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两个经历着压缩式赶超发展的国家遭遇到一起。韩国在压缩式的赶超发展中，收获了超级强硬的工会文化。中国在压缩式的赶超发展中，希望能快速通过海外并购填补汽车业自主技术上的空缺。当中国人的汽车自强愿景与韩国人的工会文化相碰撞，双方都为发展的速度付出了代价。

　　记者◎陈晓

　　暴力的印记

　　韩国平泽市双龙汽车工会持续数月的罢工被警方平息后，记者于8月9日进入曾被罢工者占据的大本营——涂装2号车间内时，现场还保存着战斗过的痕迹。首先扑面而来的是内部刺鼻的油漆味和污物的气味。一层入口的大门前堆放着200 多根1.5米长的铁管和盾牌。从一层到四层的工区走道则是生活区，铺着睡席，纯净水桶、杯装方便面、瓦斯罐等随地可见。车间内到处悬挂着“整理解雇斗争胜利”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标语。

　　这已经是这家韩国第五大汽车制造企业罢工的第三阶段留下的暴力印记。罢工始于2009年1月，双龙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决定放弃在双龙的经营权，韩国法院接管双龙后，实施回生(重振)计划，但双龙回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结构调整(裁员2646人，占全体员工的37%)。这引发了双龙工会的反抗。

　　“工会罢工的初期阶段，警察和公司高层也没有太大反应，劳资之间的协商也一直持续。警察介入后的7月中旬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警察与工会发生剧烈冲突，警方切断了‘民主劳总’等外部势力的水、饮食等给养渠道，公司也切断了工会占据车间的自来水。不过，工会早已准备了一个月的粮食和水，所以没发生什么大问题。警察还往工会所占据车间洒了催泪液。”韩国《中央日报》记者李玄泽告诉本刊记者，自7月矛盾升级以来，他在平泽现场驻守了3周。

　　最激烈的对抗性冲突在第三阶段。“8月初开始，警方从周边开始逐渐夺取工会掌握的建筑物，其中有包括外部势力在内的约1000余名罢工者，每天都有几十人到100人左右的罢工者退出现场。”李玄泽说。

　　但最后有500多人坚持了暴力对抗的立场，他们是此次双龙结构调整中被裁减的工人。“鱼死网破”的战场选在了 2号车间。“这是双龙工厂的涂装车间，是一座地上4层、地下1层、总面积50959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是厂内 20多座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李玄泽告诉本刊记者，“车间内部存放有稀释剂3.3万吨，易燃易爆物质总计达到24 万吨。另外，工厂内还有34台单价超过1亿韩元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原本是负责将涂装后的汽车外壳运至组装线的。”“ 涂装车间就是一个火药库”，“只要有一点点火星，整个工厂就会被炸飞”。

　　罢工者做了精心的、有策略的准备。李玄泽告诉本刊记者，罢工“由具有丰富经验的‘民主劳总’和‘金属劳总’传授工会‘计战术’，他们不仅指导工人们怎么排兵布阵，也传授了武器制造技术”。

　　通往屋顶的中央阶梯旁边，是“武器和粮食仓库”。粮食储备有10公斤和20公斤一包的大米38袋、草纸、杯装方便面4000多碗、2升装纯净水1200多桶和0.5升的400多瓶，表明工人们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武器仓库 ”有1500多个燃烧瓶、螺栓枪和配有准星的多连发自制枪，这些自制武器给李玄泽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很可怕！鸟枪，火焰瓶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武器。我看到有的是将两米长的铁棍两头削尖后，三个铁棍粘成星状的武器，以防警察空降；还有长1.5米、径宽10厘米的圆筒改装的‘大炮’，可以把螺丝射到200米到300米的距离；还有LPG煤气桶连接铁棍改装的火焰放射器等等。他们还堆积了几万个螺丝，用做大型弹弓的弹药。”它们都堆放在通往屋顶的中央阶梯右边的路上，以便对抗开始，弹药可以最快捷地送上屋顶。

