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学生已两鬓斑白，先生的风采却始终未改

　　-本刊记者/许荻晔 苏枫

　　桃李满天下的季羡林逝世之后，他的同事、朋友、弟子和再传弟子纷纷赶到北京，表达自己的哀悼。他们的回忆逐渐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季羡林复原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张光：他根本不要弟子磕头

　　张光：1937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1980年调入北大跟随季羡林工作。

　　我南开中文系后到北大东语系进修，教东方文学，研究泰戈尔。正好季先生需要一个既了解南亚又了解中文，又能编辑的人，所以他就同意我到南亚研究所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编辑他的文集和《东方研究》，他是《东方研究》的主编，我是副主编。我和他一起编辑了《东西文化议论集》，60万字，最后我退休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做《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的学术我不懂得。吐火罗文只有他能看得懂，梵文则是他的弟子在做，其他的都是中文著述。季先生不喜欢参与到政治斗争这种龌龊污泥里面去，但是他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爱国。

　　他每天在医院里都要读报，他眼睛看不见，每天都让秘书给他读报，读《参考消息》，读《光明日报》。

　　季老在301医院住了六年，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前几年季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去世了，他的妻子就来看季先生，一边说一边哭，季先生也哭起来了，他的病情就加重了。

　　为了这件事情就赶紧转移病房，从此李玉洁老师就卡得比较紧，后来到06年以后李老师生病了，就换上杨锐，杨锐就比较开放，一般的他的学生弟子们愿意去先打电话联系都可以去看。

　　举一个例子吧，钱文忠给季先生磕头。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根本没有打招呼。钱文忠跟杨锐说我来给季先生拜寿，那季先生说可以，让他进来吧。哪里想到一开门，后面就跟着中央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钱文忠)马上就跪在地下立刻就磕头，季先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而且马上说“我像往年一样的每年来给你磕头”，他以前从来没有来(磕头)过。然后立刻就在中央台播了。

　　大家就觉得很滑稽，怎么你的弟子都21世纪了怎么还磕头啊。08年我和他的几个弟子七八个人一起去给他过生日，哪里磕头了，我们就是唱祝寿歌，和他一起高兴的聊天，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季先生自己并不在意过生日这种形式，但是大家很在意，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甚至过去外国大使馆都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喜欢这种事情，但他也不会拒绝，这是他的性格。

　　更早时候一个北大的学生想去看他，又不敢敲门，就在他家外面走来走去的，他看见了，怎么走了半天都不进来，他就推开门，“你是找我吗？进来进来。”他的门是这样，谁都可以进来。后来学校觉得这样不好，您岁数大了，谁都可以进来，干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研究，所以就在门上贴了一个告示，说要先打电话跟秘书约定时间。贴了以后季先生就不高兴，觉得人家来看你，怎么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季先生不擅长说，他都从他的文章中表达出来，他的学术地位，他的社会地位都很辉煌，但是他的内心很孤独。他很早就失去了母亲，他的婚姻是封建包办的。

　　他当时和德国女子恋爱，剑桥大学又下了聘书，你就不回国就可以吧，在解放前根本没有离婚不离婚一说，你结婚以后就到了剑桥去当教授不是很好吗？他不，我一定要回来为人夫、为人父，负起责任。

　　他认为为能别人想百分之六十以上就是好人，就我跟他的接触来讲，他替别人着想，绝对不止百分之六十，可以说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他的女儿六十岁不到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和父亲一度关系紧张)，你说他这一生，他付出了那么多爱，但是他得到的爱太少啦！

　　他性格虽然内向，但是和我们这些比较熟的人在一起，他还是挺高兴的，他很希望我们经常到他家里去随便聊聊天，他就听，听的时候问几句，笑一笑，很高兴。

　　有的时候他不喜欢的人到他家里去，他就不说话。很多人要请季先生写个字啊，照个相啊，他最烦这样的事情。季先生说我认都不认识你就要照相，拿着相片拿着签字出去就发表，就自己为自己贴金。这种人去，去了之后一般他不会把你轰走，他就是不说话。

　　他在医院里，大概一天工作差不多五六个小时吧，他常常说我没有病。其实他开始是骨髓炎，需要每天清洗，还是很痛苦的。

　　季老家里水泥地大白墙，根本没有装修，桌椅板凳都是学校发的，什么都没有，就和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家一样。后来因为中央首长要来给他拜年，派人来了解情况，汇报说不行不行，这样的家太简陋了。北大就说赶紧给他送沙发去，这样才装修了一下。季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大的学问，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的青年一代的学者、知识分子极大的可贵的财富，在当代太有价值了。

