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艰苦的等待

　　我们到新的阵地后的头几天，仍然日夜守在炮位上，没有什么开饭时间了，谁饿了就抓把饼干或吃个面包，渴了就吃点雪。困了就倚着炮弹箱上打个盹。当时流行的说法：”仗好打，苦难熬。”最最难熬的是夜晚，头顶着蓝天，脚踏着白雪，露营在炮位上。三十多年前的三月份，可比现在寒冷多了。大家企盼着第二天的太阳早早出来，驱走这寒冷的黑夜。前边的战事处于僵持阶段，虽然日夜都有枪炮声，那是苏军的“值班”机枪，向我方有目标没目标的乱打一通，以发泄吃败仗之恨。

　　每当太阳出来时，阵地上倒安静起来，这时你可以借着太阳的微微暖意，打个盹。到了中午，你可以躺在炮弹箱子上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你还可以脱下内衣，抓抓虱子，不过动作要快，三月的天，可不比六月天啊。经过两次战斗，战士们一个个都像汽车修理工似的，炮弹上的防腐油都擦在衣服上了，脸上也是黑黑的，爱清洁的战士，你可以趁这时用雪擦两把脸，但小心点，你的脸蛋会像麻土豆一样“美丽”！每天中午，我们都细细地品味着太阳的恩赐。这样的日子慢慢地走过了十天，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全连传开了，什么问题？便秘。起初，没有人提起。有一天，一个新兵上“厕所”，上厕所要报告的，因为要到几十米外的树林里。好长时间还没回来。有人开玩笑：是不是掉进“厕所”里了，赶紧派人找一下，找到他时，发现他已经躺在屎窝里睡着了，赶紧把叫他醒，还好坚硬的屎蛋并没把他身上弄脏。原来，由于蹲的时间太长，使劲过大，当粪便排泄出来时，一时的轻松，使他昏睡过去。连里知道这件事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上厕所要结伴而行；令卫生员将泄药发给便秘严重的战士；向上级报告了情况，并请示炊事班要尽快开伙，因怕暴露目标，炊事班从我们进入阵地就没有做饭。名人说过：士兵打仗主要靠的是胃呀。

　　次日，全连忙活一天，有帮炊事班埋锅造饭的；有支帐篷的；有伐木搭铺的；十天前我们轻装上阵，扔下的挎包、行李及用品也拉了回来。下午三、四点钟，大家用自己水缸当碗，折一根枝条当筷子，吃上了热乎乎的猪肉煮挂面，这是十天来的第一顿饭。晚上，我们住进了帐篷，虽不能采暖，但可避风。躺在用原木搭起的大铺上，和衣而睡，再盖上被子，比在露天地里，强多了。这一天是三月二十五日。

　　以后开饭，上顿是米饭、炖猪肉，下顿是猪肉煮挂面，偶尔能吃上一顿猪肉煮黄豆，那就是吃着蔬菜了。那个年代，应该说是好饭了，可架不住天天吃。有人提议，咱们吃顿饺子好不好？大家一致赞成。按老规矩，炊事班剁馅、和面，各班自己包。整个阵地像过年一样热闹，卸下炮弹箱盖，翻过来，绝好的面板，选一根比较圆的树枝，剥皮后稍加修理就是擀面杖，大家擀的擀，包的包，一个多小时，样式各异的饺子就摆满了几箱盖，最先包的饺子已经冻了，这样好，饺子就不会粘在一起了。把饺子装到两个卸了盖的炮弹箱，抬到几百米外的炊事班去煮，怎么往回端呢？炊事班那点家当，早被分光了，不知是谁提出，用洗脸盛饺子，一时间，洗脸盆成了抢手货，因为上前线时，不是每人都带的。用洗脸盛饺子，吃的照样香，这是一顿令人难以忘记的饺子。这顿饺子从开始包，到各班都吃完，闹腾了三个多小时，那些带洗脸盆的战士，饭后只好到各班去找自己的洗脸盆了。

