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提篮桥

　　老上海的电影圈都知道，柳老板这人太实诚了，在度过了眼前的危难之后，柳中浩宴请同仁，还找了北京最有名的馆子丰泽园，觥筹交错之时，柳中浩绝对想不到，几年后一场浩劫正在等着他。

　　“1954年9月26日到1956年的9月24日，我父亲被扣押在了提篮桥监狱。”柳和纲老人至今清晰地记得年月日。有一天，柳中浩被“上级”叫去谈话，直到天黑也不见回来。柳和纲回来到处打听，可谁都说不清。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联合贷款”捅出了娄子。

　　1955年，法院的罚款判决正式发给了柳家：1951年国泰借款8万元，现在加上罚息 82万。短短5年怎么“涨价”涨了10倍，柳和纲至今费解，“贷款的时候是3家联贷，但只审国泰和大同两家，昆仑不知怎的‘溜掉’了。这样‘连环保’等于就破坏了。”柳和纲闭着眼睛签下了罚款判决，当时有人就问：那么不公平的判决你怎么也签？如今，柳和纲半开玩笑地说，“‘肉票’都在里面，我能不签吗？只要人活着出来就好了。”

　　柳和纲是个孝子，此时他一心只想赶快了结此案，好让父亲早日回家，至于作价是否合理，他一概不去深究，只管签名就是，因此，柳家在长乐路留园的10幢房子只剩了5幢，襄阳路上的增乐坊、金都大戏院后面的里弄房子也全部作价抵债了，却仍不够82万元之数。

　　1956年3月，案子仍未了结，人也未放出来。听说有关方面出台了一项“给出路”的政策，柳和纲的信寄到了北京，后来有关方面开会对柳中浩做了判决，“以从宽了结的精神，不足之数全减免。”长乐路的房子准留一幢自用，其余申请公私合营。

　　至今依旧令柳家痛心不已的是，“国泰”一直寄存在南京路、泰兴路张家弄茂昌冷藏库的电影底片，也在此时被极“左”的管理员勒令处理，柳和纲写信给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说是我家的电影母片作为资料全部送给你们，希望能设法长期保存下去，没想到也吃了一记闷棍。最后这些底片都成了赛璐珞原料被处理了。

　　作为公私合营的主人公之一，厂方领导班子中却并没有出狱后的柳中浩的位子，而是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电影制片处的处员，坐班制；另一个是到黄浦剧场(原金城大戏院)当职员，柳中浩选择了后者，毕竟那里寄托了自己多年的感情。“那时，我父亲已经不是老板了，但底下职工还是暗暗地叫他‘柳老板’，逐渐父亲也不用去上班了，也没人检举揭发。”柳和纲说，这是因为柳家一直积德啊。

　　柳家的有情有义还能从另一件事反映出来。周璇当年曾认柳中浩为干爹，当她受到丈夫严华虐待时，是柳家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50年代，周璇进了精神病院，能见到周璇的也只有柳中浩夫妇，听着周璇的哭诉，老人心都要碎了，“周璇一切都必须由三人小组决定，真的很罪孽。她当时还想回柳家避难。”柳和纲说，“柳家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又有什么力量保护她呢？”

　　假冒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如平地一声惊雷，十年浩劫中，柳家与蒋经国的那些所谓的交情，解放前赴台拍摄《阿里山风云》，以及和江青结下的恩怨情仇，可想而知，柳家是如何一种境况：资本家的“头衔”是现成的，如今前面更加上了“反动”二字——抄家、批斗、进牛棚这些“文革”的必经过程蔓延在柳家所有人的身上：柳中浩、柳和纲、柳和清、王丹凤、凤凰……一个都不少。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能照出人心的时候。”柳和纲描述道，“‘文革’时电影厂也有批斗会，我父亲也是有‘头衔’的，但是只批不斗，没有一个职工批斗过我的父亲，这就是人心所向。”柳和纲自己在“文革”中也“荣升”为“反动资本家”，批斗时，造反派抓住“国泰”派人去台湾拍《阿里山风云》一事，一再要他交待如何把资产转移到了台湾，转移去了多少资产，明知他无法讲得令造反派满意，于是又把他的老爸拖来一起批斗……

