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主：姜立忠

　　●成员：岳母和夫妻俩住一起，儿子已成家

　　●住址：望京

　　我叫姜立忠，今年59岁，辞职在家多年。我这人从小就爱看书，看的书很杂，从理论、历史到科幻、悬疑，没有我不看的。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文革”当中，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一下子都找不到了，于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开始流传，这使得我除了《金光大道》外，还看了许多有意义的书。

　　我表弟张宝瑞写过《一只绣花鞋》等风行一时的手抄本，而我就是他的第一读者。这几年一些手抄本被拍成了电视剧，手抄本再次炒热了，这也让我回想起了当年的岁月。

　　父亲看日文书不怕被举报

　　我老家在山东，父亲出去闯关东，闯来闯去的，解放前就到了北京，在老火车站那儿的喜鹊胡同住。

　　父亲在解放前给洋行打工，解放后，就到了同仁医院工作。他读过三年的私塾，喜欢看书看报，受他影响，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我记得父亲有一本书，是林语堂的《成功之路》，是讲人生哲理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里面有几句话：“不要为了摘取远处的红玫瑰，而踏碎脚底的白菊花”、“坚忍是成功的钥匙。”“文革”时，这类书基本上成了“毒草”被毁。

　　我1968年参军，1971年退伍，到电信局从事通讯工作，成了一名工人。虽然工作有了收入，不过那时候没什么新书出版。尤其是“破四旧”一开始，不少人都把旧书藏了起来或干脆烧掉。

　　我家里差不多也是这样，不光是书被烧没了，家里的一整套贝多芬的唱片、梅兰芳的唱片父亲都自己砸了，看看周围的人，大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做，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氛围。这样一来，大家可看的书就更少了。

　　在家里，我们一般也就是看看《参考消息》。父亲年轻的时候还学过日语，所以他还会没事的时候翻翻《东洋历史大辞典》，这本书是日文的，一般人也看不懂，所以父亲也不怕被举报。

　　表弟张宝瑞创作手抄本

　　书越来越少，但大家还是有阅读的需要，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慢慢地，有些人开始传抄文学经典，甚至包括《唐诗三百首》等文学启蒙书；也有人开始口头创作，不久口头文学开始流传，有时候被人记录下来，这便成了“文革”时比较流行的手抄本之一。

　　表弟张宝瑞最爱给别人讲故事，在工厂上夜班的时候最难熬。他是生产班长，为了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于是就给大家讲故事。现编现讲，到该干活的时候，他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于是，大家吆喝一声拿起工具开始干活了，就这样，讲故事提起大家的精神头。

　　我们两家都住在东城喜鹊胡同，这里也成了他编故事的素材。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我记得大院里还住着精神病患者，孩子们去后院打枣，要经过一道夹道，那个精神病患者就会在夹道里阴森森地笑，很可怕。而大院西边有一栋据说是溥仪曾隐居过的西洋建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架有铁丝网，那里面有个阴森森的地下室。后来他创作《一只绣花鞋》时，将它作为梅花组织北京总部的原型。

　　大院唯一的一幢两层楼正对着表弟张宝瑞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个驼背老婆婆，每天从楼上下来的时候，都把楼梯踩得嘎吱嘎吱直响，使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这一切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都成为他手抄本的素材。

　　我是当红手抄本第一读者

　　表弟张宝瑞不只是讲故事，他还会将自己想到的故事写下来，厚厚的一大本，还做上封面，然后配上自己画的插图，非常用心。

　　而我顺理成章成为他的第一读者，看的他第一个作品是《邹容传》，写民国革命的。再后来《一只绣花鞋》、《落花梦》，慢慢地这些手抄本流传开来。

　　手抄本当时都只能暗地里传，还要挑人，都是我当年转业兵战友，不熟的人不传，怕被举报。

　　尽管风险很大，手抄本还是很抢手，往往传到手第二天就要传给别人，我都是整夜整夜地看。当时都是背着父母，打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半夜起来看。第二天要上班也顾不了了。不过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累，看到好的手抄本会兴奋好长一段时间，比如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我就看过好几个版本，也听不同的人讲过。很是感动，我还会把各种版本融合起来，发挥发挥再讲给别人听。

　　那个年代，不少经典名著也都烧没了，非常难看到，但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渴望这类的书。像《唐诗三百首》这种经典，都很难找到正式出版的书了，大家只能口头传诵，也有人抄下来，作为手抄本传阅。再如《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等世界文学名著，更是在青年人中间影响很大。

　　但是传抄这些被当时看作“毒草”的文学经典，风险很大。我姨妈也告诫张宝瑞，少写点东西，因为当时他有个好朋友，因为写东西被抓了，张宝瑞听了母亲的话，把一些写当下题材的手抄本底稿都烧掉了。

　　买正式版手抄本收藏

　　我爱人是在海军大院长大的，我常到他们大院里玩。她也喜欢看书，常与喜欢看书的朋友交换书籍、杂志看。这样，来往多了我们自然就认识了，然后有了书信往来。再后来她常常到我家来玩，我就拿一些手抄本给她看，主要是表弟张宝瑞写的。她也看得津津有味。

　　我最喜欢给她讲手抄本上的恐怖故事，记得讲《13号凶宅》时，那是三更半夜，虽然她不是第一次听，而且听过多种版本，但我讲故事有水平，神态语气一配合，讲得她毛骨悚然，捂着耳朵说你不要再讲了，然后露个缝又想接着听。

　　在这种以书为媒的交往中，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她，她跟我又挺志同道合的，于是俩人有了感情。自然而然，“文革”结束后我们就谈婚论嫁了。1978年，我们赶了一回时髦，跑到大连去旅行结婚，这在当时还是很新潮的事儿。

　　几年前，当年的手抄本《一只绣花鞋》被改编拍成了电视剧《梅花档案》，而且还出了新书。手抄本又给炒火了一把，也勾起了我和妻子对当年岁月的回忆。

　　电视里放《梅花档案》，我俩一集不落看齐了，觉得拍得挺好看的，然后我们还去书店买了新出版的一些手抄本收藏，如《一只绣花鞋》、《13号凶宅》等等，算是再赶了一回时髦。

　　这时候回头看当年的手抄本，心情当然大不相同，不仅仅是看它吸引人的反特情节，更有怀旧情绪在里面，勾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老伴一边看还一边说，《13号凶宅》这个故事你给我讲过，当时吓得我真够呛。听她这么说，我就很得意，很满足。

　　现在，网络、电视发达，新书更层出不穷，年轻人选择很多，像我儿子他们对这些以前的书兴趣就不大了，偶尔会以猎奇的眼光翻一翻，但终究没有我们当年的那种热情。

　　当然，这也是因为时代进步、人们眼界开阔了的缘故。

　　口述：姜立忠

　　整理/摄影：本报记者 徐春柳（老照片为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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