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粮食国力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是全世界关注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际上曾有人预言，中国的每一届政府都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当时中国人口是5.4亿，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9公斤，离温饱线很远。

　　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后，解决吃饭问题，就是天大的大事。

　　这个天大的大事，历来就是中国古今棋局上的急所，是关系天下治乱、王朝兴衰的“胜负手”。为了下好粮食生产这手大棋，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殚精竭虑，当时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试的手段都试了，甚至付出过沉重代价。但是，中国的粮食关口，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制度性、可持续性的成功突破。粮食，一直是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中“拖后腿”的角色。“瓜菜代”、“糠菜半年粮”、“农忙时三餐、农闲时两餐”，这些已经消逝的词语，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农村人切肤的肠胃活动。“粮票”、“米票”、“面票”、“油票”、“蛋票”、“肉票”，等等，当代城市孩子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文物”，是他们父辈当年购买举凡与粮食有关的一切主副食品的“命根子”。

　　一切都已经改变。一切都改变得如此翻天覆地。今天，从吃得饱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中国的粮食国力举世公认。“谷贱伤农”、“猪贱伤农”、“奶贱伤农”、“蛋贱伤农”……不断出现和变化的一系列“伤农”词汇，折射出的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三农”工作所遇到的新挑战新难题。

　　这种掉头式的历史巨变，头功仍要记到粮食的账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和不断完善，释放了中国农民久被束缚的能量。自此，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潜力如火山喷发般奔涌，靠人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不仅如此，“把包字请进城”。一个“包”字，也成为中国解放工业生产力，全面告别短缺经济的急先锋。

　　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粮稳则天下稳，粮安则天下安。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既肇始于粮食生产从思想解放到制度突破上为中国各项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也在于粮食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科学发展和未来伟大复兴可以信赖的基石。

　　解决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自毛泽东开始，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粮食安全的几乎相同的表述，显示的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道出的是一个永远不可或忘的真理：在中国，没有粮食这一基础国力，其他国力都是空中楼阁。

　　切勿轻言中国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在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粮食生产和供给不可能轻易地完全消除，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始终都会次第出现。在当前手中有粮的情况下再进一步，做到长远手中有粮，为共和国的国力提供持久的基础保障，依然任重道远。□(文/杨桃源)

　　《瞭望》文章：粮食生产60年变迁

　　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是一国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和官方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

　　回望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其中，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中国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成就举世瞩目，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于1993年因此获得“世界食物奖”。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粮食历程，几起几伏，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52850万吨，大幅度的增长背后，既有浮夸风带来的惨重教训，更有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1949年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到后来的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再到1978年开始担任农林部副部长，1983年至1990年担任农牧渔业部、农业部部长，何康一生献身农业，倡导改革，推进农业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与农业科教推广工作。

　　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已是86岁高龄的何康部长，听他讲述所亲历的新中国农业与粮食的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功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在此之前的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立下保证书，按下鲜红的指印，率先实行“大包干”。

　　在这一年的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调任农林部副部长。刚就任，他专程赴山东荷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此之前的28年里，1949年至1952年何康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区财委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回忆当时，“百废待兴，首先面对的是粮食、副食品短缺，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何康到苏北、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与各省农业部门协同工作，“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均为恢复农业生产出钱出力，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老板荣毅仁专门拿出美金进口肥田粉(硫酸氨)，增加粮食产量”。

　　从全国来看，粮食生产在迅速恢复中，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这是全国农业恢复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从1953年全国开始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耕地私有基础上成立了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为保障粮食购销供应工作，这一年开始实行粮食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供应；两年之后，1955年8月建立粮票制度，凭票供应粮食。

　　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接着，1958年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将粮食产量指标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

　　这一时期，受“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下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重要和紧张的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何康说。

　　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桌上，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粮食净进口国。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回忆当年，何康仍然记得196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邀他和广东农垦领导干部到中南海去谈工作、留他们吃饭的事：桌上的主食有好几样，可样样都是小米、玉米、高粱米等杂粮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