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受到“超规格礼遇”
“邀请邓小平访美，是伍德科克在12月14日提出来的，约见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起草的建交公报给我们看。小平同志看了以后说基本原则可以，具体还有细节问题再讨论。他见小平有些松口，继续说，卡特总统想建交后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因为当时国会里有很多反对派，他们想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帮他们进行建交宣传。没想到，邓小平回复之快出乎美国人意料，1979年1月1日建交，1月28日访美，此事也颇能代表邓小平的行事风格。”
主笔◎李菁
独特的建交
1978年12月15日晚，华盛顿康涅狄克大街2300号，中国驻美联络处大楼里灯火通明。中国驻美联络处在今天晚上举行一场电影招待会，200多位观众陆续到达。观众进场后，柴泽民宣布了一个奇怪的规定：21点前联络处大门不会打开。联络处的大门外，围着大批美国记者，可是那扇门一直紧紧关着。
21点整，电影放映完了，大门徐徐开启，在门外等候已久的美国记者蜂拥而入，他们马上等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就站在放电影的大厅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与美利坚合众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然后宣读建交公报，再按建交精神讲了几句。”现年已经92岁的柴泽民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这段历史依然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清晰回忆30年前那历史性的一刻。来看这场电影的观众——大部分为华人华侨——才明白，联络处请他们来的真正目的不是看电影，而是为了见证中美建交公报公布。
“我又根据联合公报的精神讲了几分钟，讲完就算了，结果大家还不满足，还要问详细的细节问题。”此时，下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柴泽民，有人找他，让他马上接电话。
电话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打来的。“他非常高兴，他说：大使阁下，我们已经完成建交任务了，一切手续完毕了，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两国达成建交协议。我说同样的，我也向你表示祝贺。”柴泽民说，“作为总统的安全助理给我们打电话，我都没想到，说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高兴、积极。”
12月15日21点(美国东部时间)，是中美双方共同约定的宣布时间。正如大家所预料，这一时刻的到来起初也有些不顺利。柴泽民说，决定建交的事情，卡特事先并没有与国会这边沟通，国会对此毫不知情。考虑到公布之前先和国会打个招呼，以免遭到反对，于是15日上午，卡特总统约见了一些知名的议员，通报了消息。“这一通报使国会哗然，觉得这么大的问题都不讲，不尊重国会”，陷入被动的白宫于是只好以沉默相对。
柴泽民说，消息灵通的记者已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到了消息，他们迅速聚集在白宫，想了解第一手资料。但无论记者怎么要求，白宫方面都避而不见。不甘心的记者们又跑到中国联络处，柴泽民也让工作人员把门关起来不见，只是在等待着约定的时间。为了找一个适当的理由让华人来见证这一时刻，他们事先想好了以看电影为名来邀请。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形成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关系正常化是1978年12月15日宣布的，而其有效期则从1979年1月1日开始。在仅仅一天前的会面——12月14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要求紧急会见邓小平。“他对小平说，现在建交公报是确定了，但是要等到1月1日才能公布，他害怕消息从美国透露出去，有些反对派得知后会想方设法来阻挠，对建交不利，因此希望先公布建交公报。一旦木已成舟，再反对也没有办法。”柴泽民说，(提前公布)对中国来说没有困难，邓小平很痛快地当场就答应了。
1978年5月，正在泰国做大使的柴泽民突然被告知有“紧急任务”回国。回到北京后，当得知自己要被调去做驻美联络处主任的时候，柴泽民还很有抵触情绪。他说，在泰国经过一段困难后，由冷板凳转为热板凳的时候调我走，当然不愿意。“另外，我考虑到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非常霸道，工作不好做，要是搞不好就会犯个错误。我们搞外交搞一辈子到最后犯个错误，这就不合算了。”92岁的老人坦率而幽默地回忆。
柴泽民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选中的。他形容自己，在泰国待了两年半，遇到2次选举、3次政变、换了10个总理、5届政府。也许是复杂的环境下积累的丰富外交经验，让他成为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人选。
5月20日，柴泽民与时任外交部长黄华等一起到机场，迎接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后来被柴泽民亲昵地称为“老布”的布热津斯基，给中国人带来的见面礼，是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取回的月岩标本以及卡特总统的亲笔信。
布热津斯基在柴泽民的眼里很直率，“他见到小平同志之后，说这一次我来，我们总统授命，就是要准备建交”。美国方面指定他的联络处主任伍德克科作为美方谈判代表与黄华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两次，我都参加了。”军人出身的柴泽民将这两次谈判形容是“前哨战”，“也没有接触到实际，相互都是在摸底”。