　　值得庆幸的是，在“文革”的风雨飘摇中，柳家的“第三代”从原来的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些孩子却在思考如何保护这个危在旦夕的家族，“‘文革’真的很混乱，今天这个干部子弟造反派占山为王，明天另一个造反派又抄了别人的家。”作为老大的柳启元也逐渐成了弟妹们的小家长。他们看到各个派系为了“招兵买马”也不细问成分，只要登记了就发红袖标，发了红袖标就是红卫兵。于是，家里胆子最大的弟弟柳启敏第一个到造反派那里“报到”，起初他还有些点担心造反派查出自己成分不好后，会“弄”自己一顿，结果，造反派根本没有去查身份，一心只想壮大自己的队伍。于是，他回家便对哥哥说：“要不我也给你弄一块？”这样柳家就有了两个小“红卫兵”。

　　“我父亲在‘文革’时对我们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到外面瞎弄，再怎么样，最后你们也是跑龙套的’。”这句话柳家兄弟深受其用。尽管领了红袖章，但他们从不到外面像其他红卫兵那样四处抄家、批斗、泄愤，而只是保护自己的小家庭。每每有红卫兵来柳家，两兄弟便告诉他们，这里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是我们的“司令部”，那些红卫兵就打道回府了。

　　后来，柳启元和妹妹柳启秀双双到吉林梨树县插队落户，生活非常困苦，柳启元还曾在东北的铁路边上扛过大包。“劳动上我照顾她，生活上她照顾我。”在东北寸草不生的冰天雪地之中，两兄妹互相照应，一起熬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动员插队落户的里弄干部本来还想让我的小儿子也去插队的，得知我们家已经有两个孩子在东北才作罢。”柳家老夫人朱洁莹老太太回忆说。终于，还剩个孩子能陪在老夫老妻的身边做伴。

　　在东北农村时，有一次，柳启元在地里劳动，见两个小孩掉进了河里，他和另一位同学一起下河救人，人是救起来了，但柳启元因为喝进脏水，患了重症痢疾，几乎丢了命……当地村干部表扬他奋不顾身的精神，但东北的医疗条件太恶劣，他的病就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这才准许他回上海治病。可是，插队落户的知青，一天就几分钱的工分，何来路费回家？然而，他的病再不抓紧治，恐怕就会遗憾终身……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柳启元偷偷地爬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上海后才打传呼电话到家里，父母急忙向亲戚朋友借了钱，钱一到手，弟弟启敏就立刻赶到去火车站为哥哥补票，把他领回家，自费进行治疗……

　　从“犹太人”到门庭兴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柳家就好像二战时的犹太人那样生活在阴影底下。”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提起当年，老太爷柳和纲的脸上没有多少戚容。

　　老人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源于儿女们的茁壮成长。大儿子在上海治病后又回到了东北梨树县。1978年改革的春风首先吹开了大学校门，在东北插队落户的那些年里，他一直没有放弃外语。“70年代唯一找得到的是一套四册《Essential English》，我弟弟那时在上海也是靠着这套书来学英语的。”高考制度恢复伊始，柳启元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专业志愿清一色地选择了外语。凭借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柳启元是那届高考中四平地区英语考分最高的。但当年高考把外语系的择生年龄线设在了26岁，而那年柳启元已是28岁“高龄”了。考分比他低的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柳启元以为是自己的成分问题，最终难以圆大学梦，百般打听，才知道是自己超过了年龄线，很是遗憾。

　　没想到，东北师大外语系的招生老师觉得如此高分放弃实在可惜，这才破格录取了他，收到通知书要比别人晚了好几个星期。四年大学毕业后，柳启元分配到了上海任中学外语老师，阔别大上海多年的他终于回家了。当年东北大学是中国首批引进外教的教育单位之一，加上柳启元的勤奋努力，他的英语水平提升很快。但在中学里，他只能教授一些“This is……，That is……”的简单语法，柳启元真是不甘心。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一个偶然的机遇终于让柳启元看到了“大千世界”的另一面——当年，柳启元的好友从香港带了一批老外到上海旅游，烦请柳启元做一次导游。没想到，这一做竟让柳启元做出了兴致，更让他萌生了跳槽的念头，“当年，据说国家有个规定：环卫工人和被称作阳光下的最灿烂的职业的教师，是不能跳槽的。”这个规定让柳启元颇有些啼笑皆非，但去意已决，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离开。当柳启元去区教育局拿调令的时候被告知：你可是区里跳出教师队伍的第一个！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可是事实证明，随着政策的逐步开放，更多的“柳启元”出现了。如今，在旅游业摸爬滚打20多年后，柳启元已是大有名气，荣升为国际一流会展旅游公司MCI的总监。

