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新桥矿难的救援奇迹

　　矿难发生604个小时后，奇迹诞生。7月12日上午11点20分，王圈杰、赵卫星、王矿伟3名矿工被活着背出了矿井。在没有任何信息和给养的情况下，25天的等待全靠一点岩石缝隙水和16.7%的氧气。“我们也不知是否有人活着，只是存着那一点希望。”救援现场指挥陈晴告诉本刊记者。矿工出井时等候他们的是预备多时的专家和治疗车，尽管他们戴着眼罩，原本120斤左右的体重只剩下一半，身边却充溢着近500人的欢呼和眼泪。截至发稿，3名矿工依然在贵阳医院的重症病房封闭治疗，恢复极快。

　　记者◎葛维樱   摄影◎张雷

　　为了生的可能

　　尽管一直怀有对生存者的希望，救援负责人李兴维告诉本刊，他在黑暗中忽然看见一道灯光，还是激动得浑身发抖。“有活的啦！”他冲着身后的弟兄们大喊。李兴维和他的队伍共60人，分成3组，已经轮班在一块1吨多重的巨大煤块中挖掘了一天，才挖出一条十二三米长的爬行通道。这块巨大的煤因为透水被冲下来，堵住了前行的巷道，李兴维在最前面用手镐和凿子终于打到了顶。“救人就是先活后死。”他已经挖了25天，明白此处最可能出现生还者，“我先爬进去，里面就是没有被水淹到的巷道，还有两个横向的岔路。这3个人就坐在最里面那个小岔路口，背靠壁坐着。我一摸摸到了一个矿工的手，他的手特别细，我都不敢使劲拉，我说别慌，我们就是来救你们的！他们已经气虚得不行了，说是河南汝阳人，问我要水喝。”李兴维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弟兄们管他叫“李矿”，他是晴隆县隆昌煤矿主管安全的副矿长，尽管只有38岁，却在矿下干了20年，“我在邻近的普安县，当过一个30万吨大矿的安全监察处长，也在南通做过专业的煤矿救护队长”。

　　“我背一个，屠定平和刘运富各背一个，我背的那个最矮小瘦弱，我觉得他只剩下五六十斤了。爬出煤块还得继续向下，我那组27个人就都抱着背着往下运，到了宽敞的巷道，我赶紧往外跑。”3个矿工的藏身处正是煤矿被水崩开的缺口，新桥煤矿是“V”字结构，依附于溶岩石质的大山，低处有一个积水仓，而3矿工所在地是“V”的一个伸展尽头，也是此矿最高点。几千立方米水从上而下灌入后，整个矿被水淹得只剩下最顶端的枝丫，有接近16米没有被水淹到的地方。枝丫的尽头又分成两路，叫做“迎头”，都是正在沿着矿脉开采的5平方米左右的长方形作业面，各有四五个人在工作。透水是从一个迎头灌入的，没有透水的那个迎头就成了前面是墙后面是水的死胡同，现在正在抢着往里清淤的就是这里，人们依然期待着生还奇迹。

　　而透水过去的那头，等于和地面打通了，有了一定空气，3个人才存活下来。本来这个作业面有4个矿工，但其中一人在巨大水流没有完全崩落之前，决定自己向外跑。在这个从高到低的过程中，大水袭来，他是至今唯一一个被挖出的遇难者。估计总共有16人被埋，除了生还的3人，还让大家存有希望的有三四个人，其他人估计还被淤埋于矿的最底部，也就是说4000立方米水将巷道里的矿工们冲到了积水仓处，那里丝毫没有空气存在了。“在所有的矿难中，透水是生存机会最大的一种。”李兴维告诉本刊记者，“在我以前参加过的矿难救援里，大多是清理遗体，那些瓦斯爆炸和垮塌几乎是全军覆没的，从来没有挖了这么久还救出了活人。”他到现在还不知自己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反正是最轻的”。

