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理财家

　　引子：

　　这是一组有关国家创建者的故事。

　　他们，为中国完成了晚清以来的首次经济统一，其艰难与风险，丝毫不亚于疆土的天下归一；他们，运用经济金融策略，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较量中不断扩大战果，从农村到城市，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为国家命运投票；他们，甚至还曾“潜伏”在国民政府的金融核心，让国民党的经济大溃败一发不可收拾。

　　很难确切地描绘这一群人。他们或出身高贵，或者来自草莽，有人最初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也有人曾游历海外；他们并不奋战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但其处境的凶险艰难，同样犹如在刀锋上行走；他们或许无需用血肉之躯为共和国奠基，但那些为崭新国家经济命脉重建运行秩序的努力，至今依然在散发着能量。

　　追忆这群红色理财家，更让人感慨建国之路的艰难---在用“枪杆子”完成政权更替之后，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千头万绪，更需精心设计；一个革命党，在面临向执政党转变之时，更需技能与智慧。

　　60年后，烽烟早已远去，而经济与金融，升斗小民也都耳熟能详。重回历史现场，重新接近这些经济金融领域的国家奠基者，我们希望，能让一些基本制度的源流更为清晰，以厘清我们今天面临的新问题；我们还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再次汲取理想、智慧和勇气，来推动这个国家的前进与和谐。

　　1949：新中国统一财经始末

　　“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1949年8月3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59天。

　　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B24机群，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飞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厂投弹30多枚。

　　这6架国民党轰炸机随后例行公事般的扫射了黄浦江上的船只，以封锁这个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它们最后在城市上空示威般的巡航一圈，扬长而去。

　　据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当时上海第二高楼百老汇大厦的22层楼顶就架设着机关枪，激烈地开火，但仍无法阻止敌机的侵扰。

　　不过，空袭警报和爆炸，并没有打断百老汇大厦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陈云在内的158名中共高级经济干部，仍在讨论如何解决比空袭更为严重的问题。

　　上海的经济形势正在恶化。被后人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刚刚结束---解放军进驻上海证券交易所，抓捕投机分子，赢得了“银元之战”。如人们所知，“棉纱之战”和“米粮之战”即将到来。

　　在这座大都会之外，是一路向南，将胜利战局不断推进的解放大军。过去由各解放区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这五六百万人的给养如何解决，问题实际而迫切。

　　为了解决上海问题和部队补给，此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召集各大解放区、野战军的财经部门领导人，在上海专门开会。他们希望完成一件自清政府覆灭以来中国一直无法实现的大事：统一全国经济。

　　“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月，云集平津地区的部队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物价上涨。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战役的部队就地筹备物资，准备南下渡江，结果再次拉动了物价。

　　随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情况愈演愈烈：与北方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共产党在南方先占领城市，再进入乡村，一时之间很难从当地农村获得补给。

　　此时，连同国民政府留下的军政人员，中央政府需要保证各地750多万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

　　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战军“吃皇粮”，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发行钞票主要是中央有亏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1949年，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折合小米303亿斤，支出则达到567亿斤。

　　到7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分析说，中共过去依靠简单的供给模式，由分散的根据地直接用物资维持根据地内的军队，受货币规律影响小。现在使用无固定供给地的大兵团跨地域作战，其方式与组织形态已与国民政府相似，由军费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寄书中央政府：中共此时面临的危机与过去3年国民政府的情况相似，如不控制军费增长，新政权成立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再次崩溃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也有委员提出，人民币可能重演金圆券的悲剧。

　　1949年4月，中央两次致电东北局，要求陈云速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5月10日，“小个子”陈云带着周太和出现在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

　　“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

　　7月，从华北财委调到中财委的李海，在全体干部成立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陈云。

　　陈云自我介绍说，我叫陈云，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陈云最早的经济工作经历，的确就是在上海“摆摊”：当年为掩护地下党身份，他曾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并颇有收获。

　　后来他曾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据周太和向《望东方周刊》回忆，陈云在东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全东北财经。在他的筹划下，百万东北野战军依靠着充足的给养，不仅打赢了辽沈战役，还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

　　陈云的经济才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欣赏。1944年，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负责边区财经工作。1949年初，毛泽东专门要求陈云到西柏坡，彻夜长谈，汇报东北经济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一统天下钱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开始谋划统一财经。当时，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原来各地独立运行的经济系统第一次互相接触。

　　当时，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货币，互相征税，甚至存在贸易壁垒。为了降低贸易逆差，一些解放区负责人还提高本地特产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特产入境。

　　当时山东根据地出产最“强势”的海盐，山东解放区的货币北海币比价最高；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匮乏，进口量大，发行的西北农币比价最低。结果冀鲁豫曾经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还扣押过冀中订购的煤炭。

　　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于1947年底向中央报告时总结说，各个解放区“互相建筑的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