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双百”方针提出50年了,但很少有人真正领悟其中的要义
★ 本刊记者/何晓鹏
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陆定一、陈伯达等建议在科学和文艺事业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提法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而有党史研究者认为,事实上,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多次有过这种提法。比如,1951年4月,中国戏曲学院在京成立时,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此主张各种戏曲都要大胆创新。
当代文学研究学者陈思和在他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说,短短几天后,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很快,中共党的八大把“双百方针”确定为党指导科学和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
“双百方针”一经提出,知识分子的热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建国前就已经很著名的许多作家,在沉寂了很长时间后,开始积极写作。他们包括周作人、沈从文、梁宗岱等。另外,张恨水等老作家,也对当代文学提出批评意见。
在出版界,出现了一批年轻作家写的揭示社会内部矛盾的作品。年轻的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发表了著名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小说,大胆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
此时,建国初绝少见到描写爱情生活的小说也开始亮相,这当中包括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以及宗璞的《红豆》等。
然而,一年后,1957年夏季,政治形势突然逆转,“双百方针”被当作“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斗争手段,那些在“双百方针”背景下露头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打成“右派”。
后来,又经过“文革”时期的百花凋零,直到1970年代末,“双百”方针才被重新提倡。
“‘双百’方针非常重要,但直到现在我们对它的认识仍然肤浅。”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向峰告诉本刊。到现在,“双百”方针提出已50年,但一直以来文艺工作者和领导者只将其视为一个政策,而政策是因时因事而变的,这就导致“双百”方针的“收”“放”变幻、时有挫折。
王向峰说,除了政策层面,“双百”方针本身蕴涵着文艺、学术的基本发展规律。“当前,对其深入阐发的文章已很难见到,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西方的‘时髦’理论,认为讲‘双百’已然过时。”
王向峰认为,“双百”方针体现的是一种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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