　　这是一支由黔西南州政府临时组建的保持在500人左右的救援队伍。“6月19日到达这里的各部门人员达到了800人，但是经过精减和分析，只保留了现场流动的300～500人。”黔西南州煤矿安全质量监督局谢局长告诉本刊记者，“光救护队就来了7支，但是后来参与作业的只有四五支，一是大家要轮换，再一个各救护队的专长不一样。比如工矿集团的电工极强，太专业了，几乎24小时在井下处理所有的电力问题。在一个透水的矿下，所有系统全部破坏了，人突破到哪儿，电才能拉过去，然后才是机械。幸亏这6个电工极为敬业，是多年矿下有经验的老电工师傅，水风电各有专人组织重新架设。”虽然贵州省政府调动了63个部门400多人参与，现场组织和保障救援的人员约100人，但主体救援队伍是依靠全州来支援的各矿矿工，每个矿都派来了经验最丰富、最强的人手，大概12个矿来了300多人的队伍，“问题在于这个矿极不规范，根本就没法把大功率机械开进去，更不能用带毁坏性的大型机械，为了救人，可以说这一个月，全靠矿工人手来刨来挖”。

　　矿下地理与绝处逢生

　　与其他矿难一样，透水的新桥煤矿当晚就做猢狲散，只剩下20多个来自陕西安康的技改队成员，等着结工钱而没离开。现场总指挥、黔西南州政府副秘书长陈晴告诉本刊记者：“本矿的矿工是最适合救援的人员，因为矿下地理结构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哪里有电线，开关管哪些，负荷有多大，巷道往哪个方向能延伸多少，放多大的设备。可这个矿的人全散了，技术人员也被埋在矿里。”陈晴来的时候，只从已经被逮捕的矿老板那儿得到了一张矿下草图，但这是多年前的计划图，和实际情况差别太大了。“我们这些全是外来的，等于巷道瞎子，随时有塌方的危险。”原本在矿里加固的木板等材料，现在被水一冲，夹杂煤块，全都塌了下去，搞不清状况更加危险。

　　“比如图上说巷道长260米，其实可能是280米，说高是2.6米，其实很多地方根本就只能人弯腰摸过去。更不可能是直线，因为都是沿矿脉的，弯弯曲曲有很多岔道，还有很多角度，V字只是一个大体上的图。”下井通道是由三条并列巷道组成的。一条是主斜井，是运送煤的传送带专用的，也会走人。一条是副斜井，主要是人走的。第三条是风井，才刚开始建，专做通风使用。救援和挖煤一样，人员都从副斜井下去。这三条路因为地势高于采煤的“V”200多米，没被透水淹坏，但是下到井底采煤面就不一样了。

　　矿下被4000立方米水冲击，光是抽底部46米深的水就花费了无数脑筋。“不可能从透水的头去挖，因为那透水的头上还有一个废矿，只要从山顶往下一挖就全塌下去了，人没法救。还是只能从挖煤的原路进去。”可是从缓坡度的“V”入口开始，巷道全部被淤泥、煤渣封堵得死死的。本来想用大功率的水泵把水抽出来，但是，“矿下连电缆都拉不下去，所有开关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现弄机器下去，抽一个坏一个。一是质量差，本来是抽水的管子，因为淤泥煤沙太多，管子经常爆。还有就是井下电力系统、通风什么的原本就很脆弱，不知道哪里才能安放机器。因为巷道本身就高低不平，再加上煤渣堵塞，电不通机器就没法用。我们必须先靠人手清淤，清了30米就不行了，人手刨出的淤泥煤渣，没机器运不出去，已经用编织袋装着，在身后堆了25米了。再靠人力把600斤的电机、水泵给抬下去，可是路是乱的滑的，动不动几百斤的重量就落到一个人身上了，几次都差点出人命”。

