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把眼光从外交转向内政，去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内需会这样疲软？答案又是环环相扣的。一方面，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算是大国，就经济活动中获得的税收总量而言，我们也可以算是大国。可另一方面，一旦追问这些税收的用途，那么从公益事业的角度看，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国家的应有职能就相当不足了。众所周知，正是由此导致的普遍的后顾之忧，才派生了过高的储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可笑的是，现在人们大概除了房子，什么都舍不得掏腰包了，因为房屋与其被他们看成消费，毋宁被看成投资。只可惜，又正是因为这种变态的心理，才助长了房地产的最新泡沫。在这个意义上，只把房地产价格的无理飞涨，归咎为中国的老百姓太有钱，那是很不恰当的，其实这些钱都是从嘴里抠出来的。

　　记：市场大国vs公益小国，税收大国vs社保小国，已经是十大矛盾了！受你总结这两对矛盾的启发，我也来贡献两个吧：制药(医院)大国vs医疗小国，体育大国vs锻炼小国。前者恐怕是当下老百姓最揪心的话题之一。我们有着庞大的制药生产线，医院的床位数动辄数千(我家乡成都的华西医院，就号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院)，然而医疗公共品提供方面的孱弱和混乱，医疗服务的水平低下，医疗价格的畸形，已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一道魔咒。后者就更不用说了，举国体制下金牌战略的辉煌成绩，和公共体育设施的极度缺乏，乃至国民健康素质的不容乐观，构成了一对很反讽的矛盾。

　　刘：类似的矛盾，本来也在我的提纲之内，算是所见略同了。至此，已经列出12对矛盾了，然而还可以往下历数：

　　跟上述情况不无关联，如此庞大的税收资源，也就养起了大概算得上举世最大的官僚组织，用俗话说就是，吃财政饭的人空前众多。也正因为这样，无论是公家的汽车，还是公家的宴席，其总量都很有大国的模样吧？不过，一旦说起社会中间层，说起非政府组织，说起民间的基金会，就非常明显地不成正比了。如果说，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一定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由此才造成了社会的稳定，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更像一副磨盘，两头大、中间小，就算中间还曾有点什么，也都很快就被磨碎了。

　　而接下来又不难想象，由于缺乏足够的制度监督，也由于资源的太过集中，这样的社会环境，即使只就干部队伍的建设而言，也是风险相当高的。所以，若就腐败案件的发生几率而言，我们同样有着一个庞大的数字。而这一事实本身，也反过来证明了，尽管平心而论，我们的司法机关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但无论就事前的警示力度，还是就事后的惩戒力度而言，都还未能有效地帮助建造良好的吏治。

　　记：官僚大国vs社会小国，腐败大国vs法治小国，已经有14种落差了。看来问题确实还不少。不过，清醒地认清这些问题，我想并不那么可怕，反而是修正社会发展路径的一个契机。

　　刘：那是当然！上述这一大一小的落差，其实刚好在很多方面说明，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这要是跟“文革”刚结束时的糟糕局面比，已有天壤之别了。不过，还是让我再把文化方面的落差讲完吧！

　　我们现在的教育，如果仅就高校数量和从业者人数而言，那也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了。然而，在这种高涨和繁荣背后，却掩盖不住一个虚空的事实：研究的风气越来越淡薄，学术的水准越来越差劲，致使很多基础学科都面临断档的危险。按理说，已经有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又禀有向来重视教育和知识的文化传统，原本不至于如此。然而很可惜，恰恰是由于前边说过的那种空前强大的官僚体制，已经在教育界无孔不入，推行着各种各样的长官意志，以至于既不能真正把学术界管理好，又不能让它真正按照学界的自律和良心去发展，徒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腐败和弊病。

　　与此相联，也就引出了我经常在各种场合惊呼的、最让我本人忧心忡忡的反差：我们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却已逐渐地沦为了文化的小国。