　　5、209高地

　　一天夜里，大家在睡梦中被推醒。“有任务！”战士们小声地传递着。背上行装，收炮，挂车。一切都在悄悄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炮车起动了，向前边开去。又有仗打了，可能是打直接，大家心里猜想着。到了无名高地，车不能再往前开了。我们在209高地山脚下的小树林里，开出一条能过去大炮的小道，距离无名高地约一千多米，直通已经选好的阵地，面向珍宝岛南端的一块缓坡小树林里。然后，全排战士一门一门地把大炮从无名高地推到阵地，将砍下的小树，盖在上面进行伪装。在距离炮阵地五十多米的密林中支起了帐篷，东方微微放亮，排长招呼大家赶紧进帐篷休息，不要在外面活动了，以防暴露目标。早晨八点钟，岗哨回来，发现大家横躺竖卧一地，睡的好香啊。大概是上一班换岗时，下岗的战士上铺时晃动了，加上搭铺时是在黑夜没有搭好，铺塌了，并没有影响大家的酣睡，大家起来后都笑了起来。排长令大家把铺重新搭好，布置了任务。与此同时，我连二排进入了珍宝岛北面的七里沁岛阵地。从此两个排分离了达八个月之久。

　　这一天是四月一日，江还没有开冻，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即将开始的打捞T62坦克工作，当然也不排除苏军要打捞的可能。209高地，是距离江边较近的高地，约五、六百米。距岛的南端是一千零五十米，隔江的苏军只能看见我们阵地的侧面，而这一面又是密密的树林，我们的大炮的方向是珍宝岛，没有飞机的侦察是很难发现的，三门大炮是潜伏下来的三颗钉子。所以，要求我们日夜都在帐篷周围待命，严令不准白天到阵地，并严格了夜间站岗的纪律。炊事班在一千米以外的无名高地扎营，每天通过小道给我们送饭，送水。水对于我们更显得珍贵，每天每人半盆水，可以说是从头洗到脚，根本无水让你洗衣服。乌苏里江就在我们脚下流过，只能望水兴叹。

　　转眼十几天过去了，江也开冻了。有一天夜里，我们是在炮位上度过的，原来要打捞T62坦克。这几天夜里常有两台“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在我们下面的开阔地里，毫无目地的来回开动。苏军发现后，用探照灯晃了几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但还是打了几枪。这天夜里，还是如此，这是迷惑苏军呢。苏军哪里知道，我军早两天已派潜水员将坦克挂上，在无名高地后面用人工绞盘机，换人不停机，一厘米一厘米的绞了四十八小时了，现在坦克离水面只有一米了。后半夜，两台推土机挂上坦克开足马力，向无名高地开去，T62坦克就这样被我方打捞上来，据说当坦克运到沈阳时，苏方才知道，晚了，追不上了。几个月后，专门打击这种坦克的穿甲弹研制出来。这辆坦克现收藏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

　　“前指”每天都有首长来阵地视察，七十三师师长黄浩是我们阵地的常客。当然最受欢迎的是同来的摄影记者，求他们给照张像。最后，“前指”决定将这“三颗钉子”永久地钉在这，给三门大炮修钢筋水泥工事。材料、民工很快到位。巧的是同一个学年的同学王景祥也在民工队伍里，并得知另一个同学都长路也来支前了。我们白天睡觉，晚上摸黑干活，苦和累自然不必细说。六月初，水泥工事连同人居住的坑道一起完工。各班都搬到自己炮位的坑道里，帐篷就变成连部了。这时才允许给家里写封报平安的信，不得涉及军事上的事，信封、信纸由连里提供，写完后，信封不得封口，由连里检查后统一封口寄出。

