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智慧发自东莞

　　东莞首家也是唯一的融资租赁公司——东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东联)，显得门庭冷落。2009年已过去大半年，公司业务尚未开局，交易宗数为零。

　　同样是当年得益于国家台商政策而成立的上海仲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仲利)却来势汹汹，业务一路扩张并已在国际上市。两者比照的背后，正是珠三角与长三角融资租赁业务的缩影。拿东联总经理倪凌的话说，“两者的成长速度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是在东莞台商面临更大的融资困境大背景下。

　　目前东莞5600家台资企业在接踵打击下，逾千家倒闭。金融界人士估计，倒闭企业中有1/3是因为融资困难所致。在危机退潮之前，越来越多台资企业面临同样的难题。

　　其实危机之下，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愿望和内地企业一样迫切，向大陆开拓内销市场成为很多台商的不二之选，由此产生的资金需求甚于往日。今年上半年的信贷井喷，似乎与东莞10万台商无关。

　　危机下融资新困境

　　在出口环境好的时候，台商的融资需求并不强烈。地方政策优惠，水、电、劳动力等市场要素均十分廉价，只要启动资金到位，租个厂房就可开工。客观的便利，促成了10万台商下东莞的壮观场面。

　　经济危机爆发后，出口市场萎缩导致加工贸易企业经济效益全面下滑。订单减少，工厂被迫减产停产。以前昼夜开工的厂子，现在能拿到做足白天的订单已经谢天谢地。在这种情势下，相当多台资企业开始谋求内销通道。

　　不做内销，企业只有死路一条。但内销不是简单地把本来出口的产品放在大陆销售。而是要重新定位以迎合大陆市场，制定新的品牌战略。

　　“东莞台商一贯是‘关起门来做’，有自己的台商子弟学校，有台商协会，基本不融入大陆社会。他们不了解大陆人的想法，也不跟大陆企业打交道，要它做内销和做品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东莞市科创投资研究院院长林江分析。

　　就连台商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比起本地厂商，台商做内销难度更大。”东莞嘉多丽饰品厂的台湾老板林佳蓉这样感叹。

　　做新产品，就要更新机器设备，这便产生了新的资金需求。可台商发现，融资过去不易，现在更难，就是在香港，也难像过去一样方便地融到资了。危机爆发后，香港银行业受害甚深，汇丰等大银行纷纷裁员应对危机，并收紧放贷规模。台资加工贸易企业转向内销市场，由于市场前景不明朗，很难在香港获得贷款。

　　受政策所限，两岸银行至今无法互设正规业务机构，台湾银行在大陆设立的机构停留在办事处阶段，不能正常开展业务。

　　港、台融资通道受阻，大陆的融资之路同样不畅。由于台企融资、结算多头在外，无法跟大陆银行建立信用关系。双方信息不对称，大陆银行无法掌握资金的用途和流向。因此除了极少量大型台企的中心企业，中小企业靠信用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何况台资企业在大陆的资产不是有效抵押物，厂房在集体和村委会名下，台商对厂房没有所有权，一般机器设备不能作为抵押物，三来一补企业的法人都不是台商本人，抵押贷款更无从谈起。

　　信用关系，信息对称，有效抵押物，是银行信贷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要素，台企一样都不具备，于是出现目前的尴尬，任台企的融资愿望多么强烈，银行照旧是坚冰一块。

　　东莞千余家台企倒闭的现状令两岸意识到，具有市场造血功能的金融业合作停滞，成为束缚两岸经贸发展的最大瓶颈。继4月份“陈江会”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之后，MOU(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也签署在即，两岸金融合作即将迎来历史性突破。融资无门的台商们会发现，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也有可爱的一面。

　　“10亿融资支持”成效不彰

　　2008年11月，东莞开始推行总额10亿元的“重点中小工业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融资支持计划”，该计划涵盖了在莞台资企业。但实施半年后，成效远逊预期。

　　按照设想，10亿元资金，可撬动至少250亿的金融信贷资金。但根据建设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共为 173家获支持企业放贷27亿元，受惠台资企业仅有十几家。

　　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直言，过高的信贷门槛，吓住了寻求贷款而不得的台资企业，单是有效抵押物一条，就足以把多数台企挡在门外。

　　在东莞出口贸易融资与风险管理研讨会上，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方见波称，国内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一般很难提供充分抵押物，台资企业更无法提供有效抵押，是以难获政策扶持。而银行则表示，如不提供有效抵押，银行放贷风险必然大大增加，即使政府贴息和担保，银行也不会降低门槛。

　　东莞前台商协会会长叶宏灯估计，在5600家台资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8%，其中逾七成企业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倪凌认为，这项政策除了没有设计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外，可操作性也很差，这一点在贷款出现坏账的时候表现尤为明显。比如一笔贷款产生不良资产后，首先要由法院清理剩余资产，然后交付银行和担保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因为担保者只有抵押权，没有所有权。处置资产时，要走过一整套漫长繁琐的法律程序。这让银行和企业望而却步。

