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杨宜城在“金银滩”核基地从事过核反应堆工作。他说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永恒的财富。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三十多位粤籍的221厂技术员和工人安置回广东。几十年的西北高原经历让他们几乎忘记了粤语，十几年来，他们在重新适应着家乡的生活。

　　现在，广东这些“两弹”人员，不管是退休在家的老教师，还是继续在商场拼搏的老板，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时西望青海，怀念着“金银滩”那头顶蓝天，脚踏草原的岁月。

　　杨宜城是广东普宁人，虽然71岁了，但还坚持每天去天河立交粤能大厦的办公室，那里有他自己开的公司。

　　杨宜城对记者说，他现在是3家公司的董事长，7家公司的董事，商业上的成功得益于当年221厂积累下来的技术和拼劲。

　　1964年10月16日，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杨宜城还是一个武汉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大四的学生。那时，他还没想到自己一年后命运也会与我国的“两弹”事业联系起来。

　　一到221厂就搞反应堆

　　杨宜城告诉记者，1965年，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次年，氢弹研制也在紧张进行着，221厂一下子从全国各大高校要了850名学生，杨宜城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武汉大学物理系去了两个人，我是班长，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类人，因此被要去了青海。” 杨宜城回忆说。

　　但毕业后的第一年，杨宜城并没有立即进入“金银滩”。那时，全国各地来的学生以“北京大学生劳动实习大队”的名义在青海湖周边搞“四清”工作。

　　1966年7月，杨宜城进入了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实验部三室。当时，九院的设计部、实验部和生产部都在221厂。“刚进221厂的时候，因为我是‘调干生’(上大学前工作过)，觉悟高呀，实验部副主任胡仁宇找我去谈话，让我去搞反应堆，这份工作辐射污染危险非常大。”

　　此后，杨宜城一直在胡仁宇领导下工作。胡仁宇是我国“两弹”事业的功勋人物，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就是科研室负责人，此后，又转入氢弹技术的实验工作，担任了实验室副主任。1985年9月，胡仁宇接替了病重的邓稼先担任九院院长。

　　杨宜城告诉记者，实验部是原子弹、氢弹研制的核心部门，主要承担模拟实验、冷实验和热实验，还承担了后来的核潜艇研究。而杨宜城负责的是零功率反应堆中子能谱测量和300号反应堆的组织安装，并担任机械组的副组长。

　　刚到221厂，杨宜城住的是单身宿舍，就是将军楼附近，十个人一间房，每天要坐5公里的车去六分厂(爆轰场)做实验。

　　就这样，杨宜城在“金银滩”一呆就是4年，直到1969年随九院搬迁到四川绵阳。

　　对于在“金银滩”工作的那几年，杨宜城用三个“非常”来形容：非常危险，非常保密，非常不好找老婆。“我们那一年去的850个青年学生，基本上都是单身，很多人的婚姻耽误了。外面的人一般18岁就结婚了，而我们开玩笑说要18‘公岁’(36岁)才能结婚，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回来的人到19‘公岁’(38岁)才结婚。”

　　而与其他同事相比，杨宜城找对象似乎更难。“我老家是广东的，别人前后给我介绍了十几个对象，但一调查都有海外关系，你说我这份工作哪能找有海外关系的人为妻？”为此，直到32岁的时候，杨宜城才结婚，可是妻子还是有个亲戚在香港。为此，他还在“文革”时被人告了密。

　　1978年，杨宜城调离九院，回到广东工作。如今，早已退休的杨老不甘寂寞，经营着自己多家公司，但忙碌的他从没忘记“金银滩”那段岁月。1999年他特意回过221厂体会往昔的岁月，3年前，他回访四川绵阳九院时，还曾赋诗一首：

　　裂变聚变共一家，两弹一星强中华；

　　东风西风同球舞，矛尖盾硬惩恶邪；

　　中子穿甲如稀泥，激光聚变似神箭；

　　炎黄子孙十三亿，统一大业谁能敌。

　　结婚时不知丈夫的职业

　　今年69岁的陈飞是221厂的工程师，1964年从清华无线电半导体专业毕业后就去了青海，为中国的核事业奉献了28年的青春。现在陈老和老伴蔡华英都是广东省电子技术学校退休教师和职工。回想起那28年的岁月，陈老一脸感慨。