　　等待的日子，实在难熬，无非是打打扑克，聊聊天。要么就互相剃头，本来头发都不长，十天半月就剃一次头。这一是消磨时间，二是学了理发技能。不知谁先开始了另一种消磨时间办法，制作烟嘴。材料是一种多年生灌木，都叫它“王八骨头”，材质细，且坚硬，学名不知叫什么，一簇一簇的遍地都是，在帐篷周围，随手便可得到。工具比较简单，小刀、锯条、砂纸、白蜡等，最好用锯条做一把刻刀。我们排曾有过自制像章的历史，这些工具他们都带着呢。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取一段烟嘴长的材料，将子弹壳前端较细的部分锯下，在材料的一端用小刀挖一个窝，将锯下的子弹壳镶嵌上，这是关键的一道工序，不能太紧，容易把材料撑裂，也不能太松，容易脱落。用细铁丝将材料中间的空心穿透，用小刀把它削成烟嘴的样子，用砂纸抛光，刻上字或图案，涂上颜料(钢笔水或圆珠笔油)，打上蜡，一个漂亮的烟嘴就做成了。全排会吸烟的不过四、五名，他们是这批“产品”的试用者，不会吸烟也向别人要一枝，装装洋相。烟嘴越做越好，越做越漂亮，为了能刻上字或图案，烟嘴越做越大。要刻字，首先要在上面用铅笔写好字，我在全排写字还是可以的，常常要放下自己的“活”，帮他们写字，我记得常写的字有：“珍宝岛纪念”、“北国风光”、“战斗在珍宝岛”等等，再配上相应的图案，是一个珍贵的纪念品，战友们把它当作一件礼品，送给亲友及来阵地检查的各级首长。烟嘴只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当时的烟卷还没有过滤嘴。这种制作活动一直持续到我们撤离珍宝岛地区。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万物复苏。蚊子、瞎蝇、小咬开始了三班倒，蛇也常常光顾我们炮位、坑道，大多的人对蛇的恐惧胜过对敌人的恐惧。有人说，吸烟可以驱蛇，于是都开始吸烟，把烟头扔在坑道的各个角落，的确有效，几天后，大家再没有看到蛇的踪迹。一场大雨后，我们的坑道的一角出现了漏洞，班长说：找几块石头垒一下，可我们周围很难再找到了。有人说，山顶上有石头，傍晚时我们上去起几块。我们四、五个人，趁着天色刚黑，登上了209高地的山顶，刚要起石头，就听“啾啾啾、啾啾啾”就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接着“噗噗噗、噗噗噗”子弹在我们脚下翻一片尘土，大家立即卧倒，就势滚下山来。回头再看我们刚才站过的地方，已被高射机枪封锁住，子弹打到石头上，直冒火星。枪声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听习惯了，但子弹离我们这么近，还是头一回，真有点后怕，全当是又看见了一次蛇。回到坑道里，我们分析了一下才明白：我们在山底下看见天已黑下来，其实山顶上并不黑，四、五个人，明晃晃的，能不被苏军的值班机枪发现吗？

　　苏军一发现我方有动静就开枪，直到国庆节后才停止。据说是苏总理柯西金访越归来途经北京，在机场停留，周恩来总理去机场与柯西金会了一面。中苏边境矛盾开始缓和，苏方的客、货轮船出现在乌苏里江上，因为这条江是苏联远东地区的重要交通航线。偶尔还可以看我方的巡逻快艇驶过，一派和平景象，好像这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

　　珍宝岛战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开炮震得耳朵背，吃饭吃出溃疡胃。”这以后便是断断续续的医院生活……

　　6、医院的故事

　　战争的气氛没有了，人们的心情也放松了，疾病却找上来了。几天来总觉得胃疼，有时半夜疼得睡不着觉，大解时经常是黑红色的。十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我还记得呕吐的不行了，最后还吐了几口热乎乎的东西，在昏迷状态下被送进了第64医院前线包扎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醒来时，是躺在暖和的被窝里，周围全是陌生的女兵，奇怪，这是哪？看着熟悉的帐篷，我们住的帐篷没有床，我明明是躺在床上，还有一个药瓶在我头上方吊着。我知道了这是被送进包扎所了。前方无战事，这里的伤病员没几个。偶尔来了个伤病员，全所医护人都跟着忙活。护士看我醒了，告诉我不要动，正在输液呢。我的左臂上是有点什么东西，我抬了抬右臂，才发现我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刚刚长起的寸头又被剃光了，身上滑溜溜的，好像被擦拭过。听说过，前几次战斗牺牲的战士，都被擦得干干净净才装到白布袋里。她们是不是认为我已经死了，不可能，死了干吗还要输液呢？上前线的八个月，基本上是和衣而睡的。我想我当时的样子跟常年露宿街头的乞丐差不多，一定是护士们看我太脏了，虱子自然是不会少的，趁我昏迷时将我扒光了。想到这，脸上有的发热。护士看了看却说，脸上有点血色了。我想起来小解，护士从床下拿出小便器，掀开被子要给我接尿，我的尿立刻被吓了回去，说“我不尿了。”护士明白我害羞，说：“小家伙，还挺封建呢，我出去，完后叫我。”我费了半天劲，才尿了出来。她接过小便器拿到外面倒了，回来后，对我一番开导，说我的胃出血刚被止住，不能随意乱动，让我配合工作，病人必须听从医护人员的安排。她还说，前些天有一个病号，不排尿，她们用导管插在上面为他导尿，听得我混身直发毛。说着，端来一盆温水，帮我洗脸、洗头，她用细嫩的手指挠在我的头上，这一刻仿佛回到妈妈身边…… 又像在梦中，这是一个长达八个月的战争之梦。