1978年8月，柴泽民正式踏上美国的土地。“到美国后不久卡特总统就接见我，接见我的时候就对这建交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而他这个意见就是以后中美谈判的一个底牌。”卡特告诉柴泽民：我准备接受中美建交3个原则。3个原则其实就是指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简称为断交、废约、撤军，以往屡次谈判都卡在这个关系上。正因为卡特总统接受了这3个原则，中美两国才加快了建交谈判步伐。这样，中美形成两条谈判线路：北京——黄华与伍德科克；华盛顿——柴泽民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但是接下来的谈判进展并不大，双方卡在对台武器军售上，柴泽民说，“谈了10次也没谈下来”。
“到了11月，布热津斯基又召见我，来谈这个问题，说是中美谈判问题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会面中，布热津斯基告诉柴泽民，国会明年(1979年)就要和苏联进行核武器谈判，至少要等到明年秋天，那么一拖就是近一年，谈判就会推迟，希望中国考虑这个问题。
消息传到国内，“黄华同志请示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考虑了一下说，就这样子吧，先建交，建交之后继续谈判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只要是原则问题，决不让步。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在建交谈判上，建交后继续谈判卖武器问题，甚至也写在建交公报上。当然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没有写”。
在1979年元旦到来的前一天，所谓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降下了旗帜。1979年1月1日，华国锋、邓小平分别以总理、副总理身份致电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祝贺双方建交。这一日被记载于史册上。1979年1月15日，柴泽民与伍德科克分别被中美提名为各自国家的首任大使。
风雨中的起飞
1月28日，正巧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早上8点半，李先念等人到机场送邓小平，候机厅里，邓小平的小孙女亲昵地围着他，这一幕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巧的是，这一天的机长，是参加过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期间担任领航员的徐柏龄。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唐龙彬回忆，按照计划，专机先从北京飞上海加油，可是当专机在跑道滑行时，突然接到上海有大风大雨的天气预报，上海虹桥机场能见度降到1公里之内，根本不符合降落要求。专机不得不滑回停机坪等候，半小时过去了，大家焦急万分。赴美的一切日程都是紧锣密鼓的。
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作为邓小平的“新闻助理”，也随团出访。他回忆，很多人为了安全起见，想劝邓小平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再起飞，可是小平还是通知机组人员，要求他们抓紧时机及早起飞。当飞机到达虹桥机场上空时，已是风雨交加、浓雾弥漫，能见度非常差。第一次降落没有成功，飞机立即被紧急拉起，机舱内顿时鸦雀无声。几分钟过后，飞机终于稳稳降落，大家欢呼一片。同在机舱里的唐龙彬注意到，“小平倚着座椅，半闭着眼睛，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专机先到达的是阿拉斯加安格雷季空军基地。飞机降落时，漫天飘着大雪，美国礼宾司司长杜贝尔、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柴泽民早已在机场等候。邓小平走下飞机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为了拍下这珍贵镜头，冒着刺骨的寒风不停地按动快门。“后来才知道，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超出了常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作正式访问，美方也只由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等待前来的贵宾。”彭迪说。
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16点30分，专机降落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邓小平没有在机场发表讲话，即刻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宾馆。
邀请邓小平访美，是伍德科克在12月14日紧急约见邓小平时提出的，约见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建交公报。小平同志看了以后说基本原则可以，具体还有细节问题再讨论。他看到小平有些松口，继续又讲，卡特总统想建交后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一建交就很快到美国去访问。
“与中国建交，卡特也在国内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当时国会里反对派很多人不满意，他们考虑到建交之后需要在国会和美国民众中做工作，他们感觉到自己做工作还有些困难。所以他们提出小平同志访美，想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帮他们进行建交宣传。”柴泽民回忆，邓小平回复之快也出乎美国人意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1979年1月1日建交，1月28日访美，此事也颇能代表邓小平的行事风格。