　　车间顶层是战场。工人们将绿色铁杆绑在黄色的屋顶栏杆上，系上橘黄色橡皮筋，做成大型弹弓，对准车间外围困的约4000名警察，提醒他们，“动用公共权力制止罢工，就要付出代价”。确实也有人为这次罢工付出了代价。8月初，当警察动用直升机强攻涂料车间时，有3名在屋顶投掷燃烧瓶的工人从屋顶跌落，至少有包括警察和双龙公司雇佣的安全卫队成员在内的50人受伤。一名参加罢工的工会强硬人士的妻子在家中自杀，据说原因是“警方以及公司方面将最近的传唤书以及罢工造成的损害赔偿文件寄到家中，压力很大”。

　　此次事件起因是，2005年1月27日，上汽向双龙债权团支付了5900亿韩元，获得双龙汽车48.9%的股份，成为双龙汽车的最大股东。这一事件被冠以“中国汽车业第一起海外并购”。此次上汽集团放弃双龙经营权以及双龙工会长达77天的破坏性罢工，不仅意味着中国企业进军韩国汽车界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也让中国企业再次注意到韩国工人的愤怒。

　　双龙工人的“恨”

　　双龙工人第一次为中国人注意的罢工是在2006年7月——上汽入主韩国双龙一年多的时候，双龙工人就举行了反对上汽裁员和窃取双龙汽车技术的“玉碎大罢工”。闵庚敏是当时双龙工会斗争的指导者之一，他是韩国金属产业协会的负责人，指导双龙工会已经有20多年。

　　韩国目前有两大全国性工会组织——全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和民主劳动联盟。全国劳动组合总联盟成立于1960年1 1月，但当时的作用不明显。“为达到‘出口立国’和‘重化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政府开始扶助资方，支持大财团，财团和政府的关系紧密，这一时期的工会被称为御用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和起的作用并不强大。”专门研究国际劳资关系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郑桥对本刊记者说。此后，“韩国的工会运动与韩国的民族解放，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以及民主化过程掺杂在一起，出现了一些体制外工会，比如民主劳动联盟。它一开始属于‘非法工会’，因此有斗争性很强的传统”。

　　闵庚敏是这一时期诞生的斗争型工人的一个代表。“他看上去极具战斗性：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身形精壮，略微凹陷的眼睛和粗壮有力的手臂让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斗争的气息。在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随意堆放着很多罢工时搭帐篷用的绳子、支架，睡觉用的塑料席子和枕头。”曾因2006年“玉碎大罢工”赴韩国采访的中国记者刘涛告诉本刊。

　　“闵庚敏说民主劳动联盟正在进行改革，要让组织更集中，斗争更有力。他说，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权利不经过争取是得不到维护的，所以必须斗争。虽然他每个月收入不多，是大企业职工的2/3，但他从没有想过改变职业。在办公室门口，我们为他拍照，闵庚敏举起拳头说，要斗争！”刘涛转述说。

　　韩国工人的斗争性在双龙公司更显得理所当然。刘涛向本刊转述，闵庚敏当时告诉他们，“双龙汽车不像三星、现代那些家族企业，它是没有主人的”。从1999年被债权团接管到2003年上汽介入买卖双龙这段时间，是工人自治在维持企业运转。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双龙的6000名员工在韩籍社长苏镇琯带领下，创造了它有史以来最为骄傲的产销纪录。2 002年，双龙汽车年产量16.3万台，在韩国SUV市场的占有率接近40%。

　　2009年8月，一位自愿辞职的双龙工人曾在公司内部的BBS“vision.net”上留言，回想那段工人自治的时光：“我体重减轻了8公斤，但工作非常努力，每天干劲十足”，“背诵着框架零件的名字、在流水线上灰头土脸地度过每一天的日子，至今仍历历在目”。

　　工人自治让双龙企业最终扭亏为盈。苏镇琯是这一时期的核心人员，被闵庚敏评价为“极有奉献精神”。他虽然是公司的管理层，但从工人做起的经历让他成为社长后依然喜欢泡在生产现场，一周内有三四天会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能随口叫出每一个工人的名字。2006年，他被上汽以经营不善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解雇。刘涛在韩国采访时，曾试图联系刚被解职的苏镇琯，但被告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现在很恨中国人”。

　　苏镇琯的离开和他的“恨”，让双龙的工人们和上汽彼此都失去了一个沟通的桥梁，剩下的，只有工会的强硬斗争了。

　　韩国一向以拥有“最强硬的工会”而著称，但强硬和强大之间有很大差距。“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会在德国，但他们很少进行暴力抗争。”郑桥对本刊记者说。她在德国考察时看到过一个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的战斗力，“他们了解几乎所有的公司经营状况、账目信息，在和资方谈判的时候，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平等对话”。

