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政府批件等了8个月

　　1993年，书云就做过拍摄一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的方案。2001年，她再次来到西藏时，觉得那里在现代化的路上变化很快。“我觉得在中国其他地方30年走完的路，到了西藏被浓缩成了10年。我希望记录下正在变化的西藏给后人。”她说。

　　书云说：“西方对西藏有很多误解，即便西方记者去了西藏，通过他们的东西，你也看不到普通藏族人日常是怎么生活的。”

　　书云的丈夫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他懂4门语言，在印度工作过20年，做国际援助，算是博学。可是他对西藏没有什么概念，更何况上街抗议西藏问题的普通西方人呢？所以我要拍真实的西藏，让更多人知道，哇，西藏原来是这样的。”

　　2005年，英方制作公司七方石和书云达成共识。“七方石”的负责人彼得·一溪今年50多岁，曾经于上世纪90年代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对西藏有浓厚兴趣。

　　与书云不谋而合的，还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博士。他是西藏农奴的儿子，后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藏族学者，我经常深入藏区各地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而且有机会经常出国，到世界各地讲学、考察。我也曾渴望通过我的论文、专著、演讲，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真实的藏民族。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在西方世界，一部影片的影响远远胜过一百本书、一百次演讲。于是，我的心中也早早萌发了把我们多年来在西藏各地田野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搬上荧屏的想法。”

　　格勒出面到政府跑摄制的许可。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政府批件等了8个月。“让英方公司进来拍西藏，这是个革命性的想法。”书云说，“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的领导要比一些地方官员更开明。这是政府高层对格勒博士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信任。”

　　 选藏族摄像师，租住当地一居委会

　　2006年春天，书云得到消息说，《西藏一年》可以拍摄了，她马上来到西藏江孜。江孜是西藏第三大城镇，人口不到1万。

　　“让西方摄像师进入西藏，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新闻办都批准了。但我最后放弃了，主要是考虑到语言障碍。”书云说。

　　她说：“我决定在北京寻找懂藏语的摄像师。这是个很难的选择，国际发行公司也理解，外方的摄像师懂西方观众的需求，但是片子深度可能不够；用藏族摄像师拍藏族老百姓，没有语言障碍、心理障碍。他们和被采访的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很好。”

　　之后，10个人的摄制组成立了，7名是藏族人。

　　在江孜，书云为了节省成本，也为了更亲密地接近普通藏族百姓，她希望租民房居住。最后，一个居委会把办公室，一个非常传统的藏族民居，租给了他们。居委会主任说：“我们可以回家办公，租金可以给我们居委会做办公经费。不过，这里没有自来水，你们洗澡要到街上的公共浴室去。”

　　采访对象不是政府找的

　　选择拍摄对象是个难题。曾有个国际律师问书云：“你的采访对象都是政府给你找的吗？”书云说：“完全不是。”

　　她说，我们决定要拍8个普通藏族人，他们职业不同，能代表西藏百姓的不同生活。

　　第一个选定的拍摄对象，是一个叫“建藏”的家庭旅馆老板。建藏是藏族，他的父母都是在“文革”中还俗的僧人，他的名字是促成他父母结婚的区委书记给起的，他弟弟叫建国。后来书记调走了，后边的弟弟们就用传统的藏族名字了。

　　书云在颇受国际旅行者欢迎的英语导游书《孤独的星球》中看到，建藏饭店的老板是一个会说英语的藏族人，这家饭店被评为江孜最好的家庭旅馆。书云觉得，凭着《孤独的星球》的推荐，建藏不会缺少客人，他们的片子肯定也会不乏素材。

　　建藏原本是江孜人民医院的医生，是县里第一个辞去公职的人。2000年，即青藏铁路开工之时，他用开诊所赚的钱盖起了江孜城第一家家庭旅馆。据说他每年纳税1万元，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之一。