布热津斯基也是中美关系的坚定推动者。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后来赴美，任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在美国他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都变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布热津斯基在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的客厅里告诉彭迪一个大秘密：“你知道吗？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上，我是费尽心思的。”当时美国不少人反对与台湾断交，谙熟美国政治的布热津斯基想出一条“妙计”，“他告诉我，按照美国法律，断绝外交关系需要国会同意，而中止则不需要，所以就用了中止一词，关系中止一年后为自动断交”。说完他哈哈大笑。为此，国会方面还大发脾气，指责他钻空子。
华府4日
1月29日，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上午10点，欢迎仪式开始。礼炮鸣放19响——这是国际礼宾规格的副总理级安排，接着仪仗队先后奏响两国国歌。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白宫上方。
仪式上，美国政界重要官员悉数出场：国务卿、内阁重要成员、三军参谋长、众参两院议长。曾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冀朝铸在接受采访中也特别提出，除了不是鸣放22响礼炮(国家元首规格)外，美方当时对小平的接待，一切都是按国家元首级标准进行的。
从事外交礼宾工作的唐龙彬敏感地注意到，美方接待“规格”的微妙之处。这一次，美方不仅打破惯例，派高级官员专程到阿拉斯加迎接，“在抵达华盛顿时，美方又临时提高接待规格，改由蒙代尔副总统前往迎接”。在邓小平后来到外地的参观访问中，除了伍德科克、礼宾司长杜贝大使全程陪同以外，另有总统贸易谈判特别顾问、3名重要内阁部长、数名参众议员分段分城市陪同访问，“这是美方经过一番精心研究后安排的”。冀朝铸对此次访美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这说明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微笑着说。
在卡特的欢迎晚宴上，邓小平的出现方式也有点入乡随俗的味道——卡特挽着卓琳出场，邓小平则挽着卡特夫人，一前一后缓步走入宴会厅，迎来全场来宾的起立鼓掌欢迎。装饰大宴会厅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山茶花是特地从卡特家乡佐治亚州运来，显示主人的良苦用心。
在晚宴上，唐龙彬还看到了他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这也是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回到白宫，他在满场的嘘声中走进宴会大厅，表现得非常镇静。唐龙彬回忆，当邓小平在致辞中提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感谢他们为中美关系做出开拓性贡献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而尼克松则显得特别激动。其实在宴会前，邓小平专门会见了尼克松——7年时光在中美两位政治家身上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一个从“偏安一隅”的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走回政治中心北京的最前台；另一位恰好相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场。邓小平依然表示对这位政治家的尊重，他告诉尼克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您访问中国时，我还在南昌郊区的一家工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您来访华，我是很高兴的。”
在邓小平来访前，白宫方面还特地找到柴泽民，打探小平喜欢吃什么。柴泽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只好说：把你们好吃的拿出来就行了。美国人后来不知从何途径听说小平爱吃牛肉，于是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了牛肉。彭迪说，后来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有过海外经历的小平对此也欣然受之，可苦了身边吃不惯西餐的中国工作人员。
轻松自如、举重若轻，是这次邓小平访美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
在华盛顿期间，卡特总统与邓小平举行了5次会谈。邓小平的新闻助理、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记得，在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卡特一同走进白宫会议室。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双方代表坐下，邓小平和卡特开始会谈。“会谈刚开始，卡特拿出一个稿子，正准备正儿八经地念，邓小平已经随口说开了。卡特见状，赶紧悄悄地将稿子收起来。”彭迪回忆。