　　而韩国工会的强硬和暴力抗争，在郑桥看来是，“是工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表现，表明他们还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好的对话规则。此外，这还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姿态”。根据韩国法律，企业中只要有两个人申请，就可以成立一个工会，一个企业中往往有十几个工会，“因此，工会的斗争和强硬有着必要性，他必须要通过斗争来表明自己不是御用工会，并通过斗争争取地位，以获得工人代言和谈判的资格”。郑桥说。

　　李玄泽告诉本刊记者，双龙一共有7100名员工，100%参加了工会。其中又根据毕业高中的不同，分为十几个相互竞争激烈的派系，仅工会机构专职人员就有100余人。领导此次罢工的双龙工会领袖韩相均是2008年工会竞争中的获胜者。

　　但这个时候，工会斗争的纯洁性也受到了韩国国人的质疑。这一代极度激进的工会领袖形象在平泽市民心目中并不好。“平泽市民本来就不喜欢双龙汽车工会，他们的年薪超过5000万韩元。在韩国，一般来说，年收入达到3000万韩元以上被认为‘过日子还算可以’，年薪4000万韩元以上就属于‘还挺能赚’，据说毕业于韩国最著名的首尔大学后就职于三星等著名大企业的员工，年薪一般是4000万到5000万韩元之间。双龙汽车由于经营不佳，在过去10年间一直得到政府的补贴。因此，工会人员被认为是，‘靠政府补贴勉强维持的公司里的人竟装门面’。”李玄泽告诉本刊记者。

　　在韩国人具海根撰写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里，描述了韩国工人的一个重要特点：阶级的恨 ——这是韩国工人阶级自发抵抗运动的动力根源：痛恨被不公正、不平等对待，痛恨没有尊严，被予取予求的生活。当这种恨掺杂了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和利益争斗需要的强势姿态后，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境地。2009年1月，当上汽决定放弃双龙的经营权，将救助双龙的责任和权利转交给韩国银行后，工人曾在双龙汽车的车间里贴出了一条标语：掐住上汽的喉咙。

　　上汽的韩国形象

　　2005年上汽入主双龙时，其目的被解释为，“用资金换技术。习得韩国车企的技术后，将产能转移至中国，并降低生产成本”。

　　这一并购案发生的另一大背景是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即将起步，对中国的汽车业提出了自主创新、发展自主品牌的策略。具体到上汽，就是“2007年新增自主品牌汽车5万辆，2008年形成车身自主开发能力，2010年自主品牌占总量的30%”。这对正在走下坡路的韩国汽车界是一个威胁信号。几乎从一开始，“中国只是想得到技术而不想好好经营双龙企业”这种言论几乎得到了韩国汽车界的一致认可。刘涛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在韩国拜会的一位现代汽车集团负责企业战略规划的人士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能像汽车这样带动如此大的需求与就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上汽把双龙的技术拿到中国去，双龙工厂的作用就会削减甚至消失。‘你们发展了，别人怎么办？那在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人怎么吃饭？’”

　　这也是双龙的工人们担心和怀疑的第一件事情。在国际上，通过收购获得技术、收购之后解雇员工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这起并购的发生地是韩国，这里有世界上最强硬的工会，而他们信奉的商业逻辑是：“国内企业收购其他国内企业后，如果导致大规模解雇并破产的话，很多人应该‘蹲监狱’。”李玄泽对本刊记者说。

　　上汽是从一个工会斗争文化非常淡薄的国度走向海外的。郑桥曾为一汽做过国际企业工会文化方面的培训，她观察到：“我国大国企的劳资关系才刚刚起步，历史上的工会和管理层是一体的。传统下，工人的薪酬定价和企业用人权都归政府，因此企业内不存在劳资关系。为了方便办事，工会主席经常兼任人事经理。直到市场经济出现，政府将权力下放企业后才开始有劳资关系的问题。但矛盾大多出现在效益不好的国企，或者私人经营的血汗工厂。汽车业的效益迄今还是不错的，这为这个行业的大国企掩盖住不少劳资矛盾。”

