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双方互设大使馆，中日关系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山西吕梁地区“五七干校”的徐敦信被召回北京，“放下行李卷，泥腿子就进了外交部的办公室。”中日要建交，“人手不够”，北京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的徐敦信火速返京。

　　“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上台的消息，我还是在大喇叭里听到的。下放之前，我在外交部翻译队当翻译，有工出工，无工学习。因为中日还没有建交，当时主要是陪同一些日本代表团。”坐在自家素雅整洁的客厅里，近75岁高龄的徐敦信老人对本刊记者娓娓道来。1979至1983年、1985至1988年，徐敦信两次被派驻日本使馆，1993年4月至1998年6月，他出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前往东京任职前，他已经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两年多时间。

　　“中日建交的工作我没参与，但建交以后我再也没离开对日工作。”从建馆时的简陋谈起，徐敦信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顾了中日双边关系的曲折历史——

　　使馆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1973年建馆时，中国大使馆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租了一个楼层。当时外交官比较少，也就二十几个人。

　　1979年我第一次到使馆，当时使馆已经买了一栋公寓作为临时馆舍。与此同时大使馆的修建工作也在进行中。中日建交后日方将台湾当局以前在东京的“使馆”交还我方，我们现在的大使馆就是在这块旧址上重新修建起来的。这里称得上是东京都的一块黄金宝地，面积有1万平方米。也是在这一年，使馆正式搬到这里，直到今天。

　　后来使馆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我1993年担任大使时，使馆有100多名工作人员。工作范围也不断扩大，涵盖了政务、总务、商务、领事以及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后来商务处搬出了大使馆，在使馆附近的一栋建筑里办公。留学生管理处、武官处也陆续搬了出去。现在使馆内有一个单独的楼专门负责领事签证和侨务工作。我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驻日本大使馆有一个别的使馆都没有的处——友好交流处，专门负责两国民间的友好交往。

　　除了大使馆，中国在日本还有5个总领事馆。第一个总领馆1976年建在大阪。根据对等原则，日方在上海也建立了领馆。后来又在札幌(1980年)，福冈、长崎(1985年)，名古屋(2006年)建立了4个总领事馆。另外，天津和日本的神户1973年建立了第一对友好城市，现在已经有200多对。

　　我觉得驻外使领馆的变化，是和我们国家经济蓬勃发展和日益现代化分不开的，也与中日之间交往日渐频密、双方利益不断扩大密切相关。驻日本使馆刚建立时，除了大使因为需要可以带夫人，其他工作人员不可以带配偶。那时候是国内领工资，驻外领津贴，伙食实行供给制。不过要比国内待遇好，吃的花色品种也齐全，我当时给家里写信说，“天天像过年一样”，现在看来有些夸张了。

　　随着国力增强，条件也不断改善。1994年国家有一次大的改革，一是驻外人员可以带配偶了，二是改为国外发工资。现在驻外比在国内的待遇又高出一大截。应当说条件改善、待遇提高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以民促官”正式建交

　　在中国整个外交全局当中，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同时也是比较复杂和麻烦较多的双边关系。概括地讲，两国既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相互学习、相得益彰的历史，也有近代史上半个世纪的严重对抗。日本全面侵华，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日本老百姓也受到伤害。中日之间有恩有怨，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双边关系变得复杂。

　　中日比邻而居，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各异，因此两国存在分歧、矛盾、利害冲突不可避免。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在1952年签署了所谓“日台和约”。之后日本又顽固坚持与美国联手阻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使得中日关系在长达23年的时间内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官方交往基本没有。但是民间交往并未中断，而且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以及日本自身的需要，民间交往日益发展。

　　为推动民间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且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从政治上讲，日本是战败国，我们严格区别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广大日本普通民众，对大多数日本老百姓采取一种友好、合作、宽容和谅解的态度，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团结大多数。中国政府对待遣返日侨、处理日本遗孤、对日本战犯的管理教育和宽大处理，以及对日本战殁者遗骨存放和交还等方面都体现出人道主义和以德报怨的精神。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都需要发展经济，新中国百废待兴，日本经济在战后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中日是近邻，经济困难时期发展贸易可以说是相互需要。特别是日本的中小企业对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很依赖。一些中国特有的原料，关系到日本中小企业的生计。经济上互有需求，政治上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要求了解新中国，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甚至建立外交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国际背景看，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这是美日联手遏制中国政策失败的一个有力证明。在日本掀起了一场要求中日恢复关系、友好往来的群众运动，各种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遍及日本各地。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廖承志等做了大量工作，推动民间交往，“以民促官”。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在自民党内几个主要派系，如田中派、大平派、三木派以及中曾根康弘等人支持下，作出了中日建交的政治决断。

　　关系正常化之后的整个70年代，中日关系处于恢复睦邻友好的创始阶段，主要就是落实联合声明，很多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比如日台断交、废约、撤馆，很快就解决了。中日建馆、互派大使等也未遇到什么困难。

　　这一时期，中日之间贸易发展迅速，双方签订了贸易及与贸易相关的航空、海运、渔业等有关协定。开始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谈判的背景是，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作为中日间第一个政治文件，宣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且解决了交战国之间战后处理的一系列原则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历史问题、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等等。当时采取政府联合声明形式恢复邦交，是为了避免日本右翼势力的干扰。声明中有一条规定，两国将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谈判断断续续谈了两三年，原因是在“反霸”条款上遇到一些困难。既有日本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上的阻力，主要就是苏联公开干涉，当时的日本政府比较软弱。问题解决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1978年8月签署。