　　陈老夫妇1971年结婚，因为蔡华英在广西钦州市人民医院工作，两人分居了5年。

　　“结婚的时候，我只知道他在青海工作，究竟在青海什么地方，干什么都不知道，写信的地址也只是‘兰字839部队’,或者‘西宁市××信箱’等，他从不跟我说具体的工作。结婚后，同学都说我傻，都不知道人家干什么的，在哪里的，还嫁给他。”说到这里，蔡华英爽朗地笑了。

　　防空袭机器藏到农村

　　毕业时，陈飞在班里是最早被中央组织部要走的人，当时他只知道去青海，不知道去干什么，也不知道具体去什么地方。当时教导主任曾经找他单独谈过话，说让他去青海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条件会很艰苦。1964年8月，陈飞坐火车到青海西宁报到。

　　陈飞报到的时候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前夕，美苏成天威胁说要对核基地进行空袭，“221厂的人很多都撤离了基地，像我这样刚毕业的学生就暂时没去那里了。记得当时连很多机器也被藏在了农村里了。”

　　陈飞说，我国第一次试爆的原子弹体积很大，差不多有半个火车头那么大，当时无线电技术用得并不多，因此不具实战性。因此他进221厂后，221厂主要的工作是使核武器小型化，实战化，以能达到装备部队的要求。

　　“我一去基地就做‘定型’,就是按部队提出的参数设计达到实战水平。我在学校学的是无线电半导体专业，因此主要是研究原子弹的控制系统。”

　　陈飞说，离开“金银滩”15年了，一直没有回去看看，今年7月他准备和老伴重返“原子城”，体会一下两弹爆炸年代的生活。

　　难忘“金银滩”的爱情岁月

　　与陈飞相比，今年47岁的曾启南对“原子城”的怀念更加强烈。曾启南是广东梅县人，3岁随父母去221厂。在“金银滩”，他与祖籍韶关的莫信芳恋爱，结婚。1992年，夫妇两人调到花都工作。

　　曾启南说，到广东15年多了，他现在还很怀念“金银滩”，“那里人际关系简单，有人情味、亲情感，人与人之间交流容易。我记得，那时候我出去打牌时不锁门，怕妻子没带钥匙。”

　　曾启南还能清楚地回忆他与妻子在高原草场上浪漫的爱情。“谈恋爱的时候，我经常偷父母的自行车，载着她去草原采蘑菇，去青海湖玩，翻过金银滩的山，骑车不久就可以到了。这段时光太令人怀念了。”

　　“我现在经常去我家附近的兰州拉面吃饭，因为老板是青海人，我们聊起一些事情来就像是老乡。” 曾启南说。

　　“末代厂长”核工厂的33年

　　王青珩(见右图)——1960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被分入了第九研究所，也就是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从上世纪60年代参与筹建221厂开始，他从一线基础技术工作做起，到上世纪80年代末221厂撤厂时当上厂长，他亲历了221从出生、成长、辉煌到谢幕的整个过程。

　　记者：您是怎么去221厂的？

　　王青珩(以下简称王)：1960年我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到了第九研究所，就是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很快，就让我到前方基地去了。从221厂的筹建到撤销，我在那里工作了33年，头顶蓝天，脚踏草原，3年最困难的时期，队伍筹建最艰难的时期我都经历了，一直到1964年队伍基地建成。

　　梦想激励着我们

　　记者：都说在那里工作条件艰苦，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最艰苦的是哪方面？

　　王：回忆起来，创业初期，条件艰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自然条件艰苦、高原缺氧，年平均温度在零下0.4℃，四季不分明，每年有八九个月穿棉袄，春秋时候总有大风沙和沙尘暴，水不到80℃就开了。

