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霍邱县6亿资金奖励民企事件，最终以奖励废止终结。该事件从发生到结束，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和质疑。其中，霍邱县人大常委会从决议通过奖励到废止，之间仅相隔12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6亿元资金被儿戏般左右。有媒体认为，这是公权的滥用，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伤害。星期柒新闻周刊就此话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行政管理学家毛寿龙。他认为，个别领导的意志贯穿于整个事件的进程，左右着整个事件的发展，而霍邱县人大常委会则沦为个别领导胡来的工具。“要改变这一现状，建立相对独立的人大预算委员会可能有助于行政权和财权的分离。”毛寿龙说。

　　及时纠偏，这应该是值得庆幸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安徽省霍邱县人大常委会7月10日全票通过6亿资金奖励一民营企业的决议，而在12天后，又通过决议对奖励行为进行废止。这样的“朝令夕改”是否是行使公权随意性的一种表现？这种行为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有多大？

　　毛寿龙：霍邱县知错能改，及时纠偏，这应该是值得庆幸的。随意性并不是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最严重的问题，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权力机构的软弱，以及话语权的缺失。在最初决定巨奖民企的问题上，霍邱县人大常委会受领导的影响而通过了一个“随意”的决定，而在媒体关注以后，迫于各方压力，它又受这些压力影响而“随意”地通过了废止奖励的决定。霍邱县人大常委会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太没有主见。但这是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的，目前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问题症结也在于此。按理说，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这里它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它受领导的意志影响太严重。

　　至于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我觉得还是其次的，主要是对于人代会的公信力伤害很深。如果是在国外，这些人大代表就要重新选举，人民太不放心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星期柒新闻周刊：霍邱县人大常委会的31名常委中，80%以上都是政府公职人员，只有少数几个企业界、教育卫生界人士。这种构成是否也是导致其受领导意志影响严重的原因之一？这是否意味着基层人大常委会存在沦为个别领导胡来的工具的可能？

　　毛寿龙：就现在的组织制度来讲，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基本都是以领导干部为主，这是无法改变的现状。而且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党领导人代会也是正确的。关键是书记既做行政决定，又做财政决定，大家就会质疑：两者不分开，怎么监督？自己决策，自己找人通过，肯定有问题。而且现在制约的力量也很弱，主要依靠对干部的自我约束和审计约束。所以说，基层人大常委会沦为个别领导胡来的工具这种现象肯定存在。

　　霍邱事件客观上体现了民主的进步

　　星期柒新闻周刊：要拿出财政资金的80%以上奖励民企，这样重大的决策仅仅依靠县人大常委会就能决定吗？是不是应该召集全体代表大会？

　　毛寿龙：人大全体会议和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范围，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界定的，但是一般财政年度预算需要人大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到年底决算时也要由人大全体会议监督。而年度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调整则由人大常委会来做决定。按道理来讲，面对涉及如此巨额资金的一件事，当地的人大常委会应该要召集全体的会议，相关法律规定，当人大常委会决定不了的时候，可以召集全体会议。但是如果不召集，法律上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措施。但是全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召集过这样的会，关键还是我上面说的，一些地方人代会不管用，领导意志决定一切。

　　但是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看到，霍邱县委书记还是有民主意识的，他能想到这样一项重大决定需要一个民主的过程，召开人大常委会做决策。这相对于一些地方，书记“家长制”，一个人拍板的做法进步了许多。只是因为目前我们民主制度的条件太差，所以一做就有很多问题，暴露出了很多的破绽给大家去监督。

　　星期柒新闻周刊：在霍邱县举行县人大常委会决策奖励民企的过程中，作为获益方的民企老总也作为县人大常委参加了投票，像这种情况，这位民企老总是否应该回避？

　　毛寿龙：人大常委会民主过程不用回避，只要这位代表是民选的就没有问题。民主从来不回避自己的利益，鼓励说实话，自己要什么就要什么，如果排除的话，就相当于排斥了民意相当于排斥人民。人大代表的真正作用在于让老百姓的利益和决策有关系。

　　建立相对独立的人大预算委员会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霍邱县人大常委反映，在参加人大常委会时，都不知道要决议的议案是什么，这就没有了调研的时间。那在没有调研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策科学吗？

　　毛寿龙：如果依据国外的标准的话，这样做出的决策显然是没有科学性的。但是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人大常委会一般不会有前置的调研议案程序，除非是专项调查、专项执法，因为人大常委会不是有组织的机构，人大常委中很多人是兼职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调研，有些人大常委甚至连经济数据报表都看不懂，这和人大常委会的本身运作也有关系。现在调研的工作主要交给政府，交给一些专家负责，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和质疑。

　　如果人大能够建立一个预算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由国家拨付经费，并有一定的编制在人大，将财政预算调研作为一项例行工作，那么人大就可以进行独立调研，完成后马上审议，将财权真正地从领导手中独立出来。这还有待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快报记者 陶维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