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书撕掉了一页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最后的士大夫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还厉害”

　　——对话杨宪益

　　人物周刊：回望一生，您对命运抱何态度？

　　杨宪益：我无所谓，我不信命运这些东西。不过大家都说，算命的还算得有点道理：我幼年丧父，我儿子后来也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里惟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们把我的一个自传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在您的自传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你骑着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时候，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你的未来。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这和您后来的经历很相似。

　　杨宪益：对，这事就发生在我认识我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我还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乃迭这个名字很美，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杨宪益：那是我翻译的，就是简单的音译。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乃迭了，没什么特别含义。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热闹、兴旺一点。

　　人物周刊：说说《红楼梦》吧，跟《离骚》可不可翻的问题一样，《红楼梦》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难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谐音的伏笔、暗示、隐喻……

　　杨宪益：也有可以解决的，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译的就翻译，解决不了的就加一个注解。当然，能解决得了的只是少数。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您妹妹说：“我哥哥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说没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这样吗？乃迭对于您的翻译事业帮助非常大是吗？

　　杨宪益：我说这个是因为她的英文应该是比我好，毕竟她是英国人，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许多莎士比亚。我刚刚开始中翻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人物周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样的？你们俩一辈子都很默契？

　　杨宪益：我们两个人从没有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不过，我儿子去世以后我们俩都很悲伤。她的身体、心情就一下子恶化了。人物周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蹲监狱、扫厕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钱钟书、杨绛等都有过类似经历。

　　杨宪益：我算运气比较好的。我被关了4年，可是我那4年还比较舒服，跟我蹲一间牢房的有三十几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管我们的人也算客气，平时没有打骂。幸亏我被关起来了，在外面可能受冲击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许就死了。

　　人物周刊：所以您入狱前精神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分裂的先兆反应，比如幻听和幻觉，到了监狱里倒没有了。

　　杨宪益：没有进监狱以前状态是不大好的，(对“文革”的事情)比较有情绪。比如说，过去我很佩服周恩来，见过几面，一直很欣赏他。可是我在被关以前，有人请我去吃饭，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带着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们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来后面。当时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我硬把头转过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没有招呼，假装不认识他。后来想想，挺后悔的，周恩来其实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人物周刊：我其实特别想了解，戴乃迭作为一个外国人，亲身经历了中国解放以后的那么多事情，她对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态度。

　　杨宪益：乃迭对共产党基本上是拥护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还邀请我见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赞成。实际上，作为一个外国人，乃迭，还有她的父母亲，对中国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

　　杨宪益：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看看电视。看完电视，有的时候，朋友来了，我们说两句话。从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大。后来我认识了年纪比我轻一些的，黄永玉我们也认识，关系还好，他给我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收藏，我的东西丢得很厉害。这幅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王世襄写给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杨敏如的同学。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很少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