　　记者：毕业分配怎么选中您的，有同学和您一起去吗？什么时候知道是去研究原子弹？

　　王：我是1961年1月到基地去的，是学校毕业分配的。当时，我们学校有4个人分配到了221厂。我记得学校党支书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说我们要到遥远的西北工作，是核工业方面的工作。我们4个都是独生子女，家庭背景简单，被选去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觉得那里是干事业的地方，心里觉得很温暖，好像那里有梦想激励着我们。

　　记者：怎么去基地的？

　　王：那时，铁路只通到兰州，到西宁的车只是试运行，我们到了兰州站后，就要去搭那种混合车厢，也就是闷罐车，那趟列车上只有一节客车车厢，没有暖气。

　　车一到，我们就一起爬上去了，没灯，没服务员，连门都关不上。有个同学有件棉大衣，我们另外3个都穿得很薄，不知道西北原来这么冷，冻得难受。正在那个时候，有人说，我们跑到前面去吧，我们也不知道车停多久，摸黑下了车，向前面狂跑。

　　经过三次辗转，终于爬上了客车的车厢，虽然那个时候里面没有暖气，但是比装货的闷罐车强多了。我们几个围在一起，那个有棉大衣的同学把他的大衣脱下来，盖在我们腿上。

　　刚到基地住窑洞

　　记者：一直长在北京，到了西宁是不是感觉落差特别大？

　　王：到了西宁，发现街上没啥人，所有的副食品都要票才能买，除了酱油膏。不过，用火车票一人可以买一条黄鱼，我们就一人买了一条，烤干了，我第一次尝到了青海特产黄鱼的味道。在西宁的办事处，我们领到了四大件，狗皮帽子、一件棉大衣、一双大头鞋、一块单毛毡，当时，工地有车出来拉春节的副食品。粉丝、咸菜，我们就穿着四大件，上了大卡车，坐在酱菜坛子上，晃晃悠悠地向基地去了。

　　记者：刚去的时候，你们都干些什么活？

　　王：当时正施工劳动呢，有40多个人已经在那了。我们分在不同的组，几个同学分到了混凝土队、钢筋队，我被分到了油气工队，去了以后住的都是窑洞。洞上就土做顶棚，用红柳条糊上泥巴做半圆的帐篷，里面只有土炕。

　　记者：当时全国都挺困难的，对你们应该有优待吧，你们吃什么？

　　王：当时干部是定量的，一人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副食，顶多就有点白菜帮子、咸菜和腐乳。每天早晨喝的都是黑乎乎的青稞粥，一点咸菜，半块腐乳，中午和晚上半个青稞馒头，除了粘牙，吃了还作气，一碗白菜汤，不少人吃了以后得了浮肿。有一段时间，吃谷子面，很多人便秘得厉害，一些同志实在痛苦极了，就用手去抠。在窑场里，我们还自己烧砖，冬天天寒地冻的，每天从早干到晚，晚上一上床，浑身就像散了架。

　　记者：那时候，和当地的牧民有接触吗？

　　王：当时，小电厂开始发电了，由于备件不足经常停电，食堂停电了，只好让我们上山打红柳条拿回来做饭，按照规定一个人一天要打30斤。旁边的那座山，看起来很近，其实有3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到山脚下。

　　下山的时候，看到牧民帐篷里冒出了白烟，就经常有人建议去牧民那里坐一坐，牧民说着生硬的汉语特别热情地接待我们，给我们奶茶喝，我们也拿出春节发的一丁点烟回敬给牧民。直到后来，中央知道了基地生活的困难，硬是从军队那里“化缘”化到了许多黄豆、罐头、咸菜，支持了几个基地。

　　夫妻只能周末团聚

　　记者：分黄豆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开心？

　　王：(笑)是啊，我就参加了那次分黄豆，到仓库的400米长的路上排成了长龙，背的背，扛的扛，很快就完成了卸货的任务。这对稳定队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队伍站住了脚跟，就能造出原子弹了。

　　后来，厂里也下决心要抓好生活，建设了农、牧、渔业三个专业队，种蚕豆、油菜，下河捕鱼，职工们自己也到河边开一块小荒地，种上土豆、青菜。青海省政府还拨来了40000多头牲口，建了国营牧场。

