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氏家族：太阳照常升起

　　茅家“以”字辈见证的是一个古老而动荡的国度逐渐向现代化走近，“于”字辈的经历，则更多的是中国走近泥淖，以及后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缩影。

　　撰稿·王 倩(记者)

　　2006年1月，美国多家报纸报道了一条不起眼的消息，“英特尔科学天才奖”给予了美国米慎圣荷西高中17岁的学生茅尚程1000美元的奖学金，以奖励这个华裔学生从动物粪便中提取能量并转换成天然气的发明。半年后他被哈佛大学重奖录取，主攻胚体细胞研究，2007年他又获得了哈佛海克·史梅斯奖学金。

　　很多报道都在关注这位华裔学生的家庭：茅尚程的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父亲茅为友是1980年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在加大伯克利分校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母亲茅为洵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茅为友家族的远亲。

　　海外的记者们可能不知道，茅尚程不过是百年茅家一个继承家学传统的年轻后生。他的前辈里，有大名鼎鼎的茅以升和茅于轼。

　　定居法国的传媒人士茅青，今年4月出版了家族传记《我们家的人和事》，第一次把这个科技工程世家的往事公诸大众。经济学家茅于轼，是中国最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弟弟的儿子，茅尚程是茅以升哥哥的曾孙；茅以升的女儿茅于燕是著名心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弱智儿童之母”……

　　为家人著书立传是茅青的母亲茅于兰(茅于轼的妹妹)的心愿，她是这个家族里少有的文人，做过记者，当过大学老师。在接受周刊越洋连线采访时，茅青说：“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之间来往很多，很多人都对社会做出贡献，我母亲很想把这些亲戚的故事写出来。”起先茅青为母亲搜集过资料，后来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采访亲友和写书的重任就交到了茅青手中，“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见证了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梦所做的努力、遭遇的挫折和走过的弯路。”

　　一夫二妻的痛苦

　　这个家族中最声名显赫的人是桥梁专家茅以升(1896-1989)。他做过这样一番自我评价，“自1919年12月我归国为社会服务，在几十年的征程中，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工程”。钱塘江大桥与茅以升的名字紧紧相连，有关话题多次出现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而名人茅以升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因情感纠葛而遭受子女误解，还是在茅青的这本书里首次被披露。

　　茅青从小住在外公外婆家，茅以升是外公的哥哥，哥俩来往密切，两家的走动也非常多。书中叙述的，有些是茅青亲眼所见，有些是听茅以升的子女们所说，有些则是茅以升自己所写。茅以升在76岁时为四年前去世的亡妻戴传蕙写下了《蕙君年谱》一书，书中叙述了两人相濡以沫五十四年的生活。

　　茅与戴的婚姻是在茅以升17岁那年由父母做主定下的，戴传蕙年长一岁，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诗书之家，其三婶是茅以升的姨妈。订婚一年后两人正式结婚，婚后茅以升回到唐山路矿学校读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戴传蕙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南京婆家过着大家庭生活，一家十几口人同住一屋檐下。

　　1919年茅以升学成归国后与妻子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固然美满，但也充满动荡，戴传蕙跟着四处教书的丈夫搬了无数次的家。1921年到1935年期间他们从南方到北方搬了八次家，到1949年时他们全家搬家高达三十余次。四海飘零的不安定将妻子的能量消耗殆尽，茅以升写过：“最大损失更是蕙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子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

　　戴传蕙的“病根”其实起于茅以升事业上一次刻骨铭心的打击。1930年原本要去南京教书的他，受朋友之邀担任镇江水利局长时，淮河洪水堤坝溃决，茅以升因此被撤职，为丈夫日夜担心的戴传蕙患上了忧郁症，每受惊吓就会发病。

　　茅以升在事业上最辉煌的时刻——建造钱塘江大桥期间，成了妻子病情最严重的时刻。1933年茅以升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身体虚弱的戴传蕙不断在看着中西医生，她满心以为小家庭可以长治久安了。此时茅以升受邀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他很兴奋，戴传蕙也为丈夫高兴。到了杭州才发现造桥的困难并不小，戴传蕙怕丈夫又像当年那样遇到麻烦，心焦如焚，彻夜不眠，话语不清，举止反常，精神上也出现了错乱。

　　戴传蕙常常自言自语，大桥不会修成的，即使修成将来也不会善终。真是被她不幸而言中了， 1937年11月上海战事爆发，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过江避难，此前防止敌军袭击而一直没有开通的钱塘江大桥开放了，人们在桥面上行走，而桥墩里正藏着炸桥所需的炸药。12月23日，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蒋介石希望借此拖住日军进攻的步伐。1946年抗战结束后，茅以升接到了修复大桥的命令，1953年大桥全面通车。

　　晚年的茅以升说过亲手炸桥时的心情，“就如同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一般”，而那段日子发生的一切对于戴传蕙心底造成的阴影究竟有多大呢？建国后大桥建好，戴传蕙的忧郁症自然而愈，再也没有复发过。

　　在戴传蕙心目中，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夫妻关系始终和谐美满。她绝对没有料到，因为怕自己再受刺激，后来茅以升会一直瞒着自己一件大事，对一个居家女人来说可能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妻子在南京老家而且常年多病，两人处于两地分居状态时，他认识并娶了外室——出身于贫困家庭的20岁出头的权桂云，两人还生了一个女儿茅玉麟。

　　因为隐瞒而一直相安无事，但是1950年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茅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娶了外室的情况)，同时也不得不向妻子坦白。他自己形容当时的状态，“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戴传蕙从未想过丈夫娶二房，她沉默了。从此在后辈眼里，这个老人总是眉头紧锁着，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文革”开始不久，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的茅以升已经受过了几次批斗，戴传蕙因为多次惊吓而忽然离世。

　　权桂云和女儿搬到了茅家，料理家务，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二十年来她第一次和茅以升在一起生活，十几岁的女儿也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茅青和两位夫人都有过接触，“两位夫人我都认识，叔公的原配夫人戴传蕙，我叫“二奶奶”(茅以升在家族同辈里排行第二)，1967年就去世了。后来的夫人1968年开始同茅以升居住，但在1975年也去世了，年仅50岁。”

　　有人谅解了老人，但有人始终没有原谅。因为父亲赴美求学，长子茅于越出生后一直由母亲带大，1949年之前他就去了瑞士联合国机构工作，长期居留国外。1972年海外华侨可以回国探亲时，于越曾带着妻子和女儿回来过。但他始终不肯接受权桂云，住在友谊宾馆里，没有走进过父亲的家。他甚至疏远了自己的妹妹茅于燕，因为她没有加入批判父亲的行列。

　　1979年茅以升去欧洲访问时去了于越在瑞士的家。他希望长子能关照一下当时生活状况不好的妹妹玉麟，生气的于越回绝了父亲的这个要求，而且从此没有理过父亲。即使父亲临终病危，于越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茅于越同国内所有的亲友都断绝了来往，甚至和亲妹妹茅于燕也没有任何来往，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情况，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世，“他要是在世也应该90多岁了。”茅以升弥留之际始终念叨着这个儿子，无计可施的家人们最终想出了“善意的谎言”——他们编造了一封于越的来信。茅老捏着这封信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