　　好不容易用十几天把缓坡这边清理到底，又在陡坡这边碰上了难题。大家必须经常面对电力中断，“每人背木料，50来斤重，进去了给巷道铺底，搭棚子，就像开掘新矿那样，每一步都重新做好，因为地面太滑水管子根本就没法运转。只有重新搭出一架一架的梯形棚，才能把机器拉进去使用。那个25度的角度实在太陡了，水淹过的地方又滑，我们几乎是人踩人硬往里爬。这边堵塞的情况不仅更严重，6月底到7月初，我们还遇到了6次雷雨，贵州山区现在本来就是雨多的时节。”谢局长告诉本刊记者，6次雷雨有5次属于大暴雨，“本来透水就进了4000立方米水，刚抽得差不多，不断降雨又带来了总共6000立方米水，于是又要抽水，所有的基本建设又得重来”。这样一次次中断，“我们调来的设备都用完了，现去贵阳买。其实要清一个矿不难，可是里面可能有人还活着，这就要抢时间啊！前一个多星期的雨简直让我们都绝望了”。

　　幸运的是，天气在7月8日左右全面放晴。李兴维带领的60人先头部队本来已经挖掘到了跟前，但是暴雨又堵塞了巷道，他们不得不等待抽水、清淤3天的时间，才又重新开挖。“井下温度已经将近50摄氏度，我们的胶靴都发烫，因为煤都是烫手的。”更幸运的是，3名被救矿工所在的透水部位，居然因为下雨，不断地滴下雨水和岩石的缝隙水。“我到那儿掬了把水，清清亮亮的一点渣滓都没有，透水必然还透气，氧气浓度达到了16.7%。”谢局长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救了人，是活着的实实在在3个人，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对得起自己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矿工，每个救援的人都是这个想法，要是人是死的我们是什么心情？但是居然奇迹发生了，于是想到之前所做的一切，没放弃，就很快乐。”

　　一个政府指挥官的安监现实

　　上山途中，看到排成长龙一样的高档越野车，很多带着警灯，朝相反的方向呼啸而过。到了救援指挥部，“6·17透水事故现场警示会”的红色横幅正在被拆除。当天距事故发生一个月，黔西南州政府组织了全州境内相关政府部门，还有煤老板们前来“受教育”。陈晴没有准备讲稿。“以后煤老板、法人、股东，每周下一次矿井。”陈晴说，“国家法律没有规定这一条，但我说了，这个要求是州政府提出的，我还没有和书记汇报这个想法，但我想应该很快下达。”陈晴红着眼睛，把饭盒推给本刊记者。每天都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说话说一会儿就两眼发直困意冲上来。“中午吃不下。”他说，“因为吃饭会更困。”“我从2006年上任开始专门负责全州的安监工作，这次矿难救援，政府的投入已经达到1000万元，永远都是政府买单。”

　　从6月19日凌晨5点40分接到事故通知电话，他就直奔矿难现场驻扎至今。进入设在矿难现场的指挥办公室，大家一指，屋里最像矿工的就是指挥员，他穿着和矿工一样被汗粘在背上的迷彩服，黝黑精瘦，正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唯一一张露着扎人钢丝的钢丝床被干部们轮番使用，陈晴没奢望躺一下。“没有明文规定老板不下矿会受到什么处罚，但是能够处罚煤矿的条款却极多，我提醒他们注意。”陈晴说，“说什么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这几年什么话都说了，矿难减少了吗？责任不存在，利益大于一切，我们明明知道是这样，怎么办？”陈晴说让老板下矿的主意是这两天才想出来的，“具体操作细节还得和领导汇报讨论，但我再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底下的反应？当然是骂我了。”但是陈晴没有一点犹豫，“这次就因为瞒报和不规范管理。”他说他在2007年曾经到过新桥煤矿，“新桥煤矿的矿工总人数也就100人左右，其中60人都是从事‘技改矿’工作，剩下的才是挖煤的矿工。所谓技改，是这几年国家对小型煤矿的整改措施，为了资源整合和规范管理，要求年产量9万吨的小煤矿往15万吨左右改造，再小就关闭。新桥原本是个年产量3万吨的小矿，为了技改，老板收购了邻近两个同样规模的矿，在这个基础上规划出了新的生产线，把原有的巷道扩大，按标准重建。透水的就是正在技改的矿。”矿口还贴着过年时“财源广进”的春联。按照政府条例要求，技改矿应该改造完了再开始生产，但时间就是金钱，老板照样把着矿脉向前突破，6月16日已经碰到了少量水涌出，但水很快不流了。“大家以为水放完了，就继续向前挖，其实是水道被堵了。17日那天是拿着炮去准备炸开的，还没等炸，水就崩了。”一个矿工告诉本刊记者，“但是17日老板却隐瞒不报，还组织技术人员下去救，下去的几个人也全埋里面了。一直到18日，有人给州县举报，这才来政府的人。”