　　从历史和国际上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最终要靠政府推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几乎所有担保公司都由政府承担风险。

　　在发达国家，政府的资金支持一般能占到中小企业外来资金的10%左右，法国中小企业每新增一个就业机会，可获 2万~4万法郎的财政补贴，中小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可补贴其投资的25%。日本政府专门建立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低息贷款。美国以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为主，东莞10亿元融资支持政策与之相似。

　　倪凌表示，他愿意把10亿元融资支持政策看作一次无害的尝试，但不认为它能发挥显著作用。

　　“企业联保”行不通

　　为助台企脱困，东莞不断地想法子。东莞市副市长江凌透露，政府准备和阿里巴巴合作设立企业融资担保公司，以三家企业为一个组，进行联保融资。

　　这种融资方案名义上不需有效抵押物，但如果三家企业中任一家无法按期偿贷，另两家企业法人就必须为其归还借贷本金及利息。从中国古代“连坐”制度吸取灵感的融资产品，据称已在浙江省除宁波外的10个地级市得到推广。江凌介绍道，东莞引入该模式后，将为包括台企在内的中小企业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当倪凌听到这个融资方案介绍时，差点叫出声来，“太天真了！”倪凌曾在华尔街投行工作3年，并在中国外贸进出口公司从事融资租赁，长期的金融实务操作，使他断定“三家联保”方案不可能在东莞台商中成功推广。

　　三家企业联保，如果有一家不贷款的话，他就纯粹承担责任，精明的商人不会这么干。假如三家企业都去贷款，然后都不还，一起商量好跑路，银行岂不是一下子有了三笔坏账？

　　假如银行认可这种方案，就不存在融资难了。人在生意场上混，谁没有三两个熟人。倪凌断定，假如只是简单的三家联保，银行风险不可控，可能没有银行愿意参与。就算银行愿参与，必然提高审核门槛，这又会把很多需要钱的中小企业隔离在外，实际成效要打折扣。

　　在倪凌看来，他曾经设想的“群体互保”比三家企业联保切实可行。他的设想是：由东莞台商协会出面，成立台商融资互助基金，号召八九百家台企加入，每家企业拿出不超过200万元投入基金，形成总额十几亿的集体信用，到银行做一个整体授信，参与的台企就能融到资了。假如出现风险，分摊下来，每个企业损失并不多。这种概念性互保，比三家企业联保具有更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还有一种群体互保，由大型中心工厂出面，把一条产业链上有上下游关系的几十家卫星工厂召集起来，因为有上下游关系，中心厂掌握卫星厂的订单底细，确知对方有还款实力，可以向银行作担保。利用中心厂和银行间良好的信用关系，卫星厂可获得银行贷款。倪凌认为这种模式比三家联保更切合东莞实际。

　　融资租赁遇冷

　　2006年，由国台办推动下，珠三角和长三角各成立了一家融资租赁公司——东联和仲利，目的是为解决大陆台商融资难题，东联的发起人叶宏灯是东莞台商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并曾连任两届会长。他在1989年来东莞办厂，对台企融资难的困境有实际体会。

　　最初的东联，目标客户主要是在莞台商，为更好地与台商沟通，从台湾请人做总经理。但公司开张一年时间里，由于对大陆经济和金融环境缺乏认知，一宗业务也没有做成。2008年，国台办给他推荐了有海外投行和融资租赁操作经验的安徽人倪凌。

　　倪凌上任第一年，东联做了10多宗交易，总金额4000余万元。但今年上半年交易数再次为零。倪凌分析遇冷原因，认为主要是认知度不足。东莞政府、银行、企业，对融资租赁行业没有充分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融资租赁公司是干什么的。上海等地在政府政策层面都已经把融资租赁业务拉入金融业范畴，把融资租赁定位为金融业重要组成主体进行建设，“但珠三角地区还没有重视这一项，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实际上，融资租赁公司购买企业所需要的设备并租给企业使用，这样就减少企业一次性购入设备所承担的负担，即以租代购，以融物代融资；或者企业先将设备卖给融资租赁公司，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并以回租的方式获得设备使用权，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目前全国有融资租赁公司总共150家。其中上海就占据50家；广东地区总共不到10家。去年10月份以前，全国的融资租赁公司还只在60家左右，而新设立的公司大部分集中在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而珠三角地区就显得逊色了，“ 掐着手指头也数不出10家来。只有广州、深圳各两三家、此外就是东莞东联。”

　　不过也有专家困惑，即使有企业愿意尝试融资租赁，但东联本身到底可以提供多少资金支持？业务能够做多大？作为融资租赁公司，说到底关键还是要有银行的支持、雄厚的资金做后盾，然后再配合大力的推广。这似乎是个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