　　摄制组还找了两个白居寺的僧人，但有人不愿上电视。书云就把格勒博士从北京叫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最后他们勉强同意了。

　　其他拍摄对象中，基层干部找了妇女主任普赤；乡村医生选了拉姆；包工头选了仁青，小学都没有上完的他据说是“江孜最好的包工头”；乡村法师选定了能做法事“驱散冰雹”的次旦法师。

　　最困难的是，没有一个三轮车夫愿意上镜头。他们选定了一个叫拉巴的小伙子，但是拉巴说：“我们很穷，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们付我工钱吗？能帮我找份工作吗？”

　　书云说：“我不能给任何拍摄的人钱。”最后拉巴几次同意拍摄又几次反悔。但就是这个拉巴，带来了最曲折的故事。

　　书云说：“他的侄子欧珠病了，手术费要十几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用拉巴的话说，把他全家人都卖了，也凑不够这些钱。后来，他背着糌粑当好几个月的口粮去打工，结果被骗了；一个女孩看上他了，住到了他家里；片子结尾，他说，他要当爸爸了。他们的故事真像演电影一样，你想都想不到。”

　　没有一个人说不能拍这个，不能拍那个

　　《西藏一年》在BBC播出时，有评论说，这是一部没有官员陪同采访的西藏纪录片。

　　书云说：“确实，当地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不能拍这个，不能拍那个。我觉得很幸运，在西藏拍片能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书云说：“我们请官员吃饭，他们不吃，说很忙。我也去找他们谈过工作进展，他们很客气，还问，国内摄制组来，要用车，要吃喝，要宾馆，你们要什么？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在那里采访一年多，大家熟了一些。他们说，我们没见过什么都不要的摄制组，不要钱，也不拍领导。他们可能觉得不好意思，还问我们，你们真的不住酒店？如果你们想从居委会搬出来，我们可以跟酒店说说给你们打点折。”

    7月27日晚11时多，《西藏一年》第一集在中央电视台刚刚放完，建藏就从西藏江孜打来电话，跟书云开玩笑：“你把金库的门给我打开了。你说，这个片子能不能在日喀则电视台播一下，让我的朋友，我的对手都看一下？”

    在电话里，《西藏一年》主人公之一的建藏用汉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平时不喝酒。那天晚上，我和我老婆喝了三瓶啤酒，我们看电视，碰杯。我老婆说，这是做梦吧？”

    建藏说：“在我们这里住店的客人也看了，他们说这个很真实，是让人相信的西藏。不像有些电视片，一看就是假的。这个片子透明度高。”

    《西藏一年》在国外电视播出后，建藏说，他成了大明星。有一集里，建藏在法庭上用汉语为一个汉族包工头辩护。他说：“他们说，你是西藏懂法律的人。现在很多外国人要和我照相，照完相他们要说很多谢谢。目前，国内和我照相的客人不多。前天，有个叫吴清的教授从上海来，路过江孜，专门来看我。他说在国外的电视上看到了我。现在片子在中央电视台一放，更是我们江孜的广告，对我也有好处，找我照相的国内游客会越来越多的。”

    有自己镜头的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一放，对建藏不仅仅是广告，更重要的，用建藏的话说：“我不用害怕了。”

    他解释：“BBC播了以后，国内没有播，我心里有些说不出的害怕；不过我劝我老婆，他们有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手续，我们怕啥呀？去年‘3·14’拉萨出事后，我更害怕了。现在，中央电视台一播，说明国内外都认可了这个片子。我心里压力减轻了。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

    书云说：“最近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我见到建藏说，你年轻了！”

    建藏说：“我的头发是染黑的。去年‘3·14’之后，我都愁出白头发了，因为客人的订单都取消了。”他告诉书云，去年一年旅游旺季只接待了40个客人。要知道，这家饭店有44个床位，正常年份接的游客应该有三四千人。

    这个藏族家庭旅馆的小老板在电话里说：“我喜欢信息透明。”（本报记者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