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

　　—— 中国作协发言人细说作协体制

　　“韩寒在网上说，金庸先生加入作协肯定是不了解中国作协的情况，那么我可以说，韩寒先生也未必了解中国作协是个什么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和郑渊洁退出(北京市作协)没有必然联系，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希望大家不要联系在一起。作协章程规定，(作家)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一进一出我们认为很正常，都是作家自己的选择。”陈崎嵘说。

　　2009年6月，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几乎同时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声明退出北京市作协，两件事情再次引起公众对作协的热议。近几年，韩寒的批评言论、郭敬明抄袭案、网络作家和80后作家加入作协等事件，一次次把作协推到舆论前沿。

　　作协为什么遭到如此多的质疑？对此，《望东方周刊》近日专访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新闻发言人陈崎嵘。

　　扶持主旋律创作每年数百万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作协总是被人诟病？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也会引起轩然大波？

　　陈崎嵘：社会上或者网络上对作协的批评、嘲讽，甚至谩骂，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作协不了解，不知道作协的性质，做哪些工作，所以产生一些误解，也怪我们以前宣传不够。所以我们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

　　也不能否认，有个别人对作协有成见，有偏见。

　　应该说中国作协的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不是需要一个组织把方方面面的作家团结起来？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很容易变成一盘散沙。

　　《瞭望东方周刊》：作协主要做哪些工作？有哪些职能？

　　陈崎嵘：在成立之初，有一个概括的说法，就是联络协调服务(作家)；现在来说，作协最大的职能还是服务，服务作家，服务文学。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的工作有哪些？

　　陈崎嵘：首先，在思想政治上，有五年一次的(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一次的全委会，一年两次的主席团会。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会议、座谈、调研，通过会议，把各种思想、精神和对作家的希望及要求，传递给作家。

　　评奖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作协在全国一流的奖项有四个：鲁迅文学奖，三年一次；茅盾文学奖，四年一次；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三年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三年一次。

　　作协还组织作家采风，让作家了解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建设中的重点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奥运工程，我们都派作家到第一线去过。女作家孙晶岩写奥运题材的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就是我们派的；女作家徐坤写“鸟巢”的《八月狂想曲》，是北京市作协派的。

　　《瞭望东方周刊》：是作家组团去，还是有作家需要去，作协中间联系？

　　陈崎嵘：多数是一批一批去的，一次一二十人。“非典”的时候，我们组织一个作家采访团，到地坛医院采访。汶川地震以后，我们组织了4个作家团，受灾的重点县市都去了。我带了一个团去了甘肃陇南。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我是一个要加入作协的人，加入之后会有哪些好处？

　　陈崎嵘：优秀作品可以得到推荐，作协每年都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开研讨会，还可以推荐到作协所属的报纸杂志发表；组织作家到国外交流；每年还会扶持一批重要作品创作，以作协主导的方式，鼓励一部分作家创作主旋律作品。会员个人申报，如果我们认为某个作家比较符合要求，比如反映改革开放的，或者反映老百姓生活变化的，就纳入作协扶持范围，给他一部分经费，他就可以专心写作。

　　《瞭望东方周刊》：扶持作家进行主旋律创作，这一项每年需要多少经费？

　　陈崎嵘：每年大概有几百万。比如报告文学，采访量大，费用高，就给两万，如果是小说，一万，有些作品容量小一点的，就给5000。根据作品的难易程度，确定资助金额。之后，还可以讨论帮助修改作品，联系出版社。一整套的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写不出作品来怎么办呢？

　　陈崎嵘：一定要写出来，不然，钱就收回。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这个扶持更有实效，出平庸的作品太容易了，要出力作，要从题材开始把关。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把关？

　　陈崎嵘：我们把题材分为几类，比如反映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写国家重大建设，描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反映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等，都是现代主旋律题材。正是因为要提倡，我们才会给钱。如果写一些小情感，自说自话，自言自语的，不会资助。

　　吃“皇粮”的只有200多人

　　《瞭望东方周刊》：作协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级？共有多少会员？

　　陈崎嵘：中央一级是中国作协，下面有各省作协，再下面地级市都有作协，有些发达的县也有。石油、煤炭、冶金等行业也有作协组织。

　　现在中国作协会员有8900多名，到省一级有5万多人。地级市和县里的没有算，那就太多了。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作家加入作协后，再也写不出东西，作协怎么处理？

　　陈崎嵘：也有一些作家写出来了，怎么没有人看到呢？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秦腔》等，都是加入作协之后写的呀。一个人能否写出好作品，由很多因素决定。有些作家加入作协，确实没有超过前面作品，或者写不出作品，都是正常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说法，“作协养了一窝不下蛋的鸡”。

　　陈崎嵘：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这是一种误解。在全国所有的作协会员中，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是有“皇粮 ”的，有工资津贴，其中还有一些是担任作协的行政职务的，还有的是作协所属报刊的编辑。

　　《瞭望东方周刊》：其中包括驻会作家吗？

　　陈崎嵘：包括一部分驻会作家，还有一部分签约作家。签约作家就是签约后有工资，搞创作，几年后，不签约，也就没有工资了。

　　200多专业作家，是我们普查过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在逐步减少。(因为)我们不再发展驻会作家了，(同时)很多老作家逐渐去世了。

　　绝大部分作协会员都是业余的，他们有自己工作岗位的收入，加入作协只是一个认证，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关系。网上说，我们养着几万名作家，没有这回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郑渊洁认为，作协不应该用国家，也就是纳税人的钱。

　　陈崎嵘：要看这个钱，投入产出的效益如何，如果我们白用了，浪费了，没有任何效益，那样的批评是对的。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元，(记者：仅中国作协？)对，不包括地方。这些钱，基本用于扶持文学作品，办文学报刊，组织研讨，中国现代文学馆运行，鲁迅文学院培训作家等，包括组织作家到国外去参观交流，这些工作对文学发展作用是很明显和直接的。国家用几千万元把整个作家队伍组织起来，很好地运转，出好作品，这个投入难道不是很有效益吗？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国家出钱会滋生腐败，采风变成旅游，吃喝玩乐，住高级宾馆。作品研讨会没有实际价值，互相吹捧，拿红包，变成“红包会”。

　　陈崎嵘：应该说这些现象一定程度存在，但这不是由作协本身的职能和性质决定的，而是工作作风问题，管理问题。

　　作家采风，应该从长远来看，不能要求去看了哪个地方，马上就出优秀作品，(可能采风的收获)以后会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现象是有的，接待方面，有些地方经济条件比较好，吃住也会好一点。我觉得作家当中，看重享受的还是不多，他们比较看重精神方面。

　　作品研讨会，确实有不同程度的红包、互相吹捧现象，这不是作协单独的问题，现在科技成果的鉴定、学术成果的评定方面，包括职务、职称的竞争，说好话的，带人情的，比较普遍，这种现象不能不影响到文学批评，文学不是真空。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人情批评”，但是从社会环境方面怎么来改变这个现象，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还有一个原因，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出版社需要评论说好话，书才好卖，评论家即使说了批评的话，有时在媒体上也发不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好人主义、人情、面子、为尊者讳，这种社会文化也有影响。原因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