　　弟子葛维钧：后悔没早校出《糖史》

　　葛维钧：1942年生，1979级北大东语系印度历史研究生，师从季羡林先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主要从事印度学研究工作。

　　大概是60年代末我就去过了季先生家。当时我有个远方亲戚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认识季先生，对他文革中的情况比较了解，不时去登门拜访。我那时候因为读过季先生的一些文章，所以他去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那时候季先生没有恢复工作，比较闲，他性格也比较谦和，通常都来者不拒，在他家进进出出很容易，不过因为在文革中，上他家的人不是很多。

　　一次他跟我说，他常常用的《辞源》，现在手头没有，觉得很不方便。我就说我去旧书店看看。那时候的旧书店，凭着介绍信，可以买到以前出版的旧书。后来我就给他办成了。

　　总共大概去了五六次，时间也并不固定，因为我那个亲戚后来被分配到外地，他回北京的时候，建议去看季先生吧，我们就再一起去。

　　到1979年的时候，我决定豁出去考研究生。我60年高中毕业后，想考大学，但是我有“帽子”，无法录取。我考了两年，还是放弃了。之后我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工作了16年。

　　三年困难的时候物质上极度匮乏，精神上的控制也就相应放松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还能学习英文，就是在这个时期里，买到了一些很好的英文教科书、字典，甚至还有英文唱片。我后来到季先生家里同他聊天，也常常会谈读了些什么，虽然跟学问无关，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人还是看过几本书的。

　　到1979年的时候，看到季先生招研究生，想去试试，那时候我年龄太大，已经没办法考大学，我去和工厂说，我要考研，工厂方面说，再等等，马上就开平反会了，开了以后就能把你的帽子摘了，不然没法给你写介绍信。结果就等到开完会，离报名结束也没几天的时间了，我去报了北大季先生的研究生。

　　请假突击了两周，我就去考印度历史的研究生。大概考的是英文、政治、古代汉语，印度史还是世界史我有点记不清了。我记得总共有26人考，最后录取了两个，多数都是有大学学历的，季老为什么录取我，其实我也不清楚，就像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干吗让我写《蔗糖史》的序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成绩肯定是排在前面的。

　　李玉洁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被录取了，但季先生说，如果不学梵文就不收。同事们当场就为我庆祝，一起把我抛到空中。其他的考生也恭喜我，说觉得录取我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工作单位是最差的一个，觉得我能这样改变命运也很好。

　　季先生78级的研究生里，段晴老师原先是工农兵大学的，学德文；任远老师(任继愈先生的女儿)；我那一级的同学，王邦维老师原来是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功课很不错。几个人当中，我基础最差，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同门人都非常好，知道我学习差，不过也不会向我提这话(笑)。现在我的梵文，也就是拿起来还能用用，放下来就很生疏。

　　季先生给我们上的课，是全所一起上的，比如印度历史和哲学。教我们梵文的，是蒋忠新老师，是60年梵文巴利文本科班的学生。季先生没有指导过我们具体的梵文学习，学语言就是得自己下工夫。他不是有个常常用的学语言跟学游泳一样的比喻吗，平时也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我毕业以后进了社科院，跟季先生的联系就变少了些。其实我也一直很记挂他，比如要是知道他发了个什么新文章，我也会去找来看看，我平时看得更多、更有兴趣的还是他的学术文章。

　　季先生在80多岁还写出《蔗糖史》，前前后后花了17年，一个老人，查那么多资料，写那么多字，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做到，所以去做的。金克木先生也是一样的。我自问我要是到了80，肯定不敢这么干。

　　这两年因为要出版《蔗糖史》，我才去季先生那比较多。第一我不愿意访人；第二就是我觉得他也需要自己的时间，季先生本人也是不太愿意去到处走动的人，但是别人要来拜访他，他通常也不会拒绝，这样就非常影响到他的生活了。但是只要有事，他需要我，他就会找我了，我就去。虽然不常见，但我们关系还是挺随便的。

　　《蔗糖史》这本书就是，他很重视这本书。出版社是海关出版社，历史比较浅，就八九年吧，编辑都是一些年轻人，问题会比较多。出版社跟季先生说，这本书比较难读，最好找个人写个导读，季先生就说行啊，你们找那谁吧。这样我就被带到这事情里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季先生那儿确实多了点儿：编辑要去见季先生，带她去；封面设计出来了要给他看；有些问题怎么解决；导读写完了也得给他看看，我说不能放在您文章前面，他说导读不放在前面放哪儿。

