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发达国家“绿色控制”图景

　　争取绿色经济“主导权”以谋取更多政治“话语权”，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潮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杨希伟梁鹏李兴文张洪河

　　绿色经济从理念的诞生到实践，至今已十余年，在这一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迅速升温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并在其强力倡导下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发展潮流。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多位专家分析认为，中国既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从战略高度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更要清晰把握发达国家主打绿色经济牌背后的政治意图，对能源、气候变化等问题带来的新变数深入研判，就如何把握主导权等多方面多作谋划。

　　美国“弯道提速”

　　不同于前任的强硬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在减排问题上出现了主动承诺的政策“急转弯”，选择绿色经济作为化“危”为“机”和实现经济转型与升级的主要政策手段，并积极推动国会对气候问题进行立法。美国众议院今年5月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根本转变，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已经着手“后京都时代”的政治战略布局。

　　长江水电投资公司的环境经济专家曾刚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美国振兴其经济和提高其在全球竞争力的主要政策手段，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能源安全打击有关石油出产国，更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制衡、争夺“绿色环保”世界新话语权的策略。

　　长期以来，美国都是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过高的油价、对石油进口的过度依赖，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

　　为此，美国计划减少50%的石油消费量，转用太阳能、氢能、天然气、乙醇汽油等新能源以摆脱对石油的过分依赖，这将是削弱石油出口国的关键法宝。湖北省社科院能源研究专家叶学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是比布什直接发动“两伊战争”更策略的计划，它将使从西亚到俄罗斯和南美的石油国家利益联合体遭遇釜底抽薪式的打击，被迫放弃高油价的利益，自动转换到比美国低得多的全球经济的等级结构之中，从而完成世界力量重组。

　　“同时，美国的绿色新政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制衡，通过夺取世界新话语权，确保美国的领袖地位。”叶学平说，当气候变化成为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议题时，所有国家只能有两种态度：要么反对，要么支持。而两种态度必然对应着两种后果：支持者占据道义制高点；反对者则成为众矢之的，国际形象受损，贸易面临各种形式的制裁。美国在减排议题上日益主动的态度将给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对《瞭望》新闻周刊担忧地说，西方国家往往以减排、生态保护为借口限制别国发展，通过技术壁垒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现在又有了新的“道德牌”，美国试图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使其成为全球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领袖，并掌握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也就是说，绿色、环保、低碳、减排将成就世界新的话语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并继续上升为外交的焦点、热点问题并将持续相当长时期。”

　　欧盟日本抢“先手”

　　绿色经济最早起源于欧洲，发展于欧盟与日本。目前，在绿色经济的发展及碳排放总量与交易等制度、体制构建上，他们已取得领先地位，掌握了大量先进技术，并在国际上占领了“道德”高地，树立了负责任的形象。

　　叶学平说，绿色低碳经济的概念一经提出，首先在欧洲引起广泛关注，并引领了欧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大趋势。2008年底，欧盟27国领导人通过了欧盟2020年碳排放协议，要求欧洲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20%，并通过27国各自不同的排放指标、以及欧洲范围内的碳交易系统来实现协议目标。

　　国家环保部国际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周国梅也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日本也在研究迈向绿色社会的可能性和可行途径，凭借其长期积累的能源效率和技术优势，以及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拥有的雄厚技术，提出要把日本打造成全球第一个绿色低碳社会。

　　由日本和欧洲主导的“京都议定书”，更是人类为减轻温室效应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在改变气候上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此举不仅令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占据道德高地，更有可能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设立一种制约，从而有利于日本、欧盟等节能技术先进国家(比如节能汽车、风力发电等)，而不利于中国、美国这种高耗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国际社会一度将拒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与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增长、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的中国并列为地球环境保护的“差等生”。

　　意在全球竞争主导权

　　全球环境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趋势下对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再分配，是利益的争夺，包括经济和政治利益。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能源、发展方式相互交织的问题，从而变成了世界问题复合体。全球主要大国发起的绿色“新政”浪潮，将给全球气候与环境问题谈判带来重大变数。

　　“环境问题凸显大国责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应对全球环境关切。中国将被视为主导世界环境安全的力量，中国的环境大国地位将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一步强化。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促进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减轻中国的环境压力和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自身环境问题的改善又是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巨大贡献。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专家姜克隽说，实际上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因为如果国际社会不能达成共识，中国的损失更大。中国需要清洁排放机制，需要碳市场来促进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发展，需要技术转让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

　　对中国而言，发展绿色经济既是大国竞争的新焦点，也是谋求大国地位的新起点。在当下的国际政治语境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基本规则。气候变化成为环境保护中心概念，因此纷纷进入各国外交、贸易、安全政策，西方战略家鼓吹的建立国际干预机制、伸张环境正义，也有了实际的“口实”，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武器。

　　采访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常务理事马学禄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不断加大新能源开发力度，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不断成熟，一旦确立为世界标准，对依赖传统工业路径的发展中国家将是巨大冲击”。

　　受采访专家普遍认为，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面前，中国不应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相关者，更应是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和各种全球环境问题国际准则制定的主导者。只有在以气候问题为代表的生态战略中积极应对，才能取得国际事务中经济、技术、道义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提升国家的绿色控制能力，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手段和目标，既关系到执政能力和国家安全，更关系到履行国际环保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