　　“上面派来的人可以一班一班地倒，我是一直守在这儿。我们只能说在电力、物资、人员上保证供给，真正能在矿下救人的还是矿工和矿山救护队。”谢局长刚刚从矿井上来，他告诉本刊记者，“一个大煤块掉下来堵住了路，用了16个小时，这才通了。”

　　到现在尽管还剩下一个死胡同，很可能没水没氧气，指挥部却一点也没有放弃的意思。“我们现在还是只说被困，不说遇难，我们觉得25天都能活下来，不乐观就不会出现奇迹。”谢局长说。

　　可是这样乐观的努力却有一个黑色的大背景。除了看到伤亡数字上的变化，利益对煤老板的驱动已经变成了公认的道理。采访矿工时，很少有人控诉老板是如何黑心和压榨，他们甚至认同老板的做法，认为老板赚钱天经地义，自己反而因为一个月近4000元的收入，认同了矿工高风险的作业环境。但是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矿工们也都不清楚。活下来的3个矿工都是矿老板从河南带过来的。“老板在河南开矿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后来他到贵州来包矿，我们又跟来，每年只干3个月，就可以挣到1万多块钱，哪年家里忙了还可以不来，我丈夫赵卫星跟着他十几年了。”赵卫星的妻子告诉本刊记者。另一个矿工说：“这个矿的主巷道都是我挖出来的，我在这儿干了6年了，以前顶多有个破皮的，这是第一次出大事。”很难理解矿工和老板之间的感情，对于透水，他们给出的解释是：“那是过去的另外一家黑心小煤窑，不干了，水都存在那儿，才会透水。”记者再去问陈晴。“可是调查清楚矿周围的地理情况和安全隐患，也是矿主的责任啊！”陈晴瞪大眼睛。矿工不会想到矿主应该对自己负有哪些安全责任，干活和发工资已经够他们感谢老板的恩情，“我们在河南老家都是两个孩子，上学都指着这点钱”。

　　王矿伟的妻子也为丈夫的获救而欣慰，她本来已经放弃了希望。王矿伟被救后为了安定情绪没有让妻子陪同，尽管直到现在她也没见到丈夫，却还在回味发生奇迹的喜悦。家里的男人们也都来了，父亲、叔伯兄弟，“以为已经要料理后事了”。3名获救的矿工都是35岁左右，家里有两个孩子，妻子们也都互相熟识。“我去年和丈夫一起来的，我来做饭。矿上的工作是收入最高的，我们家里都愿意有个下矿的，但是家里的农活他又都得干，种和收都指着他，所以每年只能下3个月矿，算是农闲的补贴吧。”在王矿伟和赵卫星的妻子看来，丈夫都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希望攒下些钱，“在农村混个口粮，出去打工又没什么利，煤矿是利最高的了”。

　　但奇迹只在少数人身上发生。23岁的杨勇跟随老乡来到新桥煤矿，第一天下井就发生了透水事故。在3名幸运的矿工获救后，他的父亲和哥哥依旧木然地看着忙碌作业的救援队伍。当看到本刊记者手中的矿井细部分析图时，他父亲忽然一把拿过去就低头开始看。“杨勇大概在这里。”他指着现在正在全力开掘的那个死胡同对本记者说，没有眼泪，却有比哭还难受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