　　一个多星期，在医护人员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我的病情好多了。护士将洗的干干净净、略带点消毒水味的军装拿来，让我换上。说马上转院。护士们将我扶上救护车，我眼泪汪汪向她们挥手告别，我以为就我这样脆弱，一同转院的病友们，个个如此。

　　到了223医院驻东方红的包扎所后，医生对我做细致的检查，并做了胃透，确诊为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溃疡面刚开始愈合，但不排除继续出血的可能，把我安排在特护病房，整天躺在床上打针吃药，吃喝拉撒全由护理员伺候。大约半个月后，病情稳定下来，我才被移到普通病房。医生让我准备一下近期转后方医院，我说：再住些天，我就回连队了。医生说：“想的美，你回连队的下一步，很可能要胃穿孔，到那时，只能是切开你的肚子，把你的胃最少切除一半。”我听了后，吓了一身冷汗。都十一月的下旬了，我还穿着秋衣裤，我在转院前必须回连队一趟。

　　在回连队的途中，快要到五林洞时，我在汽车上看到一群支前民工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睁大眼睛仔细地看看，认出是都长路，他也看出是我，车停下后，我向他跑去，他向我跑来，两个小学的同学就这样相会在五林洞，我们在前指招待所唠了半宿，后来他还到东方红医院看过我。次日我回到了209高地，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排里发生较大的变化，排长和五个正副班长全都提职，去内蒙一线组建新的部队。原三班长当了指导员，从六连来了一个排长当副连长。与我同期入伍的，差不多都当了班长或副班长，张天锡当了三班班长。指导员看我回来了，向我说明了情况：原来准备让我当一班班长，跟医院勾通了一下情况，说我的病情不适合在部队干下去。连队本着对我以后的生活负责，在副连长的提议下，连部决定留我一年，专门治病。考虑到我和张天锡的关系比较好，已经把我调到三班。我对连里的安排很满意，但多少有一点失落，如果不是这场病……

　　第二天，我收拾了一下东西，换上棉衣就返回东方红。回到医院后，所里对我们要转院的伤病员，集中住到了一个病室，是森铁处的候车室。能住十几个伤病员，开始并没有住满，但每天都有伤病员加入。而且进行了特别关照，护理人员帮助洗衣服、理发等。我没有让她们理发，而是到森铁处的理发室，刮了个光头，去去心火。以至于十几年后，曾做过一个二次应征入伍的梦。

　　在这个病室里，我结识了一位病友，是某部的宣传干事，患严重关节炎，走路一拐一拐的。但很注重仪表，模样一般，却留着大背头，显然跟这些剃光头的战士有点距离。不知怎么，他却跟我很近乎，后来我才知道，他偷看了我的日记，我的日记，为了节省篇幅，都是用诗的形式写的。现在看来，不过是喊喊口号的顺口溜而己。他大为欣赏。他不隐瞒看了我的日记，对我说：你要是在我们部队，我非把你调到团里不可。他很健谈，本不爱说话的我，在他的感染下也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谈得很投机。

　　十二月初，我被转到牡丹江223医院内三科。到了大医院，我这种病太平常了，例行的检查了一番，医生明确的告诉你，耐心地休养吧。开始的半个月给我吃流食，就是奶粉、粥、面条等，每天五顿饭，从入64医院就吃这种饭。后半个月改为半流食，正餐跟其他病人一样，上下午各加一顿流食。每天，护理员给送五顿饭，护士看着你吃三次药，一遍医生查房，牢牢地把你拴在病房里。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七〇年的元旦后，才让我吃普食。说实在的医院的伙食，真不如连队好，唯一的好处是能吃到蔬菜。这时，我才有时间，到处溜达一下，远处不敢去，只能在楼上楼下，院里的空地溜达。

