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太多的关注给予了北川中学，太多的期待被寄予北川中学，这座在地震中受害最深的学校，在努力，在焦灼，在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然而正如伤痛不能一时平复，崛起不能一蹴而就，这毕竟还是一座普通的中学，有不可抗拒的高考压力，有力所不逮的无奈，也有难以尽述的烦恼，它需要社会的宽容，更需要外界的平常心。

　　■本报记者持续一年，全程记录北川中学2009届高三迎考的特殊时光，记录下师生们负重前行的艰辛，正如今年多出9人上线的高考成绩，尽管奇迹没有出现，但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也许，人们和我一样把自己内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给了这所学校，期望他们一直表现出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但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创伤。”

　　他们

　　陈问奇：18岁，羌族，地震中双亲遇难，高考实考341分，民族加分50分，现身在广州，等待广州民航技术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录取。

　　袁龙：18岁，高考361分，放弃复读，现在绵阳外贸学校三农工程机械部学习挖掘机驾驶。

　　高岚：华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已返回广州，8月准备再赴灾区担任志愿者。

　　唐高平：46岁，物理老师，2009年执教于高一年级，新学期将与高一升高二，持续更新自己在网络上的博客。

　　郑建宇：19岁，高考322分，复读学校尚在北川中学和其他学校之间抉择，现正进行社会实践。

　　罗奇：41岁，生物老师，高三·二班班主任，正忙着新补习班的事情，还是没法彻底休息下来，来年，可能担任高三补习班班主任，也可能教新的高二，或者两者兼顾，等学校安排。

　　袁华：27岁，生物老师，高三·五班班主任，休息中，来年执教高一。

　　袁孝伟：18岁，地震中失去右臂，自言高考成绩不理想，准备复读。

　　唐高圣：19岁，羌族，高考实考411分，民族加分50分，现正做修路工人，报考重庆某技术学院。

　　6月25日，高考成绩发布，奇迹没有出现，北川中学2009届高三最终只有四分之一强学生上了本科线，只比去年多了9人。

　　但校长刘亚春已经如释重负，“这9个人就意味着改变，就意味着北川中学在涅槃重生。”

　　这是北川中学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震后高三。过去的一年里，学校的领导者一直力图让这座特殊学校，担负起与“世界级名校”相匹配的责任，高考被首当其冲赋予了“正名”的严肃意义。

　　但校园里，世相繁华却烦扰，悲怆暗流仍涌动，校长刘亚春感慨，未来日子里，这所学校的关键，仍然是“人心的重建”。

　　“正名”的压力

　　“必须以高考成绩来证明学校在发展。”———绵阳市委一领导

　　刘亚春此刻的欣慰缘于上届高三高考的惨败。

　　尽管那是最幸运的一个年级，因为身处顶楼，没有一名学生伤亡；尽管地震后率先复课，成为了当时鼓舞人心的标志性事件；也尽管为了安抚灾区，国家给予了延期一个月高考的特殊政策，但高考成绩还是在意料之中出现了大幅滑坡。

　　成绩出来的那个晚上，众多学生失声痛哭。

　　由于像绵阳中学、南山中学这样身处市区，并没有受到地震多大影响的学校，也同样获得了一个月的延考期。于是，与北川中学惨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绵阳中学、南山中学挂满绵阳城内的报喜横幅：他们的高考成绩均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来自教育不发达的羌族山区的北川中学，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的残酷。2008年9月1日，总理温家宝第四次来到北川中学，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并指示：“一定要办好北川中学”。事后，绵阳市一位市委领导要求，北川中学必须要有明显的改变，首先是高考成绩，“必须以高考成绩来证明学校在发展，学校在变化，学校在进步”。

　　压力在积聚，2008年底，绵阳市教育局局长亲任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转任常务副校长，随后又从绵阳五所重点中学抽调了36名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支教”北川中学。

　　所有人都期望，2009届高三能真正担负起为北川中学“正名”的重任。

　　一种从未有过的高考压力，自此压向了这所依然“满布疮痍”的板房学校。

　　分班风波

　　“只要你让我回去，我会一辈子感激你。”———2009届高三·五班魏岚

　　在2009届高三学生的记忆里，真正的迎考，并非始于总理参加的开学典礼，而是随后进行的“重新分班”。

　　地震中，该年级遇难了两百多人，“许多学生都是从废墟里挖出来的。”震后，学校重整过一次班级，9个班合并成了6个，但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仅四个月后，进入高三，他们还要面对再一次分离。“学校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力保一班、二班两个入学基础比较好的班。”年级副组长罗奇说。一、二班成绩较差和“表现调皮”的学生被分了出去，四班、五班则在吸纳分流学生的基础上彻底重组。在地震中失去右臂的学生袁孝伟被分到了五班。

　　没人愿意接手成绩最差、人员最复杂的五班，最终大学毕业不久、1982年出生的年轻生物老师袁华临危受命为班主任。

　　甫经死别的学生们，显然不习惯再次的生离，这被视为地震后“最残酷，也最痛苦”的经历。“有的学生甚至拒绝走进新教室。”袁华说。不断有学生泪如雨下地恳求，希望能重回原来的班级，“只要你让我回去，我会一辈子感激你”。

　　但除了安抚，老师们也无可奈何。分班之初，一些老师曾提出过反对意见，担心经历过地震的学生之间形成了特殊的情感纽带，轻易打破可能会形成伤害。但最终学校只采纳了“特殊学生应该考虑”的意见，分班照旧。

