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何管理和使用去年汶川地震接受到的社会巨额捐赠，官员、网民以及学者之间拉开了一场“口水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当许多人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汶川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时，一年之后，价值767.12亿元的捐赠款物去向却“迷糊”了公众。

　　80％左右的地震捐资进入了政府财政专户，作为政府的“额外税收”。六成以上的捐赠人不知捐款去向。

　　——这是8月12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组织（NGO）研究所所长、救灾捐赠机制课题负责人邓国胜披露的一组调研数据。

　　数字一出，便引爆了一颗“舆论炸弹”，民政部、学者以及网民之间拉开了一场“口水仗”。

　　许多网友提出质疑：“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捐款，就是不知道捐给了谁，真正需要的人往往没有得到多少！”更有网民直言：“地方官员近些年公信力那么低，把地震捐款交给他们我们不放心！”

　　针对汹汹舆情，中国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隔天便做出回应：“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数据的发布人邓国胜对这场争论不置可否，只是他展现了一个学者的冷静和思考，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的报告并不是想突出这些数字，而是想表现背后深层次的东西。”

　　理想与现实有距离

　　虽然网上舆论“呛人”，但邓国胜所率团队的问卷调查显示，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捐资就应由政府统筹使用”。王振耀也称，“纳入国库管理也有优势，比如捐赠使用都有审计，不会出现挪用的情况。”几位受访专家也都认为，由政府集中使用社会捐赠资金，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不过，具有“现实操作性”，并不等同于就是“最好的方式”。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指出了这一现实，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社会捐款和财政专户本来就属于两个系统，财政拨款救助属于国库系统，而捐款应纳入社会决策体系，“但是由于社会体系还没有建立相关的使用和反馈制度，这就导致大量社会捐赠只能流向政府。”

　　在邓国胜看来，官方和民间组织两者是应该互补的。官方将善款收归财政，民间组织的优势就没法发挥，官方“大包大揽”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民间组织的越加发育不良。“一些民间组织的捐赠也要上缴，这从法律层面来说也不合理。”

　　一面是官方因包办一切而疲于应付，一面是民间组织委靡不振。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社会捐赠资金和物质蜂拥而至，而四川省红十字会的全职工作人员数量非常有限，导致无法及时、有效地处理社会捐赠的款物。

　　民间力量成长的烦恼

　　翟雁是北京惠泽人机构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及NGO的发展困境时，言语中多了不少的无奈。“我们只要一出生，就被称作难产儿或者先天不足者。”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官方对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民间慈善组织不但要到民政部门注册，还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部门。由于门槛过高，大多数民间慈善组织没有注册或只是作为公司身份进行工商注册，而如果作为公司身份，则要被收取各项税收，这让很多NGO生存难以为继。

　　在翟雁的眼中，中国的NGO从来不缺少热情和爱心，但因为身份定位模糊，让许多NGO哪里出事情就往哪里扑，哪有钱和资源就往哪里去，这就容易导致其迎合投资方或者官方从而丧失独立性。

　　应多扶持民间组织

　　对于放开慈善领域的官方管制，给予民间慈善组织以发育和成长空间，这些年来社会吁求不断。尽管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政策，但现实的问题是，很多政策落不到实处。

　　在多数研究者眼中，政府应该多做扶持NGO发展的事情，比如可以向NGO募捐慈善组织免费提供信息公开软件，让资金做到透明公开。邓国胜则最希望“官方可以拿出一小部分善款，用招投标的方式来促使这些NGO自主参与灾后重建。”

　　在这些方面，境外一些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在美国，有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的联合会来进行救灾工作。在台湾则通过设立基金的方式来运作。如台湾“9·21大地震”后的一个月内，即成立了“9·21震灾重建基金会”，官方赈灾专户中的捐款悉数进入该基金会，以民间捐赠的名义，公开、透明地进行项目运作，或自行执行，或与官方、NGO组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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