　　转眼到223医院已经三个多月了，病情大为好转，医院也呆腻了，想回连队看看，这期间我只回过一次连队。巧了正好是三月二日，我向医生提出要出院的要求，医生说：“你这样病号我见多了，出去没几天又得回来，来回折腾啥。”我说：“可能部队要撤了，我得跟着部队走啊。”其实我是瞎蒙的。医生同意了。给我办理了出院证，上面写着：“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病情好转”、“建议多休息，吃流食”等等，又到财务取回士兵供应证。晚饭后，就乘车到了火车站。开往东方红的车是晚上七点多钟，我多想顺路回趟家，回家可是要违犯军纪的，怎么办呢？我在候车室看到预售车票窗口，有了，买了张第三天的，就是三月四日的车票。检票时，检票员看我是军人，根本没详细看，就让我过去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穆棱站，等我走到家时快十点了。第二天，同家人团聚了一天。第三天我想起了陈伟华，就到他家去了，三年多没见面了，恰巧他休班，我们谈了一上午，中午又约了路振水，在饭店随便吃了点饭，到照相馆留了个影。下午，忙里偷闲，陈伟华还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中学时的同班同学，见了一面。回部队后，通过两封信就吹了，那时我真真的不懂爱情。

　　晚上九点多钟，我持当日的车票上了火车，这意味着，这之前我还在牡丹江。第二天早上到达东方红，换乘森林铁路的小火车，下午一点钟到了101兵站，搭了个运货的卡车，到五林洞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我在路边等候往前边去的车辆。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到我跟前停了下来，我一看，原来是营部的车，司机认识我，是同年入伍的，车上坐着营长，营长也认出我是四连的，“回去吗？，赶紧上车。”我上了吉普车，心想到营部就好说了，营长问我上哪去了，我说刚出院。“你还不知道你们连已经撤到三号桥吧。”半个小时后，车在一个路口停下，司机让我下车，并告诉我，顺着这条路走上四、五百米就到连队了。就这样我很顺利地回到连队，这一天是三月五日。到连部把我的出院证明及火车票一交，连长一看车票说：“你回来的好快呀。”我说：“要不是遇到营部的车，今晚要在五林洞住一宿。”连长说：“现在条件比在209阵地好多了，每个班的坑道里都有炉子，如果大锅饭你吃不了，你可以到炊事班拿些米、挂面什么的，自己在炉子上做。”

　　第二天上午，通信员说有我电话，我赶紧去连部接电话，原来是223医院的医生打来的，问我什么时候到的连队，我哼哈地搪塞了几句，就把电话撂了，好在连部里没人，因为都去施工了。好险啊，我中途回家的秘密是保住了。

　　七〇年兵己经下连，班里多了两个新兵，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固炮工事和美化阵地。记得有一个叫徐丛瑶的大连兵，他在一班，和我相处的很好。我们在一起干活，在一起谈天说地，每天形影不离，直到晚上才各自回到炮工事的坑道里。

　　两个月后的五月十日，我们营调防到通辽市。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率若干副司令、副政委视察内蒙一线防务，到达通辽时，在师首长的陪同下，特意到我们营驻地，接见了全营指战员。讲话时，还提起了我们营打死苏军上校列昂诺夫一事。

　　附：

　　笔者1949年出生，1968年入伍，1969年参加了珍宝岛自卫还击战。1971年复员回乡，在林业局局机关工作四年，后分别在局属两所中学任教28年，先后任语文、地理、计算机等学科教师。2003年局定编时，被列为待岗人员，每月可领到四百多元的工资，在家闲居，有时写点自己青少年的事，自我欣赏。常帮亲朋好友维护维护电脑，喜欢玩《红警》、《将军》之类的游戏，偶尔上上网。

　　前些天在“新华网”看到一篇文章《讲述珍宝岛保卫战鲜为人知细节》，接着又在其他网站看了十几篇有关珍宝岛还击战的文章，主要讲步兵的战斗经过，对炮兵参战提及很少。上文中也只有一句，“我方以炮火回击，并对被判断为苏军前线指挥所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孙晓的报告文学《中国炮兵传奇-珍宝岛之战》，也只是寥寥数语提及炮兵二营。今年是珍宝岛还击三十五周年，我作为炮兵参战者，有责任补上这一空白。于是便有了此文。文中关于步兵的战斗经过，是当时阵地上广为流传的，可能有失实的地方，请以其它文章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