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遣返案：十年反复
赖昌星遣返案:十年反复
赖昌星:朋友们说我心态还平静，其实是我什么都想过了，最坏的都想过了，我就不去想了。有时候，我也会很害怕，但我就告诉自己，最坏的已经想过了，而这些都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
记者:2006年5月18日，你在机场头撞大柱，最终得以继续留在加拿大。
赖昌星:那次已经启动遣返，机票都买好了，那多可怕。后来延后，可以出来几个小时，我就高兴了。有人说，我事先知道自己不会被遣返，其实我哪里知道，那是千钧一发。
赖昌星刚到加拿大的1999年，加拿大修改了《引渡法》，规定“在不存在引渡协定的情况下，经司法部长同意，外交部长可以与有关外国就个案达成特定协议，以便执行该外国的引渡请求”。事实上，去年被遣送回中国的逃犯邓新智，就是“个案协商”的结果。
不过，那时中国的法官和法律专家并不了解加拿大新的引渡规定。按照之前对加拿大司法制度的理解，只有双方签署引渡条约后才能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所以当时中国只是对赖启动了“非法移民遣返程序”。
直到多年后，中国才了解到还有这种变通之法，但遣返非法移民一直“曙光即现”，所以并没有改变原有进程。“若重新启动引渡程序，一道道司法、行政审查、法律救济手段，又可以重新用一遍，可能还会花更长时间。”北京师范大学的黄风教授对本报记者说。
于是，为拒绝被遣送回国，赖昌星与前妻从1999年提出避难申请，并不惜重金聘请律师同加拿大政府对簿公堂。近十年来，他们从移民部到难民裁判庭、联邦法院和联邦法院上诉庭一路败诉，却也利用司法制度，一路上诉。2006年，赖昌星遣返案出现了最亮的一次“曙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决定于当年5月26日遣返赖昌星，在为其订好遣返机票后，16日赖昌星被逮捕。在机场，赖昌星头撞候机厅的梁柱，血流如注。这是他最后的挣扎，在治伤的同时，通过他的律师的活动，加拿大联邦法院的另一位法官裁定暂停遣返，理由是移民部做的“遣返前风险评估”未令人满意，尤其是没有说明他们被遣送回国之后不会遭受酷刑的理由。
更有说服力的“风险评估”，加拿大的移民官写了两年没写出来，赖昌星遣返案再次“卡”到了今天。
事实上，赖昌星只是隐匿在加拿大、逃避司法制裁的贪官、嫌犯的其中之一。相较于单独个案引渡，大批在加的中国在逃嫌犯，显然更需要一个双边引渡条约来一揽子解决。
怎么“逃”出去?怎么“赖”下来?
记者:多次被加拿大有关方面收押，你感受如何?
赖昌星:2000年11月至2001年3月，我被关了4个月。放出来之后，又多次被抓，进进出出拘留中心十多次，直到2007年4月19日取消宵禁令， 我才比较自由。打官司也很费精力，所以我说精神压力很大。在拘留中心还好，我都是一人一个间房，平时一般都在走廊尽头的公共电话打电话。
记者:最初你经常去赌场。
赖昌星:刚刚来加拿大还未被抓的一年多时间里，特别是在头两个月，白天经常上赌场，晚上才回酒店与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了解案情的进展。因为当时听到很多坏消息，白天就到赌场去麻木自己。后来，听到许多人因牵涉案件而被抓，我也没有心情再去赌场了。
加拿大政府的智囊机构弗雷泽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过去20年间，共有60万人抵达加拿大申报难民，其中50万人获准，成功率高达85%。
这包括了不少被中国全球通缉的重要犯罪嫌疑人。他们当中有知名者，比如高山、邓新智、赖昌星，但绝大多数人，如愿抵加后，往往在亲友的接应下迅速人间蒸发，过起深居简出的神秘生活。
赖昌星偷逃加拿大时手持香港护照，后来这本护照被香港政府吊销。不过很多贪官是国家干部，不可能拥有合法的外国护照，因此贪官们的外国(香港)护照多是通过特殊手法所获得的，或隐姓埋名，或高价收买，或干脆是一本换了人头的“假的真护照”。
