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执政：权力交替新布局

　　“80后”官员逐渐开始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从中央高层不断释放的信号来看，这已是从中央到地方完成干部建设梯队格局调整的大势所趋

　　文  肖康

　　当湖北“最年轻市长”周森锋遭遇全国媒体的集中追访时，他曾如此回应：“我的当选其实也是受益于国家对青年干部的政策。”这个颇为典型的官样回答，虽充满了外交辞令的意味，却也道出了中央调整干部建设梯队格局的大趋势。

　　2009年，中央连续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开始部署培养选拔年轻干部。

　　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中央首次制定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随后不久，《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也得以进一步完善。3月30日，在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克服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各种障碍，改革创新年轻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人民日报》称，新一轮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

　　崭露头角的“80后”

　　之后，在一些省市，数量众多的“80后”出任县处级领导职务，一批“80后”官员正在成批量地进入干部建设梯队，开始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

　　2009年6月初，昆明市对60名经公开选拔挂职担任副县级领导职务的年轻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告，在这份名单中，有30名“80后”，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4岁，叫赵臻。这在昆明市干部任用历史上尚属首次，也立即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无独有偶，6月21日，湖北省宜城市，周森锋当选新一任宜城市市长。这位湖北“最年轻市长”立即成为公众焦点，并点燃了人们对于“80后”干部的热议。

　　消息一出，关于周森锋的家庭、历史背景、工作经历等信息被媒体大量报道，各大论坛上，公众对于这位年轻市长更是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议，褒贬不一。其实2009年之前，“80后”干部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2008年初，1980年6月出生的张辉，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厅官”；25岁的孙靓靓当选共青团江苏泰州市委副书记，成为副处级干部，她毕业后仅用了两年半时间。

　　2008年7月，湖南株洲面向“80后”海选干部，选出100人进入市里的人才库，入选前十名者则根据本人条件和有关规定，可破格选拔和调整岗位，优先安排到科局级或副处级领导岗位任职。从全国来看，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公布，但在各地党政机关中，“80后”县处级干部已不鲜见。

　　这些年轻干部升迁的速度以及他们的能力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有人指出，如此选拔年轻干部是不是仅是一场政治秀？张辉、赵臻、周森锋等“80后”官员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让他们倍感压力。

　　“我在想，上世纪80年代时，大量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不也做得很好？当时，人们对于年轻官员们没有求全责备，为什么现在争议这么大？”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提出了这样的疑惑。

　　最早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的是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初，为解决“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年龄偏大的问题，邓小平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提出干部的“四化”建设，即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其中年轻化是核心，也是最为刚性的指标。其后，各届领导人也都十分看重年轻干部的选拔。

　　据统计，从1982年到2007年，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截至2007年底，中国机关干部中45岁以下的占71.5%，其中35岁以下的占30%；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7.5%，比1978年提高了78.2个百分点。

　　然而，部分政论家仍然对大批量的“80后”集中提拔持保留态度。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认为，当时刚走出十年“文革”，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一方面很多老干部已经不能工作，另一方面建设又需要大量人才。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如果今天某个地区还以运动式进行，我就要质疑其合理性、持久性。”她认为，昆明的做法有当地的特殊性，但不意味着其他地区可以一窝蜂效仿。

　　“为什么要公选年轻后备干部呢？因为此前我们在年轻后备干部选拔方面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李康坦率地向媒体分析了他们所面临的人才困局：2008年，昆明县市区领导干部换届，按照规定，应该有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结果却尴尬地发现，在知识结构、年龄方面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

　　此前，他们列出35岁左右、任职满两年以上的副县级的后备干部，结果全市1400多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只有十几个人符合条件。在知识结构上，虽然现在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多数，但实际上真正通过全日制本科教育，特别是熟悉经济工作方面的干部并不多。

　　而从昆明目前的发展阶段看，他们急需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急需引入一些高学历背景的人才进入领导层面。

　　针对当下不同时期的领导干部，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最近公布一组调研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央国家机关中的“60后”、“70后”和“80后”三大干部群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以及所面临的压力和问题。报告显示，“80后”干部一般学历较高，极大地改善了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在成长的过程中，“80后”一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他们不怕挑战，乐于在竞争中证明自己。他们处在充满激情的年龄，对工作充满热情，勇于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接受新事物快，善于学习新的思想和方法，善于借鉴和运用外来经验。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常务副校长谈宜彦认为，“80后”干部朝气蓬勃，思维活跃，基本素质好，自主意识较强。他说，“这拨年轻人是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是机关大量工作的具体承办者，处在干部成长的萌芽期或成长期。相较‘60后’、‘70后’的干部而言，他们在成长历程中个人自主意识较强，比较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实践经验有待丰富，抗挫心理有待成熟。”

　　“80后”的优势与劣势都同样明显

　　在中国，“80后”以一个文学词汇出现，如今与政治挂钩，已经不只意味着一个年龄概念。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一群体幸运地生活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最平稳的年代，完整地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他们具备诸多与前辈不同的成长经历，却也少了前辈们因特殊的年代所经历的生活苦难和磨砺。

　　在很长时间里，他们一直备受争议。在人们眼中，这一代人不免留有自信、张扬、以自我为中心、自私、任性、注重眼前利益、不负责任、贪图享受的印象。早前，公众甚至用“垮掉的一代”、“最没责任心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来作形容。

　　因此，当这一群人与这个国家最严肃的主题——政治相联系的时候，许多人对这些“80后”官员选拔的标准以及此后的成长空间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仍然表示了担忧。