那个著名的“香烟”插曲也发生在第一次会谈。唐龙彬记得，邓小平刚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突然一脸严肃地问卡特：“请问总统先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时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先是一愣，不知邓小平要谈论什么与国会有关的法律问题，后来马上心领神会地说：“没有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在的(佐治亚)州种植大量烟草。”卡特还一脸微笑地给邓小平点燃了香烟，小平很享受地猛抽两口，全场记者都笑起来。“当时我们都在场，还有很多记者在现场，他们猛拍一顿，第二天美国的报纸上都登了。”唐龙彬微笑着回忆，似乎仍沉浸于当时轻松友好的氛围里。
有趣的是，这一次访美中，唐龙彬又成了打前站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之前，关于邓小平在美期间的警卫工作究竟该如何布置，他们开了很多次会讨论。有一次，他听说小平同志就此事很风趣地说，“我们的安全工作主要靠他们，我们就算带一个团的兵力，带上几挺机关枪去，一旦出了事，你还得要靠美国”。这个给他印象很深。最终中方决定将访美期间的安全由美方全部承担，但“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假借他人之手”。唐龙彬回忆，当美方得知中国只配备了7名安全人员时(还包括方毅副总理的安全人员1名)，大为惊讶。他们反问翻译究竟是Seven(7)还是Seventy(70)，以为是翻译错了。美方工作人员告诉唐龙彬他们，按照美国的做法，如总统或副总统来中国访问，见于名单的安全人员就会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美国的情报工作也给冀朝铸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在房间里不谈最机密的事。有很多美国人很忌讳吃脂肪过多的食品，于是美国有一种替代的冰激凌，虽然味道是一模一样的，但实际成分是水，中方人员称之为‘假冰激凌’。有一天我发牢骚说：‘谁要吃这个假冰激凌！’结果第二天美方就提供了真冰激凌。”这让冀朝铸见识了美国情报工作的厉害。
魅力小平
到达华盛顿的当晚，经过15个小时飞行的邓小平来不及倒时差，他简单换了一下服装就来到布热津斯基的郊外别墅，参加了他的特别家宴——8个月前，邓小平在北京北海仿膳饭店宴请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华盛顿家中宴请他。双方可能都没预料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就到来。
陪同邓小平参加这次家宴的柴泽民，对这个充满家庭温暖气息的晚宴还印象深刻：服务员是“老布”的3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乐颠颠地端着盘子穿梭往来；其间起居室壁炉突然冒出浓烟，手忙脚乱的老布妻子一通忙乱排除“险”情。老布拿出多年前多勃雷宁(前苏联驻美大使)送给他的伏特加，向小平举杯：“我用勃列日涅夫喜欢的佳酿向你致敬！”小平也跟着笑起来。
其实，两人的见面并不仅仅出于私人友谊。“布热津斯基抢在卡特前面与小平见面，有两个目的：一是想了解小平准备要谈些什么问题，想了解我们的底细，以便于他们安排；另一方面他是想向小平同志讲讲他们的考虑，希望小平同志多会见记者、国会的参议员，也会见他们国家的一些有名望人士。希望小平同志利用这些机会，多介绍中国情况，消除美国国内对中美建交的一些反对声音。小平同志也很同意，说可以安排这些事情。”
美国的良苦用心，邓小平一目了然，所以在安排上他也非常配合。“通常说，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国会一般只演讲一次，他们把参、众两院的主要议员合到一起，举行招待会来演讲。而这一次，他们考虑到要在国会参、众两院各自准备一次座谈会。”柴泽民回忆，布热津斯基提的建议很具体，他希望小平正式演讲内容少一些，美国人想了解什么，可以多提问题、多提意见，然后留更多的时间答复这些问题。“这么安排，小平同志同意，说可以。”而后来在参议院举行的午餐会上，美国各地100名参议员中有近90名参加，邓小平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除了一般的记者接见，美国方面还特地安排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主编、出版人等与邓小平见面。唐龙彬回忆，他们曾经想取消几场地方记者的采访，以保证小平的休息，“当我们向小平同志报告此类事时，他总是表示能见还是见见为好”。布热津斯基“布置”的作业并不轻松，“他还提出在华盛顿和一些民间人士、一些大学教授进行接触”。1月31日，费城坦普尔大学在华盛顿的布莱尔大厅举行仪式，授予邓小平“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此外，“小平还去了一些研究机构、外交协会做演讲，忙得很”。
1月30日晚上，肯尼迪中心几乎成了美国权贵人士的聚会所场。卡特总统夫妇带着女儿、蒙代尔副总统夫妇、万斯夫妇、布热津斯基夫妇，以及美国许多社会名流悉数出席，这一天，他们全都成了邓小平的配角。
晚会的举办方式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经历的。柴泽民说，本来是美国政府组织，但“当时美国政府没有这笔款项，国会不批”，所以最后是企业家买票的方式筹的款，“有的人一下子买10张20张”，买票数量因企业大小不同而迥异。据称这场演出耗资50万美元，是卡特时期最“奢侈”的一次活动。
许多美国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包括后来中国人熟悉的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据说主办者听说邓小平喜欢篮球，还特地安排了哈莱姆环球游览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博得全场喝彩。让柴泽民印象最深的是，在每个节目之间一些著名人士上台。比如第一位上台的，是第一个上天的宇航员格伦；第二个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起初，柴泽民还将这些人的上台理解为“报幕”，后来他发现“每一次他们上台，都是在演讲，讲中美建交的意义，说中国的好话，最后捎带讲下面演什么节目”。或许对媒体来说，这两位名流的登台本身就是新闻。