　　怀柔政策

　　“对这些学生，你只能采取儒术，跟他慢慢磨时间，看谁的脾气好。”———2009届高三·五班班主任袁华

　　高三的作息很快复归紧张，而学生们却迟迟进不了“状态”。“他们大概觉得这么大的灾难能活下来就是福了，高考又算什么，那些成绩好的学生，还不是一转眼就没了？”罗奇苦笑。

　　罗奇接手的二班，原来的班主任在地震中遇难了。学生们一度排斥继任的班主任，甚至让他一度“不敢”踏进教室。

　　而由各班学生重组而成的五班，让从未有过班主任经验的80后老师袁华头大如斗：“他们的纪律性明显比其它班要差。”

　　但他们都没敢“乱世用重典”，而代之以袁华老师眼中的“儒家的怀柔政策”，“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是‘外儒内法’，对这些学生，你只能采取儒术，跟他慢慢磨时间，看谁的脾气好。”“有些学生觉得能坐在教室里，一天把课上完就已经做得很好了。至于按时完成作业、按时做清洁、按时就寝这些最基本的纪律，他们都感觉很过分，无法接受。”

　　那段时间，学生陈问奇根本不去上课，天天在大街上晃。罗奇也管不住，“这边一说，那边一翻墙就走了”。

　　严重的时候，内心的自责和无力相纠结，使得这个地震孤儿，“想自杀又怕妈妈在天之灵不会原谅”。

　　最终，这个受伤的灵魂被“心灵花园”辅导站的高岚教授拉了回来。“他其实不是叛逆也不是对抗。他是找不到意义，当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的时候，你考上大学又怎么样。这个意义关系没有了。”“你甚至想象不到他们会为什么而愤怒。”高岚说，一个地震中失去妻儿的老师重新找了女友，学生因为注意到他脸上的笑容而气愤不已。“他们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遗忘，这么快就笑？不可以。”

　　高三下学期，在数学老师对着全班说了一些“怒其不争”的话后，“忍无可忍”的陈问奇和老师当场顶撞起来，他还愤而去找校长刘亚春告状，并给高岚发来愤怒的短信：“我们被他们遗忘，放弃，还当众贬低我们，侮辱我们，我们还是人，有尊严，需要得到尊重，更需要的是鼓励，这些有吗？”

　　班主任罗奇找陈问奇谈话，陈问奇说，这是我们内心压抑已久的“积怨”；罗奇却告诉他，这其实是你内心对高考的焦虑。

　　面对高考，师生在不同的思维逻辑之间，难免龃龉。只是学生们不知道，老师其实也难。

　　耳聋的小青蛙

　　“活在今天，明天就是个谜。”———2009届高三年级组长苟友华

　　这一年，袁华一直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他爱看“百家讲坛”，偶像是于丹。于丹来学校做志愿填报辅导时，他兴奋地和学生一起找偶像签名照相。

　　他反复给学生讲《于丹庄子心得》里“青蛙爬塔”的故事：当一群青蛙在议论为什么要爬塔而止步不前时，一只弱小的青蛙却埋着头爬上了塔尖看到最美丽的风景。原来它是一个聋子，听不见别人的议论，也不回头去看……

　　袁华希望学生能从中领会“用积极的行为去带动积极的思维”，只要能来上课，只要还在看书，不去想终极的意义和结果……“我跟他们说，其实袁老师也是那只小青蛙。”他笑。学生也笑。

　　他积极地不去想意义，积极地试图更好地履行班主任的职责：找学生逐个谈心，搞班级歌唱比赛，还让学生毛遂自荐，组建班委。“刺头”袁龙得以自荐为班长。

　　学校开始对高三班级的纪律状况打分，并扣罚班主任的工资。袁华的钱总是被扣得最多，但他却竭力包容那些老是“犯错”的学生，从不责骂，偶尔会无奈地自嘲：“你们还是可怜一下老师那点工资，不要让它都被扣光了。”

　　在学生面前，这个80后的年轻人竭力表现得积极向上，阳光开朗；但一回到那间只有一张桌子、一张铁架床的单身寝室，他望着天花板，时常感到心里“真的很累”，“对所有人微笑，鼓励人家上进，可感觉自己却没有追求，心里真的有一种落差感”。

　　现实一样令人落差。在北川中学，袁华这样的年轻老师每月扣完社保后拿到手里只有七八百元，仅够生活。地震后，学校收到了很多社会捐赠，但县财政局给学校约法三章：“捐款者指名捐给老师的，用在学生身上，是对的；捐款者指名捐给学生，用在了老师身上，是绝对错误的；捐款者未指明捐给谁，用在学生身上有余时再给老师用，是对的。”

　　罗奇春节回家时，乡邻们都羡慕地问他，你们北川中学的老师这下肯定发财了吧？罗奇只有苦笑：“对，发了几百万，都在银行里存着取不出来。”

　　迎考的日子里，年级组长苟友华的妻子怀孕了，但他心中难有喜悦，他引用电影《功夫熊猫》里的一句话来形容眼前的处境：活在今天，明天就是个谜。

　　这种心境，让他们在面对学生时无法泰然处之。“我只能给他们说教一些意义，但那些话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苟友华说，“这一年，我们只能是凭良心尽力在坚持。”

　　送走这一届高三后，7月16日，北川中学的老师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安慰人心的消息：北川籍的教师将和公务员一样每月领到补助，金额是1250元，并且从2008年1月开始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