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艺术特长生里很少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学习成本很高，农村孩子承受不了

　　文 | 任羽中

　　大致来说，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高考的变化是不大的。考试的内容、方式、招生的规模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等等，都比较稳定。真正大的变化，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高考加分，其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种类明显比以前增多，幅度也逐步增大，对高考制度本身的冲击也更大了。

　　教育、考试历来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而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在精英的遴选和再生产过程中，承担了最主要的职责。

　　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加分，并没有什么不对，可以促进素质教育，也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但是这些加分政策实施后，变得很难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考的简便性、明确性和公平性，也破坏了高考的政治—社会功能。

　　比方说，这些高考加分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少听取农村学生的意见，不能反映他们的利益。很多地方在进行高考改革前，也都举行了座谈会、听证会。但是，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就发现：高考改革这样一个牵扯农村学子命运的大动作，鲜有听说教育部门在农村学校举行座谈会，听证会上也很少出现农村学生代表。

　　温家宝总理就曾说，他发现大学里面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了。

　　事实确是如此。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国内一所排名前20位的大学，曾作过一个统计：

　　这所大学所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比例超过四分之三；而且绝大部分体育特长生来自城市，70%来自大中城市，20%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来自农村的只有6%。这些体育特长生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都很高，说明他们的家庭条件大致都是不错的。

　　艺术特长生在高考中同样可以得到加分。而这所大学近年来招的艺术特长生，同样大多数来自东部省区，比例超过70%，西部省区占到15%，中部省区最少，不到10%。生源地也很集中，北京、广东、辽宁最多，占了70%。

　　从生源地类型来看，88%的艺术特长生来自大中城市，只有11%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没有一位艺术特长生来自农村。

　　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普遍拥有比较高的学历，85%的父亲和80%的母亲拥有大本或大本以上学历。

　　这就反映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大城市的、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艺术教育方面享有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艺术特长生里很少有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学习成本很高，农村孩子承受不了。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条件学钢琴、芭蕾舞。

　　但是从这些艺术特长生进校后的情况来看，他们中仅有4%学习成绩排名进入全部学生的前10%，仅有26%学习成绩进入排名前50%；更有19%的特长生，成绩排在最后几名。

　　我并不是反对大学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但是这种资格的认定，涉及很多部门，这个过程即使完全公开，也不容易监督。因为专家、评委说了算，他们才有发言权，一般老百姓怎么去判断？

　　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类型的高考加分，作为高考改革的一部分，风险太大，成本太高，不易于监督。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在这个领域里，公平比效率更重要。增进高考的公平性，才应该是改革的目标，要是不利于公平，就应该废止。

　　从近年被揭露出的一系列“黑幕”看，很多高考加分，都因为标准太“多元”，所以极其容易滋生腐败。在没有制约机制之前，坚决不能放权，否则将导致社会阶层固化。

　　大学应该是公平的、开放的，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都可以通过大学成为精英。大学尤其应该注意，照顾那些聪明勤奋的农村孩子，照顾穷苦人家的子弟。如果大学都成了金钱、权力与教育资源交换的地方，那大学就真正堕落了。

　　假如让我来提政策建议，那我甚至认为，应该恢复全国一张卷子，加强高考的“全国统一”，取消那些不容易判断、倾向性太强的加分，恢复“裸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办职员，比较政治学博士生，本刊记者米艾尼整理)

　　要考试，也要加分

　　任何一个国家在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时，都会采取多种政策的组合，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不是只有考试，或者只有加分

　　文 | 劳凯声

　　一张试卷能反映出的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而且实际上高考考的是记忆的知识，考察的是考生死记硬背的能力，显然与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差距很远，

　　高考加分的项目，一开始不多，而且这项政策的目的本身，并不是将高考加分变为一种特权，而是为了通过加分更好地分配高等教育的机会。

　　现在来看，人们认为高考加分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些漏洞。但其实，这些漏洞并不一定是加分制度本身的漏洞，比如重庆31名考生涉嫌改民族成分，他们钻的就不是考试制度的漏洞，而是我们国家行政管理、户籍制度的漏洞，我想这是全社会的问题，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不是易事。

　　高考加分制度，并非我国独有，实际上，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加分政策，例如美国曾数次出台相关法案，规定退伍军人在高校招生时是可以优先录取的，德国对退伍军人也有类似规定。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加分由弥补某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变成了某些人谋取特权的手段。本来加分政策的目的是更全面、客观地鉴别人才，结果遭到老百姓如此多的诟病。 

　　制度设计上存在的漏洞，导致有些人有机可乘。

　　第一，加分标准过宽，很多特长都被列入加分项目，这也导致了一种不好的教育导向---很多家长从小就送孩子去学习各种特长。

　　加分项目必须经过科学论证，还要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比例也不能过大，如果一个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成为特长生，那么也就不是特长生了。加分项目过多、过滥，导致加分制度失去了原有的选拔意义。

　　我们需要通过对特长进行界定，制定一个公认的标准。既要保证公平，也要全面考察考生，把真正有能力的人选进大学。

　　第二，缺乏严格的程序性审查，导致很多加分通过黑箱操作等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现在虽然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公示制度，但透明度还不够。

　　地方招生部门受其他部门影响，往往可能设计一些从各部门利益出发的加分政策。而中央能更好地统揽全局。

　　为了保证高考加分的客观、中立和公平，应该在操作过程中尽量避免自由裁量，越少自由裁量，越能保证公平客观。

　　总的说来，现在的加分政策是在原有的考试基础上进行适当修补的一种政策，从道理上来说，实行这种制度不需要太大的成本。但如果全部取消重来，建立另外一套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所需要的改革成本其实更大。

　　教育部希望最终使高考招生自主权回归到高校本身，但我们现在有1000多所普通高校，还不包括民办的，都自主招生，成本得有多大？ 

　　高等学校的入学尽管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但如果不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对于我们坚持的教育公平来说，也会是很大的伤害。

　　如果还有办法，来达到我们制定这项政策的最初目的，我们就该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完善它。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时，都会采取多种政策的组合，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不是只有考试，或者只有加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所所长，特约撰稿许路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