　　柳启敏在十年“文革”中也没有放弃英语，改革开放后，柳和纲夫妇向亲戚朋友借了钱让小儿子做了“洋插队”的开路先锋，越过重洋考入了宋氏姐妹曾经就学的威斯理安学院(Wesleyan College)的经济系。在美国做担保的那户人家是当地著名的医生，也曾是前总统尼克松的医生。“美国人很有趣，无论家庭再怎么有钱，他还是要让自己的孩子白手起家。启敏也是这么开始创业的。”朱洁莹老人说，小儿子在美国的趣事总是柳家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启敏在美国勤工俭学，那户人家就开着凯迪拉克送他去超市上班。”这种派头连许多老美都看不懂了。而柳启敏的女儿，中学毕业后也就读于威斯理安学院经济系，毕业后留在波士顿工作。

　　结果，从事电影大半个世纪的柳家在改革开放后，只有妹妹柳启秀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南京电影制片厂，所从事的财务工作也与电影没有太大无关。上个月柳启元与中国电影博物馆的朋友一起工作时，遇到了美国奥斯卡主席锡德·甘尼斯(Sidney Ganis)，几天下来，两人聊了许多柳家的往事，最后还一起留下了一张与仿制的“小金人”合影的照片，“我们柳家从事电影业那么多年，都与奥斯卡无缘，结果我倒是有这么一个机会。锡德本人也乐了，他说自己和小金人拍了那么多照，还是第一次和假冒的小金人合照。”

　　钻石婚见证家族情缘

　　“积财不如积德。”柳和纲老人说这是父亲留下的祖训，也是柳家各代人秉持的信念。

　　或许是由于柳家这种淡然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柳家的长辈都很长寿，而且在自己的晚年筋骨康健，格外健谈。柳中浩老人一直活到了1990年，过完了自己的八十大寿，见证了“四人帮”被粉碎，还看到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气象。那时，强加于他头上的种种罪名早已被推翻了。

　　进入21世纪，轮到已是耄耋之年的柳和纲当“老太爷”了。与柳家颇多交往的作家宋路霞女士说，老人家经历了那么多风浪，心理素质好得出奇，给人的感觉是一如既往的健朗、乐观、风趣。平时老人爱和老伴朱洁莹拌拌嘴，嬉笑间多了几分闲情逸趣。回想1946年，柳和纲和朱洁莹的婚礼，是父亲以为“附逆”罪名难以逃脱、准备上提篮桥监狱时，急急忙忙为他们操办的，相框里柳和纲与朱洁莹两人的结婚照格外严肃。11月12日，柳家在金门饭店包了九楼一层楼，为儿子举办盛大婚礼。新娘朱洁莹是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就请到了江庸大律师为证婚人，“我看到他(江庸)怕的，所以不敢离婚，才会有我们的钻石婚。”柳老幽默地打趣。

　　柳家的后人现在也都过着美满的生活，“先是我弟弟启敏结了婚，结果我的弟媳妇因为自己阿姐还没有男朋友，就把她阿姐介绍给了单身的我，”柳启元笑谈道，“她们赵家四五十年代在上海纺织业界也很有影响，家教很好，很传统。我看我弟媳妇人很好，推断从小一起长大的她姐姐也不会差。经过‘组织’的考验就有了我们的婚姻。”柳启元对感情的豁达似乎也遗传给了儿子柳成荫。有一次，柳启元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了正在大三念书的儿子一则手机短信，内容为：“我有女朋友了”。柳启元想想自己中学时就有女朋友了，于是给儿子挂了一个电话，“当时我就提了两个要求，首先不能影响学业，其次我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大学谈朋友的成功率很低。”柳启元没料想到，儿子从复旦毕业后不久很快成婚了，如今自己都已经抱上了孙子。

　　2003年11月12日，历经风雨的柳家重新在金门饭店盛宴待客，这一天是柳和纲和朱洁莹的钻石婚庆典，也是柳家家族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时刻，那张“四世同堂”的照片，记载着柳氏家族背后太多的风雨历程，又诉说了无数苦尽甘来的回忆，朱洁莹老太太手携曾孙，带着曼妙笑容，洋溢着说不尽的快乐。而小婴儿凝视镜头的那对眼眸底下，更闪烁着柳家不可估量的幸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