　　为权力交替布局

　　然而，这一群年轻人必然登上政治的舞台，被选拔和重用，这是各级政府的现实需要，也已是大势所趋。

　　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结束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事关长远的战略举措》。文章指出：年轻干部不断地成长成熟起来，大批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能够善于正确判断形势和把握大局，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优秀年轻干部涌现出来，我们的队伍才有可能始终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

　　据悉，中央有关部门还将继续调研，适时出台进一步优化干部任职年龄结构的意见。中组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编制《2009—2012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对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将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也在为中共十八大换届作准备。

　　一些政论家的看法是：距离下一次领导班子换届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将迎来一轮对省部级和市、县两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的集中调整。通过换届和调整，不断完善干部队伍的知识和专业结构，选拔大批懂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优秀年轻干部。

　　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发展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形成“5678”年龄梯次的干部建设梯队格局，以顺利完成权力的交替和过渡。如今看来，这样一个思路正在形成：目前的中央领导层中，已有多位“50后”一代进入政治局及常委会；在省部级官员中，“60后”逐渐上位，内地所有省级领导班子中，都已有至少一名“60后”领导成员；“70后”进入厅局级官员梯队；而“80后”也开始充实县处级官员群体，成为中国干部梯队的重要基础环节。

　　李康表示，昆明此次选拔的这批年轻干部实际上也是一个干部储备，为五年以后的县市区党政机关换届作准备。

　　“80后” 正好踩在了时代的节点上，其本身又具有不可比拟的年龄优势、知识优势，有能力、有热情、有潜力。但经验的不足始终被认为是他们最大的劣势，特别是在基层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应对和驾驭，这是个问题。

　　从各省市的情况来看，解决“80后”干部的经验不足问题，普遍采用的办法是：在提拔之前下放基层一线挂职锻炼一段时间。

　　2004年7月，周森锋以清华大学在读硕士的身份到襄樊市挂职锻炼，在不到5年时间内，从副处级升至处级，成为宜城市市长。

　　昆明市此次选拔的干部也不是直接任职的，而是挂职。“挂职意味着可上可下，是一种培养锻炼干部的方式。”李康说。

　　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注重选拔基层中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妥善应对复杂局面、有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党政领导机关。从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传递出的信息来看，重在实践锻炼、重视基层经历，将成为下一步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关注点”。

　　71.5% 截至2007年底，中国机关干部中45岁以下的占71.5%，其中35岁以下的占30%

　　“80后”正好踩在了时代的节点上，其本身又具有不可比拟的年龄优势、知识优势，有能力、有热情、有潜力。他们最大的劣势是经验上的不足。

　　过去的笑话，后来的佳话

　　公众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到保护，而不是执政团队的干部是否80后

　　文  乔新生

　　自从湖北襄樊出了全国“最年轻的市长”之后，有关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事实上，建国后中央就提出干部年轻化的要求，目的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为此实行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比如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安排那些政治精力旺盛的政治元老；实行“巡视员”制度，让那些尚不具备退休条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靠边站，为年轻人腾出岗位；组建各种事业性单位，分流安置那些党政机关实权部门多余的领导干部。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果不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不尽快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那么，执政团队内部将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当这些领导干部无处安置的时候，所谓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更主要的是，由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腐败越来越多，政府的公信力会越来越低，执政的基础将会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应该尽快改变现行的干部制度，通过普遍选举解决政府部门冗员过多的问题。

　　建国以后，由于没有实行严格的干部任期制，各级领导干部的年龄越来越大。为了吐故纳新，时任政府领导人提出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培养一大批年轻干部。在这项制度的落实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的现象，譬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技术员，因为符合干部年轻化的要求，而一跃成为城市的市长；一个技术方面的专家，由于科研突出，而被领导干部看中，成为选拔年轻干部的考核对象；一个中学教师，由于符合提拔女性干部的政策要求，而成为政府部门的要员。这些人进入执政团队之后，由于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许多人连最基本的公文流程都不知道，结果在工作中闹出了许多笑话。当然，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依靠业已形成的庞大官僚体制，这些年轻领导干部很快适应了工作岗位，过去的笑话，后来都变成了佳话。

　　如果离开历史，讨论干部年轻化问题，那么就会不得要领；如果沉湎于历史，而没有看到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那么，就会对干部年轻化产生错误认识。其实，任何一个执政党要想永葆青春，都必须着力培养年轻干部，建立层次分明的干部梯队。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领导干部不同于技术专家，技术专家可以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不断的积累技术经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而领导干部则只能接受公众的检验，如果没有选民的支持和监督，那么，即使实现了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反而降低了自己的公信力。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领导干部越年轻，在选举的过程中越容易进入选拔者的视野。年轻的领导干部政治生命相对较长，和基层领导干部相比，他们都有高学历，并且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更加适应新闻媒体参与选举的政治环境。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考虑干部的年轻化问题。在民主体制内，干部年轻化只不过是一个政党内部讨论的问题，它永远不会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公众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受到保护，他们从来不会关心执政团队内部的干部年龄问题。只要能给公众带来更多的福利，哪怕成员七老八十，这样的执政团队仍然能得到公众的拥护和爱戴。

　　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组部正在改变自己的干部政策，在强调干部年轻化的同时，更加强调干部选拔的民意基础。近些年来，中组部特别要求干部选拔要听取民众的意见，新提拔的干部必须接受公众的检验。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着力点。

　　离开历史，讨论干部年轻化，就会不得要领；沉湎于历史，没有看到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就会产生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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