桥子又流行俄罗斯语，而专对商人开办的英语、俄语培训学校也形成了一个产业。

　　在喀什的香港巴扎做了13年金银首饰加工的买买提明江的中心在香港。他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看香港当天的黄金交易价格。买买提明江细长的手指迅速在计算器上跳动，不到一分钟，一长串美元兑换人民币换算之后，给出了我采访他那一天的黄金价格：香港当天的黄金是每克人民币151.9元，这一天他把他的名叫“艾外斯”的金银首饰店的黄金价格定在每克152元。

　　国际化让新疆的商人意识到民族化的商业意义，因此，无论是街头小餐馆还是大买卖，都在强调着民族特性。而国际化同时也是对民族化的挑战，其中的压力和考验并不只是一个民族面临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世界问题。

　　在喀什，一个“见过世面”的商人的选择是，让自己的孩子小学时读维吾尔学校，这样不致于后代不懂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学开始就读汉语学校，并做考出新疆到内地读大学的努力。喀什市二中，是喀什最好的中学，这个有6000学生的中学是很难进去的，而进入其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个个都是成绩优异者，他们在这里和汉族同学一样埋头苦读。

　　门打开了，不光有出去的新疆商人，还有进来的中亚商人。巴基斯坦商人米斯巴扎提和妻子及孩子用旅游签证进入中国，从一名走商逐渐做大成为了坐商。他在喀什租了店辅，租了居住的房子，用夹杂着生硬维语的英语和客人讨价还价。“喀什是一个好市场，这里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说。

　　米斯巴扎提将喀什的苹果、葡萄运往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将巴基斯坦的地毯、铜制工艺品、衣服运往喀什。1公斤喀什的葡萄运往拉合尔市刨去运费关税等所有费用后能挣1元钱；一块巴基斯坦小方毯在喀什也能挣到1元钱。而他明白，喀什的市场稳定对中亚市场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喀什的葡萄、大米上涨一元钱，就会引起中亚各国市场的震动，而喀什的鸡蛋运到巴基斯坦每个可以买到9角钱，这几乎是喀什的一倍。如果把喀什最普通的铁钉、铁丝、电焊条等小五金发往战后的阿富汗，一个月就可以挣100万。而只要中亚的战火和恐怖事端稍有间歇，总有坚忍不拔的商人行走在这条古老的贸易大道上。

　　商业带来的裂变有表层的，也有看不见的深层次的。

　　朱明俊作为《新疆日报》的摄影记者，在他的镜头里，艾提尕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艾提尕尔广场，曾经是一个杂乱的小摊小贩的天堂。烤肉摊冒着浓烟；蒙面的妇女摆着几个染红了皮的鸡蛋卖；行乞者摇着“萨依冬”唱着歌……

　　艾提尕尔广场，还曾经是一张温暖宽阔的大“地毯”，白胡子的维吾尔老人半躺在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墙根下，眯着眼睛晒太阳。广场中心有不大的花池，雕塑着几个极为写真的大红石榴——喀什人最喜爱的果实。

　　现在的艾提尕尔广场一律用淡棕红色的砖雕做出伊斯兰建筑的风格，蓝色的幕墙玻璃闪闪发光，整个广场设置了数个喷泉，地面全部用淡土色的砖贴过。这种装饰，和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市场风格遥相呼应，用现代和时尚解读着民族特色。

　　一个时代退潮了，它所携带的象征物也随之退去，艾提尕尔广场就如一个宽阔的胸膛，包容着一切。

　　和四周簇新的建筑相比，只有艾提尕尔清真寺看上去有点破旧，没有多大的变化。“其实，艾提尕尔清真寺也变了。”朱明俊又摇着头否定自己刚才的判断。“过去它会毫不犹豫地拒绝，现在它变得宽容了”。

　　维吾尔妇女原来也是禁止进入寺内的，现在当礼拜结束的时候，她们也能进到清真寺里，不仅如此，清真寺里还有了女性导游。过去，女性游客穿着无袖上衣和短裙是不能进入的，现在艾提尕尔工作人员准备了漂亮的艾得丽丝绸，将丝绸围成披肩和长裙，就能进寺参观了。每当进行礼拜的时候它都要清场，游人、妇女、孩子一天会几次被请出清真寺。这时候的艾提尕尔显示出它神性的庄严，一群群大胡子的男人们鱼贯而入。但是，二十分钟礼拜一结束，它立即是游客和商贩的。几个十来岁的小孩首先冲上艾提尕尔的台阶，用维吾尔语大声叫卖：“袜子，袜子，两元钱一双。”

　　商业的力量是强大而无形的，它有致命的消蚀能力；它在人们毫不察觉中生长，挑战着传统，在无形中改变着一切。而面对改变是要丢掉一些东西，还是守住一些东西，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也是需要智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