最牵动人心的一幕是最后一个节目：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演出结束后，卡特夫妇陪同小平夫妇登台谢幕，“唱歌的小孩们都抱着小平，小平也抱着他们亲吻，一下子来了个全场轰动。大家也跟着鼓掌、喊叫，气氛特别热烈”。柴泽民说，那些孩子的举动并不是美方事先安排好的，但不知为什么，对这些孩子来说，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国老人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台上，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手久久地握在了一起。这种情感交流是如此自然而纯朴，它在瞬间超越了所有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藩篱，“很多观众当场就流泪了”。
在华盛顿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邓小平夫妇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答谢招待会。参加的客人之多大大超过预期，把联络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来宾们根本顾不上中国厨师提供的美食，都争先恐后挤上前去与邓小平握手、碰杯、签名或合影留念。“为小平做翻译的是费斐，她又瘦又小，几乎挤不上只有一尺高的讲台，还是美方两名高大健壮的保安把她举到台上去的。”唐龙彬笑着回忆。
“邓小平旋风”在他去牛仔的故乡——得克萨斯州时再一次刮起。在休斯敦旁边的西蒙顿小镇，美方安排邓小平去竞技场看传统的马术表演。他一出现时，全场2000多名观众就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在竞技场，盛情的主人为每位中国嘉宾发了一顶当地产的牛仔帽，作为礼宾官的唐龙彬当时心里一阵紧张，“因为事先没有布置过”。但他看到小平笑着接过，毫不犹豫地戴上，他身旁的冀朝铸为他扶正了帽檐。全场又是一片掌声。柴泽民说，个头不高的小平戴上大沿帽，显得人更小了，但他毫不介意。戴着牛仔帽，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与牛仔们打成一片，不仅给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全美的老百姓一睹中国领袖的风采。
邓小平应邀坐上一辆19世纪的马车绕场一周，他站在马车上把牛仔帽取下来向观众招手，大家对这位平易随和的老人又是一番鼓掌。“从马车上下来后，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小平把小孩抱过来，又是亲又是吻。”柴泽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天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个热烈的气氛仿佛仍在眼前，让这位92岁的老人至今回忆起来，脸上仍荡漾着笑意。这些场面通过电视画面传播出去，一个自信、友好而开放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便悄悄占据在美国人心中。
科技之旅
邓小平为期9天的访美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密，在华盛顿访问3天后，邓小平立刻奔赴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等城市，花费了近6天时间考察当地工业。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邓小平对于先进科技的了解尤为细致。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大约是1.3万辆。福特公司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力留下了深刻印象。身边工作人员记得，很多情况他问得很仔细，他还特别问一位电焊工的工资是多少。
在休斯敦，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了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坐到那个仪器上，一开动，可以看到星星、月亮，像是真的到了宇宙中。”柴泽民回忆，中方人员对这个新鲜东西兴致很高。
有趣的是，直到休斯敦，柴泽民才感觉吃了最满意的一顿饭，“肉是瘦肉，有炒的、炖的，和中国饭一样”。柴泽民询问后才得知，这一顿对味道的饭，原来是与休斯敦相隔不远的墨西哥的风味。陪同出访的很多中方工作人员也有同感。
在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西雅图，邓小平在波音公司的总部，参观了6层楼高的747客机装配车间。之前中国刚刚订购了3架707，而那时候他们已经生产了747。唐龙彬记得，邓小平看得特别仔细。第二年，首架波音飞机交付中国，波音公司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波音飞机从此之后成为中国航空客运与货运系统的主力军。
在西雅图，邓小平还引起了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正巧基辛格在此观看美国足球队争夺世界杯入场券的比赛，他给邓小平下榻的饭店留了便条，表示希望去拜访他。基辛格没想到马上收到答复，邓小平说这一次应是自己去拜访他。邓小平不顾安全人员的强烈反对，坚持从他的下榻处步行到基辛格的饭店，结果引起安保人员的一阵忙乱。
“这些地方也是他去美国的另一个目的。那时我们刚刚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改革开放要把经济搞上去，这次美国之行，他再三强调，礼宾司在安排上要看它一些尖端的科学。所以我们选这几个项目，都很有代表性，也很能代表美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唐龙彬回忆。访美期间，邓小平参观的全部是私营企业，于是他问陪同的美国官员，美国有没有国营企业？于是美方安排他参观了硬币铸造厂。但那一天是周六，机器没有转动，工厂里只有几个维修机器的工人，所以邓小平错过了一次了解美国国营企业的机会。
