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1979年，共和国百废待兴，但春寒仍料峭。在那个人人渴望破旧立新的激昂年代，改革与开放，成为很多人的共同诉求。然而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正如这首经典旋律所唱，邓小平注意到了南海边上的小渔村深圳，而这一圈，拉开了日后30年里中国经济奇迹般腾飞的序幕。

　　30年后，这些共和国的“幼子”都已迈入而立之年。新的30年再出发，深圳“综改”、“横琴规划”、粤东战略，在新的改革棋局里特区都找到各自的定位，为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探路……

　　南方记录

　　广东三大经济特区正式获得“准生证”

　　翻开1980年8月27日《南方日报》头版，报头旁最显眼位置，一条名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已获五届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消息冲击着读者的眼球。同时，当天的头版几乎动用了半个版的篇幅全文刊登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从注册经营、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方面确立了经济特区的运作模式，赋予了经济特区更大的自主权，在计划经济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此举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在广受争议的同时，也意味着广东省内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大经济特区正式获得“准生证”。

　　据时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南生回忆，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开始孕育设立经济特区，到1980年8月正式创办，特区的诞生历经一年又四个月的阵痛。

　　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中国地域广大，与外界隔绝既久，且有制度上的差异。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开始就门户洞开，全境同步开放。根据经验，中央的决策遵循了由沿海到内陆的梯度开放原则。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一方面可控制风险，一方面也可“以先富带动后富”、借鉴局部经验普施全国。

　　广东历来领风气之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为特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毗邻香港，使深圳、珠海的区位优势凸显；十年浩劫，人心思变，党内、国内百姓以及港澳侨胞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天时地利人和，新生的特区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换了人间

　　特区第一大工程：“移山填罗湖”

　　办经济特区，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拓荒牛”们承载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巨大的勇气。

　　1979年，当时在深圳在主持工作的吴南生，凭“我去办特区，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开始了“经济特区拓荒”生涯。虽然曾被指责“瞎指挥”，但吴南生在当时国家和省里主政者的支持下，还是坚决顶住了压力，为深圳特区发展扫清障碍。

　　“向国家借来3000万，移山填罗湖”就是其中一个经典案例。深圳市委、广东省委相关会议记录曾记录了“罗湖风波”的大体经过：1980年深圳市委讨论是否开发罗湖小区为商业性用地的一个会议上，有的领导居然站出来反对并提出，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后，当时主持会议的吴南生，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可是，不久后就有人告状到广东省委。上任不久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立即前往调查后表示：“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年底，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达成共识，“罗湖风波”平息。

　　针对外商投资深圳的担忧心理，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历经半年多的起草，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叶剑英委员长的主持下获全国人大五届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纽约时报》当时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特区不仅是广东的特区，更是中国的特区。”对于一个地方性条例为何能上全国人大，吴南生说。

　　还看今朝

　　特区：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最近，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60名干部的人事任免。此次政府机构改革被称为是深圳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调整后政府机构主要负责人的配备标志着深圳政府机构改革迈出重要一步，为深圳综改进一步消除体制机制性障碍。此前的5月26日，深圳市宣布《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

　　2008年底，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发生了两件对于特区发展意义重大的事件：《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出台和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召开。从此，社会上对于特区的争论被再次一一厘清。

　　不仅深圳，“横琴规划”、粤东战略……特区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为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探路。

　　特区30年证明中央决策正确

　　特区成立后，中国向世界展现了内地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气魄，全世界也开始看到内地对外开放的政策与变化：

　　1983年7月，深圳发行了新中国最早的一张股票“深宝安”，4年之后，又敲响了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槌”；土地有偿使用、土地公开拍卖、定额超产奖励、民主选举领导工程招标、住房商品化……无数个国内第一的创举被深圳因地制宜地广为运用，而当时招来非议现在却深入人心的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着实颠覆了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

　　而身处粤东的经济特区汕头在起步时基础最好，发展过程中也处处抢占先机：率先实行24小时审批答复制度，开政府机关实行承诺制的先河；率先进行干部制度改革，改委任制为聘请制；率先在全国启动京粤地区博士后科技开发基地，形成政府、科研和企业三位一体“联姻机制”；率先在全国实现“吨谷市”、“吨粮市”……GDP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珠海也不甘示弱，大力发展旅游、商贸，实行技术入股，设立跨境工业区，建设横琴岛、高栏港、珠海大桥、珠海机场、珠海电厂等交通能源项目。

　　30年过去了，特区成功了。30年来特区用呈几何级数般的增长证明了中央决策的正确性。2008年，珠海的GDP达到992.06亿元，跟特区成立之初相比增长了380倍！汕头977亿元，增长了111倍；深圳更是实现了7807亿元，总量位居国内各大城市第四。

　　在质疑声中成长的深圳

　　1984年，特区建设初具规模。但海外媒体这时候却说中国经济特区就是建高楼大厦，同时国内对特区是否成功的疑问不断，对于中国是否需要办特区仍不能理解。“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特区不是社会主义”……尖锐评论铺天盖地，扑面而来。