　　而中国夹在国际社会中的种种被动，其最终的症结还是出在这里。过于薄弱的知识生产力，使得我们无力进行根本的理论创新，无力为符合自己历史经验的世界秩序提供新的理性标准。现在，很多孩子就连想要研究中国本身，都已经不得不飘洋过海了，因为国际汉学界的整体水准，显然要比我们高得多。长此以往，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

　　记：教育大国vs学术小国，传统大国vs文化小国，已经是16对了！其实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还能想到印书大国和书评小国的落差、报刊大国和新闻小国的落差，等等……就算这些都只是成长的烦恼，一旦像你这样细致梳理、辩证对照，烦恼还真是不少！

　　刘：这些具有反讽意味的对比，不是说明中国没有进步，倒正说明中国成长得太快，正如一个迅速拉高的人体，只是筋肉组织跟着增加了，而骨骼的数量却不能跟着进化，反而逐渐丧失了密度，就像患上了某种巨人症。

　　大国的道义内涵

　　记：依你看，在所有的缺失中，最关键的缺失究竟是什么呢？

　　刘：问题这么杂多，彼此又这么缠绕，往往都不知从何处下手，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来自各个专业的学者，对于轻重缓急的关注点，注定会不一致。比如，在那天的研讨会上，尽管都在关切中国的命运，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就更强调主权，研究国内政治的学者，则更强调人权。而我这个人文学者，自然要更从总体出发，反对把政治学所关注的权力问题，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割裂，而必须像马克斯·韦伯那样，从经济活动的背后，看到伦理立场和价值预设。正因为如此，我的回答是——在所有的缺失中间，我们最缺乏的其实是道义！

　　记：你的这种看法，会不会被他们看成是迂阔的？

　　刘：我曾经专门发表过一篇讲演，题目是《道德资源：中国发展的瓶颈》，其中有段话，正好是在反驳这样的荒唐看法：“道德问题并不是迂远的念头，只由几个迂远的书生在空洞地唠叨着。道德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底。它总是在现世地报复着我们——就像你决不能往游泳池里撒尿，不然你终究要在尿液里扑腾一样，就像你决不能破坏对于老人的孝敬，否则你的子女终究会还给你一个凄惨的晚年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眼下整个社会都为之寝食难安的恶劣风气，其实正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造下的孽！”

　　记：我恰巧读过你那篇讲演，里面的观点给我印象极深：人们已经开始知道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了，但千万别以为，所有的制约都来自自然资源的匮乏。如果缺乏道德资源的依托，在整整13亿个被市场化煽动起来的不受伦理约束的赤裸裸的欲望面前，任何丰富的自然资源都会被耗尽。

　　刘：在你引述的那段文字之后，我还更加戏剧性地指出过：“如果没有道德资源的依托，即使这个社会短期内尚可以谋求发展，这种发展的代价也太过高昂了。各种歪门邪道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被创造出来，让人们防不胜防，而且这种防范本身，就已经是多余付出的社会成本了——我们简直要拿出一半人口来充当警察，又拿出另外一半人口来监督这些警察！”

　　记：把这样的逻辑推演到极致，局面确实既恐怖又荒诞。无论如何，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中，道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刘：为什么古代哲人要把人类的道德律令，说成是高于人间的“天理”？这正是因为，这种调整与规范人际关系的原则，根本就是不随主体意志而转移的。它的客观性表现在：哪怕天地寰宇中只剩下两个个体，而且这两个个体还不是生活在地球，但只要他们同样分为独立的主体，那么，如果他们想要共同生存下去，就同样需要公平正义，同样需要道德金律。

　　在长期的文明教化下，这原本已是正常人的基本常识。然而有意思的是，恰在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那里，其专业素养偏要诱惑他们去挑战这种常识。比如，我博士时代的同学樊刚，念的是经济学专业，所以就写过一篇《不道德的经济学》。而无独有偶，我的另一位博士同学高全喜，近年来转向了政治学，所以这次又非常刺眼地，只是从政治功用的角度，提到了道德的工具作用。

　　记：这使我想起政治学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尽管对于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是古已有之的倾向，而且总是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但毕竟只有马基雅维里，才公然地主张非道德主义，认为君主们只要有看似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尽可以不守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