除了政界人士，财团、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也是这次邓小平会见的主要对象。“尤其是跟日本签订200亿美元的协议后，我们也大肆宣传了，美国人坐不住了，一些大商人大财团都游说政府。”唐龙彬回忆，在亚特兰大的商会举行的午宴参加者竟达1500多人，座无虚席。
对于流传很久的哈默闯晚宴的故事，唐龙彬说：“事后我们问了美方人员，说哈默这么一个大资本家，那么有钱的石油大王，他怎么可能自己溜进去呢？但是当时的邀请名单上的确没有他，事后他知道有这个事，就赶了进来。所以从排位子上也看得出来，他是排在后面一点，如果作为正式邀请人，他可能会排在前面。小平同志当然事先有人给他介绍，他当时就表示希望哈默以后到中国来投资，我们可以搞经济合作。”
在邓小平的促成下，1979年5月，美国企业家哈默率领16名随员访问北京，成为第一个叩开中国大门的外国企业家。此后，哈默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合同，并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安太堡露天煤矿。哈默提出安太堡露天煤矿的主要管理权要由他的西方石油公司掌握，这在1979年的中国是没有先例的，然而邓小平却破例同意了。此后，大批的外国公司带着大笔资金以及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进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
唐龙彬印象很深的是，在休斯敦宇航中心，邓小平用看似不经意的口气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宇航员登天的；而在波音总部，小平说，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造飞机的。对当时在他身边的中方人员来说，可能更多地将这些话理解为一位领导人对未来的“畅想”。在一切都变成现实的30年后，再想起邓小平当年的话，唐龙彬感慨连连。
小平风格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担任翻译的是冀朝铸，他也因此成为中美关系又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点名要我去，我当翻译这么年了，早就从翻译一线退出搞外事工作了，但是这一次为邓大人当翻译，是莫大的荣幸。”当时马上就50岁的冀朝铸已经是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虽然明知当口译很辛苦，但冀朝铸说，“拼了老命也要去”。
对比周恩来和邓小平，冀朝铸说懂英文的总理非常细致，“翻错半个字，他也要更正过来，要跟我说”，“邓小平根本不管，你爱怎么翻就怎么翻”，但这并不意味着给邓小平当翻译就更轻松。“正因为他放松，我更紧张，千万千万不能翻错。”第二个原因，“他特别矮，我特别高，给他翻译的时候，我得半蹲下来”，“他在这，我在这，所以一场翻译下来，我也很累”。说到兴致处，冀朝铸笑着站起来示意。
这样的对比，在周恩来、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彭迪，也得到相同的验证。彭迪说，周总理喜欢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会把他们召集去一起修改会议草稿，经常是半夜23点召集大家，开会，一讨论就是到凌晨两三点。“每次他不轻易作结论，就是提问，像拷问大家一样，我们有很多问题都直接向他请示。”相比之下，邓小平则是另一种风格。彭迪说到了美国后，邓小平没有开过几次会，“我们起草稿子他从不参与，交上去之后，他也不修改”。很难说小平有什么外交技巧或策略，但是他为了改变一个国家而毫不掩饰的决心，或许是他最大的外交技巧和筹码。
在动身一两天前，邓小平把彭迪、黄华、章文晋叫到自己家里开了个会，也是临行前最后一次检查工作。“他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彭迪说，“我是你的新闻助理，你有什么叮嘱我的？”邓小平回答：“这个事情我相信你，没什么问题的话不必找我，你自己处理就行。”在彭迪看来，这颇代表邓小平的性格，“邓小平讲话从来没有底稿，他也不和周围人商量”。这让下面的工作人员既惊讶又钦佩。
彭迪的感觉是：小平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很难改变他的想法。美国两位比较有名的记者找到彭迪，表示想采访邓小平，写一篇人物报道。彭迪转告给邓小平，他不同意。后来这两位记者又找到尼克松，请他出面帮助推荐。彭迪再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我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对于美国掀起的“邓旋风”，彭迪深有体会。“每一个人都要见一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彭迪说，“邓小平的政治家风度和招人喜爱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很多美国人为之感动。”这就是：诚实、坦率、和蔼、可亲。
邓小平在与卡特会面时曾这样说：“我们愿意和美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关系。”“我们不害怕你们的思想意识，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的。”当时在旁边做记录的彭迪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谈与美国发展“政治关系”，“以往我们谈的大多是‘战略关系’或‘经济关系’之类的”。
在邓小平离开美国时，副总统布什赠给小平两部动物电影，让他带回去给孙子、孙女看。或许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位领导人充满人性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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