　　关系全面发展的20年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我当时全程随同。小平同志访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交换条约批准书，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条约不仅是结束历史，开创未来，也为中日发展关系奠定了基础，之后到20世纪末，中日两国迎来了关系全面发展的20年。不过，这20年也是麻烦不断的20年。

　　中日缔结友好条约后不久，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小平同志访日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到日本进行考察，这甚至是更重要的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路怎么走？作为总设计师，他是带着问题去的。访问期间，他参观了日本的钢铁、汽车和家电企业。后来宝钢就是引进了日本和德国的技术，建立了现代化的企业。

　　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思路是借鉴了日本的。有一些命题，就是在小平同志与日本领导人交换意见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说要“翻两番”，实现“小康”等。大平正芳首相1979年12月访问中国，他当时向邓小平提了一个问题，说日本搞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所得倍增”、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小平同志当场讲，中国和你们日本情况不一样，我们的目标是“翻两番”，建立“小康”社会。这些话就是这么来的。

　　在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后，中日之间高层互访频繁，其他层级的交往也非常多。两国间的定期互访、政治磋商、专门会议等，也都在那个阶段建立起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日经贸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日本需要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同时也希望中国成为日本资本出口和技术转让的对象，因此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中日经济从此获得突破性发展。1972年中日贸易额是10亿美元，1978年为50亿美元，2001年接近900亿美元。到去年已经实现2686.3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截至2000年底累计超过2万个项目，协议金额386亿美元，实际投入281亿美元。

　　关系密切了，人员交往增加很快。1972年时约1万人，主要是日本人到中国来。1999年双方人员往来约239万人次，现在则超过了500万人次，每周往来于中日间的航班500多架次。

　　客观地说，中日发展关系为双方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作出了贡献。

　　但是，这20年两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也给中日关系带来很多变数，或者说带来影响和冲击。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格局性的变化，中日两国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都不复存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矛盾存在时被掩盖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开始浮现和上升。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和增强军事力量，从防范苏联改变为应对朝鲜半岛和中国。

　　再从日本国内来讲，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这是战后日本受到的最大的冲击。不仅让一直执政的自民党一度丢掉政权，更严重的是对日本社会和对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冲击。而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与日本经济的低迷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中日两国的国力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大体上到20世纪末，两国GDP从最初1:10变为不到1:2。无论是地区还是世界都更看好中国。

　　经济泡沫破灭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是具体的，用日本朋友的话说，“一觉醒来财富已经缩水一半了。”日本社会弥漫着一种迷茫的气氛，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变得强硬，不仅仅是对中国。这导致中日之间老问题、新问题接连出现，比如历史教科书问题、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出台、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给中日之间制造了不少麻烦。

　　不过，尽管出现各种问题，经过批评、斗争，以及各自政府的冷静思考，最后尚能够妥善处理。因此这一时期尽管干扰很多，中日关系大局并未受到根本性的损害。

　　“政冷经热”到战略互惠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上台，一直到2006年9月安倍晋三担任首相，中日之间经历了长达5年的政治“冰冻期”。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总的特征是“政冷经热”。

　　“政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高层互访中断，以至于不能来往。在国际会议上话题也非常集中，主要在历史问题上。二是两国民间的友好感情倒退。不仅是中国人对日本，日本人对中国也一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意调查日本老百姓感觉最友好的国家，排第一位的是美国，中国排在第二位，有好感的占到70%。但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各种矛盾，以及对中国高速发展不能正确对待，好感度降低。

　　小泉担任首相时期，主要任务是打着“彻底改革”的旗号刺激经济。而在外交上可以说是严重失误。不仅日本国内有很多反思的声音，连日本的盟友美国都不满意。

　　安倍晋三上台，为中日改善关系带来契机。上台伊始，安倍首访就是中国，中日政治“坚冰”始破。安倍之所以能来，实际上是承诺了不去参拜靖国神社。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为“友谊与合作”踏上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预示中日关系的冰雪已经消融。

　　“破冰”、“融冰”、“迎春”，直到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暖春”之旅，两个大国罕见的政治“冰冻期”终于结束。四次重要的访问将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中摆脱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不提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战略互惠”是现在中日关系的主题。

　　“战略互惠”是日方提出来的，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两国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用大篇幅对战略互惠关系进行了阐述，把战略互惠的内涵和任务具体化了。胡锦涛同志访问日本时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要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是中日之间第4份重要政治文件，为当前和今后中日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出了规划，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过头看，中日关系疙疙瘩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不足为怪。无论历史的原因还是从现实出发，邻居相处都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我觉得，问题出来后能不能按照中日之间的声明、条约的精神来处置这些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日本更加离不开亚洲，也离不开中国。当然，中国也需要日本。

　　如果要对发展中日关系提点建议，我首先还是要强调，要登高望远，从长远眼光看中日关系。遇到问题时应守约守信，顾全大局，妥善处理。其次，双方都要正确看待对方的发展，找准自己的定位。再有，推动青少年的友好交往。教育下一代，“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