　　在上汽刚入主双龙时，中方管理者摆出了尽量尊重韩国文化的姿态。韩籍员工家里办婚典、丧礼，上汽派出的首席执行官张海涛尽量参加。在员工家人的灵堂前，他按照当地习俗下跪祭拜。双龙副社长沈剑平从上海飞首尔，常会带上儿子几幅充满童趣的画赠送给韩国同事。一些韩籍职工也开始主动学习中文，以适应新的管理层。但这远远消除不了韩国员工的不信任感和被赶超的危机感。韩国汽车行业的专家——PRAtoZ代表沈政泽在对本刊分析中这样认为：“双龙汽车出售给上汽之后，中国和韩国的技术差距已经从10年缩短到5年。不仅仅是作为韩国优势的生产技术领域的差距在急速缩短，汽车零部件如果考虑到价格竞争力的话，中国的产品甚至比韩国的更为出色。”

　　与危机感相伴随的感觉是技术被窃取的不信任感。“上汽收购双龙以后没有进行创新，没有推出过一款像样的新车。双龙汽车的代表性品牌Rexton和Chairman都是上汽收购之前开发的产品。”李玄泽对本刊记者说，上汽这些“ 冷漠和不作为的姿态”，让“韩国国民100%同意‘上汽收购双龙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技术’的说法”。

　　2009年1月9日，双龙汽车已向法院申请企业回生，这意味着该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放弃其经营权，并将无法收回当初的投资。上汽集团总部表示，将不再对面临资金短缺的双龙汽车进行追加投资或是金融援助。

　　对上汽来说，这是一次海外豪赌失败的教训。不管既定的战略目标是否实现，上汽的韩国形象已经跌到谷底。“双龙汽车工会的罢工最初得到韩国国民默认的主要原因，也是对‘对抗吃完就逃跑的资本’表示认同，所以，如果上汽在韩国卖车，没人会买。”李玄泽说。

　　不分对象的斗争

　　上汽放弃经营权，让双龙工会也陷入一个尴尬境地：斗争没有结束，对手却已经退出了。“他们以前和资方斗，现在连斗争的方向都没有了。”双龙副社长沈剑平说。

　　2009年1月8日，在双龙紧急召开董事会制定《经营正常化方案》中，计划对双龙实行结构调整，这意味着有2 600多名工人将离开工厂。其中1670人是自愿辞职，他们根据劳动年限可以获得5～9个月的平均工资作为慰问金，剩下的900多人成为罢工的主力。上汽的退出让他们失去了斗争4年的对手，他们只剩下一个不分对象的斗争的目标：不许裁员。

　　罢工从今年1月就开始筹备，“他们在厂区打出了横幅标语：裁员就等于谋杀。大部分人员滞留在钣金二工厂接受精神教育，3～5人为一个小组担任警备。与警察冲突时以10～30人为一个队投入战斗”。李玄泽告诉本刊记者，5月22 日，罢工者占据了平泽工厂。

　　“停产破坏了双龙脱离破产重组的能力。汽车设计师被迫在笔记本电脑上工作，在临街的电脑店中召开会议，而这通常是学生晚上玩在线游戏的地方。双龙6月份没有生产一辆轿车，共售出轿车217辆，其中在韩国之外只售出了20辆。” 李玄泽对本刊记者说，“随着罢工持续，被解雇工人开始以暴力方式阻止工人们正常上班，开始产生冲突。被解雇工人的家属、‘民主劳总’等支持团体接连访问工厂，谩骂没有被解雇的工人不一同参与罢工，有时也使用暴力，因而也惹火了非解雇工人。很多非解雇工人都说‘工会只是民主劳总的跟屁虫，为我们做了什么？’”

　　对峙到7月，冲突先在工友们之间展开。熊熊燃烧的废旧轮胎发出刺鼻的味道，燃烧物的浓烟背景下，警察的直升机在工厂上空盘旋，“播放克制非法行为的警告广播”。穿着藏青色工作服，头戴深蓝色帽子，希望复工的双龙工人，与戴着口罩、面巾，身穿杂色服装的罢工者发生械斗。带血的对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感谢韩国金明壕教授和北京大学乔禹智教授、前《中国企业家》记者刘涛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