不管旅游、考察，还是通过黑道潜出国境，出境后，立即以那本“护身符护照”购买机票，只要踏上赴加航班，“闯关”大计，已成功了九成。
另外一种令贪官们屡试不爽的招数，是先令妻儿等直接亲属获得加拿大移民身份，进而获取移民加拿大资格，然后自己以探亲的名义合法申请出境，其间就地寻找移民公司和律师，办理移民申请。
事实上在加拿大，许多亲友团聚类移民都是这样先斩后奏，才获得成功或提速的，愿意并擅长办理这类移民案件的移民公司也比比皆是。
近年来加拿大对技术移民门槛提高，而对投资移民持更宽松、更欢迎的态度，无形中让这些从来都“不差钱”的贪官找到了极好的突破口。
人是真的，钱是真的，移民公司和律师所要做的，无非是设法把其他那些假的东西，尽可能包装得跟真的一样，以蒙混过移民审查而已。
一旦初步得手，贪官们能躲则躲，躲不过则只要有足够的资金聘律师、打官司，就能利用加拿大法律“宁纵勿枉”精神所造成的漏洞，钻进“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司法怪圈，没完没了地在加拿大“赖”下去。
由于这种移民申请明显是欺诈，遵守规矩的移民顾问是不敢接的，贪官们必须有一定“路子”，寻到那些专接这类案子的“黑中介”，并付出数倍于正常移民中介的费用，有时甚至不得不再次仰赖黑道。
如果引渡条约得以签订……
记者:最后流落他乡，你后悔过吗?
赖昌星: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这样做，如果还是那个时代，我还会那样做，但如果换成现在，我当然不会那样做了。
记者:你有想过这辈子就只能流落在外了吗?
赖昌星:一切顺其自然。
作为国际刑法专家，黄风对中国与西班牙的谈判印象深刻，因为“实在漫长，足足有十几年时间”。
其中最难解决的就是“死刑不引渡”这个条款。参加谈判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公安部等部门最开始无法接受。中方觉得，对于西班牙这样已废除死刑的国家而言，“死刑不引渡”无任何作用，“实际上就约束了中国”，是个“不平等条约”。
不过，中方的观念后来慢慢发生转变。“换位思考，如果我国宪法规定了一个限制性条款，在开展国际司法合作时，我们一样不能违反。”黄风坦陈，引渡条约的谈判就是谈司法制度的差异，如果他国规定了，我们也要尊重。
中西签署引渡条约之后，其示范作用立竿见影。与加拿大司法部专家接触时，杨诚就觉得他们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前他们一直坚持，如果中加签署引渡条约，中国的酷刑、死刑问题在其中必须要明确。”杨诚说，而中国与西班牙签约后，加拿大方面认为“中加也可以按照这种模式谈判”。
事实上，1994年在加拿大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缔结《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时，已经产生显著示范作用。彼时很多西方国家都因此来找中国开展类似谈判，后来缔结的条约均是依照中加模式。
中美互信在余振东案件中便已有体现。当时中美间谈成的条件除了不判死刑、只判刑12年之外，中国还承诺，美方可以到监狱来访问余振东。杨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建立互信的方式”，“中加之间也可以考虑采用这样的办法。可以请加拿大使馆官员过来看看”。
杨诚介绍说，过去不少外国人看过中国监狱，如女子监狱、少年犯管教所等，这种参观可以帮助互相了解情况。“因为不少人把中国的监狱讲得残暴得一塌糊涂，大多数人看过后印象还不错”。
不过，另一个问题便已浮现:贪官是否会专门选择逃往有“死刑不引渡”条款的缔约国，以免除死刑惩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会避开那里，因为如果引渡条约得以签订，那么，相互引渡就成了一种国际义务，他们就不敢去那里了。”黄风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