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还是带着桂冠离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北京报道

　　2009年7月11日上午，在北京仲夏闷热的空气里，学术大师季羡林，带着他那如空谷传音般旷远绵邈的思想，驾鹤西去。天堂里，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他钟爱一生的印度梵文。

　　继钱鍾书、钟敬文、启功、林庚、王元化、任继愈之后，又一个大师遽归道山，绝尘而去。

　　1911.8.6—2009.7.11，容忍而温和的季羡林走完了漫长而淡泊的一生。

　　不戴“国学大师”的桂冠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其实，他是大师，不是国学大师。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是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写下的文字。这里的三顶桂冠分别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他说，“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对于国学，季羡林显然是没有倾其全力。

　　对于被称为“国学大师”，季羡林说，“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然而，辞世的季羡林，还是没能摘掉这顶桂冠，“国学大师”称号频现于媒体和公众悼评中。

　　季羡林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在印度古文字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领域的研究高度，当下无人企及。但是，非要给“大师”戴个帽子的话，那应该是“印度学”、“东方学”而不是“国学”的帽子。当然，看淡名利的季羡林，并不关心这顶帽子的高度，他不喜欢这种“黄袍加身”的感觉。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美国《侨报》对此评价说，与季羡林相比，当下余秋雨、于丹等“大师”做派不足一论。单说近年走红的导演、作家、书画家、经济学者一概皆作“大师”状，以致“大师”称谓几乎成了负面流行语，与“专家”、“博导”一样饱受舆论诟病。

　　但是，自称连“国学小师”都不够更遑论“大师”的季羡林是有国学深厚功底的。作为泛“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人，季羡林前后的那一代学人都是中西学兼修的，病榻上的他还能背诵几百首古诗和几十篇古文。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前清状元王寿彭是当时山大校长。在王寿彭的影响下，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古文水平极高。季羡林的国学之路由此起步。然而，1930年，季羡林考入的却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他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让他对研究梵文和巴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很快就被复杂的人事关系弄得十分不堪。这时，冯友兰代表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合同，季羡林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

　　1935年，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德国是当时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国家，汇聚了世界知名的梵文学者。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西欧各国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留德十年”，他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至此，季羡林学涉中西，但他还是自认为不足以忝列国学大师之列。

　　大师之交

　　“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季羡林的人生际遇与国学大师们交结在一起。这些或师或友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了季羡林一生。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季羡林的人生态度，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影响季羡林的学术态度，而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冯友兰、胡适、汤用彤、陈寅恪，让季羡林常怀有感恩之心。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陈寅恪先生将他力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长汤用彤。傅斯年告诉季羡林，按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只能给副教授职称。一个星期后，汤用彤告诉季羡林，他已转为正教授，北大还专门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

　　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有了密切的接触，在季羡林眼里，胡适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为一时俊杰，对胡适极为敬重。季羡林的学问之道，也让胡适对这个后学偏爱有加，直至晚年还曾评价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1999年，季羡林以88岁高龄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行三叩大礼。他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从“留德十年”到“文革十年”，季羡林经历了太多，从妻儿分离到自杀未遂，思绪如惊涛骇浪，自是五味杂陈。

　　1962年胡适猝然逝世，季羡林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季羡林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为昔日先生说话，季羡林终于有了说话的勇气。之前，在一系列批斗面前，他始终保持沉默。

　　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季羡林说，“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良心，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表达了对恩师和人生领路人的敬意。

　　四年后的1999年，季羡林在胡适墓前感怀，忆起“伯牙绝弦”的典故，“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这8个字是季羡林给自己的评价。

　　未了的“大国学”

　　“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行至暮年的季羡林先生，视线一度从东方学转移到了国学。

　　季羡林不是自己要扎到故纸堆里研究国学，而是振兴国学，2007年3月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而中国化了的成果。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时期，从黄侃到章太炎再到吴宓。三位先哲的观点综合起来，国学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的优秀的中国学术文化全体。但关于这一概念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

　　季羡林先生认为，国学是一个俗成的概念，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德国俗语，意为不清醒的人)，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

　　季羡林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故意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现代‘华学’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把国学称为‘华学’(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季先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晚年提出的‘大国学’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慢慢融合的过程，是各个民族和地区一起缔造的，也是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沟通一起形成的，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说，相对于西方化概念的“东方学”，季羡林研究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意义上的“大国学”，季羡林“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与西方人的东方学，立场完全不同。

　　然而，“大国学”提出了，传承人是谁呢？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季羡林历经了千回百转的人生。他宣统三年出生，经过清王朝、袁世凯的洪宪、国民党的统治，一直到解放，走过“文革”，走过改革开放30年？?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季羡林为学术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也经历了师友亲朋不在的孤寂和丢画事件的纷扰。

　　100虚岁的人生，季羡林身边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去——夫人、女儿、女婿都在十几年前去世，与独子的关系也是断绝13年，直到季羡林生命的最后半年，父子二人才重归于好。多年来，最让季羡林怀念的就是他由“老祖”、妻子和他三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1995年季羡林在《我的妻子》一文中说，“1962年，老祖同德华从济南搬到北京来。我过单身汉生活数十年，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个家。这也是德华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季羡林所说的“老祖”，是他叔父续弦的妻子，而叔父是当年倾注全力支持季羡林读书的人。

　　1994年夫人去世后，季羡林说，“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老朋友也不在了。“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50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在大陆，胡乔木、臧克家、沈从文等也都先他而去。季羡林说过，他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在他去世前一天，他用毛笔写下“臧克家故居”五个字，算是对多年老友天人一隔的慰藉，第二天一早便就会友而去。

　　在半年多前，围绕着季羡林身旁的新闻都是诡异的“季羡林丢画事件”。因为丢画事件，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被世人尊重的老人的凄苦之处。

　　关于丢画事件，季羡林事前并非不知情，但还是选择了忍耐，一如他面临的历次风波。因为季羡林说过，“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而“真”是季羡林先生识人交人的标准。他说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