　　那时候，有身孕的女同志，想吃好东西没办法，捕鱼队分了黄鱼，黄鱼的内脏有毒，不能吃，有的孕妇就把内脏放在盆子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晒出点鱼油来沾着馒头吃。

　　后来，厂里盖了房子，就是几栋楼房，领导们带头搬进了帐篷，把楼房让给了工程技术人员住，双职工的因为没有房子只能分居，一到周末，同宿舍或者同帐篷的人临时到别的帐篷挤挤，让室友可以夫妻团聚。

　　记者：后来真正到了为造原子弹作准备，您是从学什么开始的？

　　王：我后来分到了一个负责加工炮轰实验探测装置和模具的车间。车间里承担一种小探测装置，要求加工的精度非常高，由于设备刚刚调试，运行得不好。加工的时候满足不了要求，那次，王凎昌王老戴着眼镜，穿着一件长皮衣看望大家，他听了汇报以后，说现在有困难不要紧，只要好好商量，问题就可以解决。等王老再次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笑了，说还是你们的“三结合”搞得好，也就是干部、技术工人、生产工人结合得好，那时候气氛非常民主，只要是关于技术的问题和想法，不管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工人还是专家，都能发言，而且都可以畅所欲言。

　　材料遭破坏没人敢进厂

　　记者：那时候，饿好像是最通常的印象，有没有吃饱的时候？

　　王：有啊，草原上虽然生活单调，只有露天电影可以看，但是草原天气多变，一会晴空万里，一会大雨倾盆，这样的天气是最好的长蘑菇的时候，大家三三两两地跑到草原上，一般在废弃的羊圈里雨后会冒出许多蘑菇，很多人口袋装不下了，就把外裤一脱，两个裤腿一扎，这是用来装蘑菇的最好的工具。(大笑)我们去得晚了，错过了，就把吃剩的罐头空盒，用铁丝一绑，去拣田里剩下的野萝卜，小拇指那么粗，一个上午可以捡一小盒，用柴一烧，就能美餐一顿了。

　　记者：在那样的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是不是特别单纯，特别真诚？

　　王：想起来那段日子，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真是特别纯真，我记得后来我搬到了窑洞里，10多平方米的窑洞，我们两家住。中间用油毛毡和板条间隔就是墙，小锁在铁丝上一挂就当是锁门了，房子里就一张床，一个炕和一个灶。有一天我煤气中毒了，那天早晨一起来我就发现头特别疼，我就大声叫对门的邻居，说我可能是煤气中毒了，他们两口子立刻跑了过来，把我送进了医院。还煮了香喷喷的大米粥给我喝。

　　记者：听说“文革”期间，基地遭到的破坏比较严重，后来怎么恢复的？

　　王：“文革”期间，基地破坏确实比较严重，“文革”后，尤其是核材料的东西破坏得特别严重，当时职工人心惶惶。后来职工不敢进车间工作，当时党支部提出，车间领导跟班劳动，表示有了问题领导负责的态度，打消了工人的顾虑，生产才逐渐恢复了。

　　任厂长时遭遇退休风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当领导，情况怎么样？

　　王：我一上任就遇上了退休风，当时因为流传个别退休政策要变，很多人抢着退休。7000多人的厂，一下子退休了1000多人，还有2000多待业青年。25岁、26岁了还找不到工作，很多人心理负担特别严重。后来想办法解决这些待业青年的问题，采取职工出一点，厂里补贴一点的办法在外面买招生指标，送这些待业青年到合肥培训安排就地就业。很多人还被安排到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就业。

　　记者：撤厂的时候，很多职工是不是很反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可以说是家园都没有了？

　　王：那是1987年，我们从省里拿到了文件，由主管的上面的领导召开了厂方领导会议，宣布221厂撤厂正式开始。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议论很多。其实在那以前，消息老早就开始议论了。后来召开了技术工人、技术干部等三个座谈会，大家都很激动。当时作为厂里的领导，我也觉得压力很大，想了很多办法去安置这些职工。文/图 本报记者柯学东、赵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