　　我觉得有义务帮季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季先生不可能自己跑着催，事情到哪一步啦？那我就得问出版社。到今年6月，我觉得这事终于有点眉目了，可以在他生日以前献给他了。这段时间我都在校稿，但是校得很慢，一是季先生在北大看的很多善本书我看不到，得转弯抹角地查，二是近阶段我这边也确实常常有很多事，虽然都算不了什么大事，什么老师评职称，学生毕业答辩什么的，但也得看论文啊，就耽误很多时间。就是一直觉得这事没什么问题，等他生日时没问题。他去世那天早上，我们一个老师的爱人打电话告诉我，我还在给他校稿。

　　他们都说他身体挺好的，我也就信了。我们学生，这半年很少去。在他去世头几天接受采访的视频里看，我感觉样子已经很疲惫了，气色也不好，也确实瘦的，感觉他已经精神不好，大家对那个采访的记者意见很大。

　　季先生去世当天，我打电话约了我们当时的同学，第二天下午去吊唁他。每个人都放下手头的事情去的，我就想，要是校《蔗糖史》时候，也把那些本来觉得都推不掉的事情推掉，也许现在也已经出来了。

　　梁志刚：跟先生挤土炕的日子

　　梁志刚：1944年生，1964级北大东语系本科生，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行政财务司前司长。

　　我高中的时候就读过季老的文章《春满燕园》，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北大，我是本科生，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

　　先生的衣着总是蓝色中山装，大多数是很旧的，新的时候很少。我们那时候毕业分配，下放到延庆去搞战备，先生也在。那时候他穿一个蓝棉袄，下边蓝色单裤里边套一条绒裤，就穿一般老头穿的黑布鞋。

　　那时候能到零下十五六度，延庆比北京城区要冷得多，我们往麦子地里挑粪，睡一个土炕。先生跟我们班男生挤在一个土炕上，炕上有好多跳蚤！那跳蚤也分不清谁是先生，谁是学生，一顿乱咬，睡不好！那时候冷的啊，冻得直哆嗦，因为他那个棉袄很薄，先生的胡子茬上和眉毛上结的都是白霜。一个老农跟先生说：先生啊，你拿一个草绳系在腰上就会暖和一些。先生就拿一个草绳系上，说，“哎呀，这个老农还是很聪明的，这就暖和多啦！那时候先生还没有被定性，还是“半专政”的状态，没法从家里取衣服。

　　我们早晨和先生一起起来出早操，老先生当然跑不动了，跟我们一起起来，我们跑的时候他下来，我们走路的时候他加进来。完了我们端个大碗稀粥一块喝！吃窝窝头，臭豆腐！

　　1972年的时候我回来进修，和二十几个人一起上课，男生比较多。那时候先生直接教我们有一年时间，课程有《初级英语》和《印度学》。他已经61岁，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头上还戴着好几顶“帽子”。

　　这班上很多同学从来没接触过英语，英语字母和音标的发音往往是不一致的。一位同学就问先生：英语到底是不是拼音文字？先生用德语回答了一句，意思是，“所以有人说，英国人写的是A，念的是B。”先生还说：“英语的单词发音和美语的单词发音有的是不一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民族。”

　　我们这段时间正在做准备，正在筹划给先生过生日，想着就是7月月底，提前一点给先生祝寿。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先生比较草根的学生，就想要提前点，不敢在最热闹的时候给先生祝寿。

　　我最近一次见到先生是5月2号。那时候先生的精神还可以。我发现学校派的人不在那。我就问先生：“大哥知道您的衣服在哪儿放着的吗？”他说：“甭操心了，反正我也不出门！”

　　“大哥”就是先生的儿子季承。两代人曾经有点矛盾。我们学生也都知道。先生在最近这半年多能跟季承和好，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那次去看先生有两件事：一个是我替先生编了个册子(《季羡林谈义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五一以前出版社把稿费送来了。另外一个是，我给先生写的一本传记，也印出来了(《人中麟凤：季羡林》东方出版社)。

　　这本传记是经过先生同意的。先生原先的传记我也都看过，我想把我的感受写进去。先生说：“写人物传记，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特别是你是我的学生，不要吹。张光的那本我从头到尾看过，卞毓方写得也不错。有的传记上有溢美之词，我自己看着脸红。”我说，“不敢有违师训！”

　　我问先生，我写您的传记，您看吗？先生说，“我不看，你实事求是就行。”

　　(实习记者王洋、武国英、郑思思于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