　　同年1月2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南巡，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过考察，他对特区成就表示满意。

　　看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参观了珠海九州港、香洲毛纺厂等地，了解到珠海特区短短三年多来所取得的成就后，他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他又要求“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幸亏有了小平这个题词，特区才不再摇晃！”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

　　然而风波又起。1989年到1992年出现了一股有关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对此，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深圳国贸顶层旋转餐厅发表重要谈话，希望特区“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有关深圳命运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最近比较大的就是发生在2003年初的那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讨论。时值国家正在酝酿在上海、天津布局新区。

　　《深圳，你被谁抛弃》是一位网友“我为伊狂”发表的网文，文章通篇表达了对深圳城市的忧患意识。短短几天，网文点击率就高达数万，并很快在深圳官员中流传开，后来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大约90%的机关工作人员读过此文。有政府官员在跟帖中直言：读后感慨万千，一夜未眠。

　　深圳人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忧虑情绪被中央政府留意到。2003年到2005年间，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先后三次踏足深圳。2005年在深圳的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上，温家宝强调，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

　　得益于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前瞻感知，深圳先行一步，利用毗邻港澳不可比拟的优势，加强深港合作，在全省各地陷入金融危机困境时实现华丽转身，成为创新型城市的范本。

　　这就是深圳。在不断质疑中学会反思、在不断探索中学会成长的中国城市。

　　被期待的横琴和粤东

　　时隔12年，广东于2008年11月重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达成一致共识：高举改革旗帜擦亮特区品牌，以特别之为谋特别之位，努力把经济特区建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

　　一个月后，就在改革开放30周年那一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有关广东辖内三个特区城市被进一步赋予了国家新战略的意义。

　　根据《规划纲要》对于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定位，深圳落实“改革”，除了将特区推广至全市，还将牵手香港，以深港一体化带动粤港联动，并从行政体制改革等六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在粤港澳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为粤港澳成为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成为深圳下一步发展的既定目标。

　　以汕头为中心城市的粤东战略被《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为汕头的重新崛起带来新的生机。根据粤东战略的定位，作为粤东中心的汕头抓住中央珠三角规划纲要实施，以及加快建设海西经济区这两大机遇，加快承接港澳台产业转移，运用特区立法权，先行先试。

　　珠海也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9年国家《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第一次将特区面积扩大，其出台无疑助力珠海特区重新展翅。横琴是多重因素的交汇点，是整合港澳因素“一国两制”优势的最佳地点，横琴挟粤港澳三地资源，成为珠海崛起的后发优势。

　　记者点题

　　从政策创新 到制度创新

　　“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特区实现功能定位嬗变

　　2005年开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便在中国的版图上大行其道，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利益均沾，综改区全国开花，早年设立的经济特区因而失却专宠，不再特殊。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然日益明晰的现实使它们不得不接受：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近完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区原有优惠政策已基本推广到全国，从政策上看，特区已不再是昨日的特区。无论从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还是从加入世贸的要求看，特区都不宜要求国家继续给予特殊优惠政策。

　　在对经济特区未来定位的思考中，有专家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路径：其一是向顺应全球化潮流，符合WTO全球多边经贸体制规则、与世界特殊经济区接轨的“世界经济特区”转型；其二是双层定位，部分转型，大部过渡，逐步实现与世界特殊经济区接轨；其三是整体保持现有模式，按照国家的要求，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站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的前列，大力推进制度创新，积极创造条件，有机会能进则进，不能进则争取在中国改革开放新试验中继续发挥“先走一步”的作用，直至历史使命终结。

　　改革开放到今天，第三种模式无疑正被国内的经济特区践行着。

　　特区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就要“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比如深圳，一方面要继续实施“深港联动”，深港唇齿相依，应该算做同一块地方，尽管有着管理制度等的不同，但是双方在产业上互补，交通方面也在逐步加强，联系越发密切，是密不可分的两城一地。

　　另一方面，进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全面创新，由以经济政策创新为主进入到以制度创新为主的新阶段，这是经济特区功能定位的飞跃。也只有不断进行包括体制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特区才能保持超凡活力，持续实现经济的跨越式与可持续增长。

　　延伸阅读

　　新“特区”全国开花

　　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因毗邻香港，深圳那时成了共和国的宠儿，享受中央极大优惠政策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援，绽放出光芒四射的魅力和耀眼的光环。

　　在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为实现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政策的中心逐步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同时从南方地区向北方地区延伸，这包括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经济振兴，全国范围内的改革随之进一步展开。

　　1990年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2005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接踵而至，成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被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和生态城市。

　　2007年6月，中国西部城市重庆与成都正式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加快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探索西部地区发展模式。

　　同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成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部加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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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一系列这样的动作在国内紧锣密鼓地展开，直至今年6月，继北部湾经济区、海西经济区之后，《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也被国务院批准通过，意味着天水关中经济区的正式成立。而在此之前，由西安城市圈、成都城市圈、重庆城市圈组成的“西三角经济圈”事实上也已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