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为何飘香

　　如果不是因为旧事被重提，胡德平并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华国锋去世之际，师东兵书中的观点，在互联网被到处转载，“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胡德平站了出来。

　　师东兵称，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万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暂的春秋》、《庐山真面目》、《铁窗余生录》、《政坛秘闻录》、《选择突破口》、《怀仁堂政变》等，而这些图书，大都在香港出版。

　　这些书，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师东兵质疑胡德平等人：为何在书出版之时不出来澄清，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仍健在之时？

　　“把人杀死之后立即报案，和十年后报案能一样吗？杀人报案，现场痕迹很好破案，你不报案。二十年后，痕迹都已销毁，办案难度非常大，(现在)你报案，是何意思？”师东兵说，“你叫谁能够给你把证据、痕迹(保存)那么真实？现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已经变成行动！”

　　胡德平说，《政坛秘闻录》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经去世，这本书在香港出版，许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报记者查实，1998年，这本访谈录涉及的前领导人物中，胡耀邦(1989)、陈伯达(1989)、纪登奎(1988)、黄永胜(1983)已经去世。

　　记者问及采访胡耀邦时是否录音，他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如果我告诉他掌握了什么，都是从攻击敌人的薄弱点开始。”另外，他说，必须为信息源保密。

　　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多资料。

　　对于师东兵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描写华国锋的《短暂的春秋》，其传记描述，国内盗版不断，黑市上的价格暴涨又屡次脱销；“中央一位资深的老政治家”说：“没有对党的知识的透彻了解和对党的历史的潜心探讨，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访的前领导人子女以及学者，从“历史常识”角度，对师东兵进行批驳。

　　胡耀邦的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指出，师文说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高勇说，他不可能逐一驳斥师文，“我不可能给他重写一本书吧？”

　　陈晓农读完了《政坛秘闻录》，“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认为师文没有特别的诬陷和攻击，就不予计较了。即使他想要反击，也有困难，“他钻了空子，我们这些人比较背，拿他没办法”。

　　陈伯达在“四人帮”倒台后获刑，入狱。《政坛秘闻录》中所涉及的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几乎多为非正常离职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

　　即使在定论上未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也保持了低调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汪东兴辞职后，除了偶尔给《中华儿女》、《党史博览》这类杂志提供纪念性文章，他从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包括上门来的中央电视台。

　　“他不讲假话。因为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党不让讲的话他不能讲。”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说。

　　汪延群透露，汪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书已经写好8年时间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许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约，都被他拒绝。“因为他有一个紧箍咒念着，他是共产党的人，他的东西就要共产党人给他出，他的东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内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著述出版，是严格的组织行为。对于领导人的文选、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均有严格规定。

　　1990年，相关部门规定，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所述史实一定要准确，观点必须符合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指：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

　　出版单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几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机构选题须报批。

　　本报初步统计，出版选集(文选、文集)的党的领导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最高规格。

　　享受这一规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叶剑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

　　即使是个人组织编写的作品，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领域，三十多年来，经过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数。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而与“文革”史密切相关的领导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叶永烈的《“四人帮”全传》、《陈伯达传》等寥寥几本。

　　不过，本报记者发现，从地摊和旧书市场，却可获得不少人物传记。内蒙古的两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为“师东兵”的《汪东兴传》，但师否认是其所著，一些挂着正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领导人书籍，疑为假书。

　　华国锋、汪东兴所看到的师东兵的书，均来自地摊。师东兵抱怨，自己的书被内地大量盗版。

　　而许多假书，盗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图书。越来越多前政要选择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没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实真假，完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师东兵宣称，自己是“文责自负”。江青前秘书阎长贵说，自己确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后，他没再要。”阎至今尚未看到《政坛秘闻录》有关自己的访谈。

　　“野史”与假书现象，由来已久，现在新的传播途径是互联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东兵之争，正是起于网络。本报记者发现，师东兵的作品在许多论坛上被质疑，但也有部分网友说他“写出了历史真相”。

　　“野史”和假书现象，考验着正史解释历史和引导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说，在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曾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开发表的东西事实真假、黑白进行审核，事实绝不能错”。

　　中央党校党史部一位教授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为知名党史专家，这位教授并不排斥纪实文学，“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

　　这位专家和许多了解师东兵的人一样，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提及了许宗衡案。

　　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师东兵到底有何背景？

　　传记多次评价这个作家很“神秘”，这源于他与“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当他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后，“有人断言：‘师东兵是一个军队的神秘作家’”。

　　师东兵在各种书中，经常刊登一些他与“老革命”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前，他拿着黑色的手机，图片说明是：来自红墙内的电话。

　　按照传记以及师东兵助手的说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资料以及书籍，但师拒绝各路记者到他家里采访的要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里，他身边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师东兵网”，他说是某省台办有人帮其办的。师东兵还强调，自己的博客是网站帮忙开设的，非自己申请。

　　采访别人，或者被采访，师东兵经常使用“会见”一词，有时候，他不说“我”而直接自称“师东兵”。被采访时，师东兵习惯地掏出自己的录音笔，他还习惯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贴出“答记者问”。

　　尽管没有从政，作为作家的师东兵，未能摆脱政治的是是非非。传记引用“一位熟悉师东兵的记者”的评价，师东兵是一位“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在传记、网站、博客中的他，经常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座上宾。“什么级别的领导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过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领导见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书里某一个事的详细情节是什么。见了以后当然很客气，吃饭，师老师，林彪当时怎么回事？”师东兵说。他在博客中描述，许宗衡将他当大哥，甚至想拜他为师。

　　许宗衡今年6月落马后，师东兵就在博客上贴出相关文章，称自己举报了许宗衡。博文称，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许宗衡，通过中间人将其请到深圳，“甜言蜜语地让我尽力帮助他当市长”。许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职。师赠予许《今日湖南》画册。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向本报记者坦承，他将《从矿工到省委书记》寄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并发出举报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师东兵前往长沙主编画册《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的传记《从矿工到省委书记》，但未料到被当作歌功颂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败”举报到中央。师在王任太原市市长时与其结识。师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画册。

　　而师东兵举报许宗衡，则是因其遭受许宗衡“迫害”。两人在2006年3月“决裂”，2006年4月师东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传，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审。师东兵说，许报复他，是因为他拒绝替许宗衡索贿。

　　师东兵的博客文章以及与许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许多媒体转载，并被当做举报人采访。不过，在其树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时，却有网友开始质疑：师东兵是不是买官卖官的掮客？

　　师东兵还险被深圳检方起诉。他的女儿师建丽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称，其中一个“被害人”确曾给师东兵十多万元，但“那都是因我父亲往来北京、深圳帮他办事，他给的一些‘跑腿费’，我父亲从来没有主动向他索要或骗取过钱财”。

　　师东兵向本报记者承认，自己确曾给中央部门他认识的领导干部写信，但不是买官卖官，因当时许已被定为市长候选人，只是受到一些领导反对。在山西时，师就曾给中央写信，反映当地的一些人事安排问题。从传记中可见，给中央写信反映各种问题，是师东兵自“文革”以来的习惯。

　　而师认为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领导看到，是“因为我是个作家，我写的作品是高层政治，所以高层领导能了解”。但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许宗衡报复师东兵，是因为他发现师根本不认识什么中央领导。

　　7月25日，师东兵“第七次答记者问”，称他两三年前已经获悉“许宗衡余孽”要追杀他的消息，对于其作品真实性所遭到的质疑，他说，“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师东兵还说，其博客里天天攻击他的，是“某民航一个处级干部”。本报记者了解到，双方均指责对方诈骗，此案正在审理中。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李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