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就业”背后的大学难题

　　政府、学校和毕业生都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压力之下，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就业难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文 本刊记者张旭

　　当“被就业”成为无厘头的网络词汇在这个夏天迅速窜红的时候，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教育与需求严重脱节

　　Nancy是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大中华区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她告诉记者，今年她所任职的公司基本没有录用应届毕业生，不是不求贤若渴，而是应届毕业生根本不解渴。他们急需的是有经验、能干活的人才。“应届毕业生在两三年内根本无法为企业创造价值，在这段时间里，公司反而要付出大量成本去培养他们。除非是为了人才储备，否则我们很少招应届生。”

　　“我们不能要求产业界为毕业生付出更多的耐心。”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查建中对企业的做法表示理解，“我们的学生在大学里学习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在工作中根本上不了手，这是个事实。”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和职场需求严重脱节——这是查建中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得出的结果。

　　在他看来，教育的任务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职场提供人才。“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大学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为职场培养人才，觉得那是职业培训学校的事。他们认为，大学应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于是，我们的大学普遍重理论、轻实践，大学教育基本上截至于完成考试。结果是，我们的毕业生既不懂得如何应用理论，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职场环境。”

　　一个大企业的老总曾经对他说，宁愿用国外刚毕业的学生甚至实习生，也不愿意用国内在企业里做了三五年的工程师，因为实践能力差得太远。

　　“其实根子还是在教育。”查建中认为，对大学教师的考核机制是改革路上的障碍之一，因为目前考核的指挥棒要求教师花大量的时间进行科研而非教学。“事实上，最节省精力的教学方法就是照本宣科，然后理论考试。这种机制的恶果就是，学生走出校园后没有工作能力。”

　　查建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改革必须以求职为导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三项具体改革战略，即“产学合作”、“做中学”和“国际化”。

　　“产学合作解决的是办学机制问题。高校不能关门办学，要向产业开门，与企业合作。”查建中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为例指出，这座学校强调理论的应用和实践的创新，全校共有200个创新实验室，教师在实验室中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学习。实验室里很多先进的设备由跨国公司提供给学校以便为产业界的未来准备人才。“很多跨国公司都与这座学校有合作项目，因为他们看到学校确实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强调，改革必须具有国际视野。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才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已经无法阻挡。如果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适合产业需要的人才来，那么中国的企业就要请外国人来为我们工作。“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趋势。很多跨国公司，甚至国内土生土长的公司，比如华为，都在雇用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因为他们确实能力强，而且价格并不高。”

　　据查建中介绍，过去五年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已经在按照这三项战略进行改革，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近四年北京交大软件学院的毕业生100%就业，50%以上是在跨国公司工作，90%以上是在北京、上海两地，具有职场竞争力。本科毕业生中最高年薪为22万元。”

　　职业教育遭冷落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由于以职场为导向、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我国的职业学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就业率明显高于大学本科生。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而高等职业学校的就业率也在持续走高，在一些地区甚至超过80%。

　　有人提出，职业教育是更理性的选择。然而，大多数学生和家长认为，进入职业学校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邵鸿认为，观念与目的的错位是导致我国职业教育遭遇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找工作，但是在观念上，人们普遍偏爱本科而轻视大专、中专。现实情况是，本科毕业生并不一定能比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一点在Nancy那里得到了证实。“我们公司属于制造业，大量的生产任务要在中国完成。我们需要的人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高端的研发人才，一类是掌握操控技术并且具有实践经验的生产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就属于后一种，生产一线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量很大。”Nancy说，本科生从职位设定到工作能力都和生产一线不匹配，他们的目标是办公室。但办公室工作，一方面对职员有经验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正变得越来越小，刚毕业的本科生基本没有优势。

　　在制造业发达的当代中国，这本应该成为促进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总体水平不高。”邵鸿分析，有能力、水平高的老师都希望去大学工作，而不愿意到职业学校。学生同样如此。其结果是，职业学校的生源不如大学，师资、设备普遍较差。这样的现实情况又进一步把很多老师和学生推向了大学，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国外上大学的渠道很多，从职业学校、社会通向大学的渠道都是畅通的。但在中国，学生想上大学，只有走高考这一条路。而高考的难度也决定了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高中学习之后，一鼓作气地完成高考，那么未来通过高考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邵鸿说，职业教育之所以没能为大学化解更多的就业压力，说到底，还是和体制有关。

　　为了一鼓作气经由僵化单一的渠道进入大学，中学生几乎每年都在集体踏上高考征程，分层次就业与分批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几成空谈。其结果只能是四年之后，集体踏上高考征程的学生们再集体竞争办公室里稀缺的座位，尽管在其他的领域，劳动力缺口仍然存在。

　　去行政化改革建议

　　在邵鸿看来，行政权力决定了大学的发展，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当年的扩招背后还是行政化问题。国家一个扩招政策，各个大学就要执行，不扩招政府不干，学校也没钱。”

　　“学校很欢迎扩招”，北京一所外国语学院的一位老师坦言，“因为多招一个学生，学校就能从国家手里多得一笔经费。问题在于，学校师资水平的提高赶不上扩招的速度。对于老师来说，教一个可以手把手，教一百个就上流水线，总体区别不大。但倒霉的是学生，走出校门的时候多是质量不高的‘产品’。这些孩子被忽悠进来，再被忽悠出去，中间的过程是学校在谋利。”

　　扩招之后，很多院系都会遇到学生就业率降低的问题。而就业率是国家评估学校和院系的重要指标。学校在设立或取消院系方面的权力很小，一旦某个院系的就业率连续几年降低，国家就有可能缩减院系的招生规模，甚至将这个院系整个砍掉。

　　这位老师透露：“为了保住院系的规模，以及这个规模背后的实际利益，学校和院系就会想尽办法在就业率里‘掺水 ’，‘被就业’就是这样来的。”

　　邵鸿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改革的关键所在。

　　“去行政化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要切实扩大高校的自主权。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为学校增加基本财政支持的同时，减少项目审批式的经费分配，使学校既有能力，又有权力去独立办学。”

　　“扩大学校自主权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增加大学的招生自主权。”邵鸿说，“扩大招生自主权实际上就是要拓宽通向大学的渠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利于各类职业学校的发展。”

　　行政权力决定了大学的发展，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