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青年周末》记者 李光

　　旅日导演李缨依旧在为自己的纪录电影《靖国神社》奔波。尽管他再也不想谈起这个话题，但他似乎“已经被靖国神社240万亡灵缠上了”。采访末了，李缨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我的脑袋像罩了一个避孕套，透不过气。”

　　一年前，本报曾以《〈靖国神社〉考验日本人成熟度》为题，报道影片在日本的艰难公映之路。

　　一年后，《靖国神社》面临的问题是何时能在中国公映，更重要的是公映之后中国公众又会做何反应？现在，《靖国神社》所考验的，是中国人的成熟度。

　　我们现在做民间放映  是否公映专家意见并不一致

　　李缨的父亲病危的时候还一直关心他的电影，去世前三个星期，《靖国》得以在日本公映，他马上问李缨：“中国这边怎么样了，可以公映了吗？”

　　2008年5月，李缨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为《靖国神社》做宣传，却接到父亲突然去世的消息。李缨百感交集。父亲病危的时候还一直关心他的电影，去世前三个星期，《靖国》得以在日本公映，他马上问李缨：“中国这边怎么样了，可以公映了吗？”

　　李缨无法回答父亲的问题。

　　李缨的父亲已无法知道，影片打破了日本电影史上纪录电影的观影人数纪录，日本“全国电影观众联盟”将特别大奖授予了这部花费了李缨十年的作品。当然，他也无法知道，现在的李缨在日本已经成了官司缠身的被告——靖国神社后援团体以“侵害肖像权罪”将李缨及其制作公司告上东京地方法院。

　　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官司，“不管判哪一方输，双方都一定会继续上诉。”

　　“被告”李缨在日本的公司经常接到恐吓电话，甚至无法正常运营。对于现在的他而言，《靖国》的国内的公映是他最大的心愿，也能给他最大的安慰。

　　“《靖国》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公映？”日本的记者仍然不断向导演李缨提起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努力推动此事”，李缨只能以此做答。

　　李缨所说的“推动”之一，是一场场的民间放映活动。

　　7月18日，大约有100名观众观看了电影《靖国》，不过不是坐在电影院舒服的软座上，而是在一家酒店提供的场地中摆满的板凳上。在两个半小时的观影过程中，现场一直很安静，只有一段影像引起轻微地骚动：

　　靖国神社内，众人向神社行礼参拜，突然，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到前面高呼“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他很快被扑倒在地，双方扭打在一起。终于有人竭力拉开了他们，又有一位老者上前，紧逼着他走了很远，并不住呵斥：“滚回中国去！滚回中国去！”年轻人一言不发，但这长达几分钟的反复呵斥令这些中国观众有些难以忍受。一直用摄像机记录这一过程的李缨当时也急切地想验明这个年轻人的身份，于是，在旁边所有人都把这个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年轻人当作中国人的时候，李缨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是中国人吗？”“不，我是日本人。”

　　这个回答似乎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放映结束之后，希望与导演交流的观众把李缨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不过没有人表达愤怒，亦没有愤怒的表达。

　　这是《靖国》在中国的第八次小型放映活动，如果按照每次大约有100名观众计算，迄今为止在公开场合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人不超过1000人，不过已经有很多网民通过网络下载的方式看到了这部影片，在谷歌搜索栏中输入“靖国神社”四个字，下拉菜单所显示的10个联想词语中有一半都跟电影下载相关。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向李缨提出在中国办《靖国》放映会这一想法的，是一个名叫山口直树的日本人。

　　山口直树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也是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的负责人。2008年10月的一天，山口的一个日籍朋友对他说：“能不能办一个《靖国》的放映会，因为这个在日本引起轰动的影片还没有在中国公映。”

　　通过盗版碟看到《靖国》的山口也很想知道，“中国人怎么看这个片子”。两个月后，山口在北京的一个电影活动中结识李缨，向他提出了办一个放映会的想法，李缨欣然应允。他们最初的设想是，“这个放映会既要有中国观众，也要有日本观众，影片放映之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遗憾的是，这个原计划在北大百年讲堂举办的活动，因为北大日本人留学生会的反对以及后来北大校方的一些考虑未能如期举行。

　　后来，《靖国》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一次放映，因为研究所所长步平是李缨的老朋友。步平是中日关系史方面的专家，在具有官方背景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担任中方首席委员。步平认为，至少有必要让从事这些问题研究的历史工作者看到这部影片。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也都放映过《靖国》，关于影片是否应该公映，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人担心公映“会激起民众的一些义愤”。

　　其实争议并非来到中国才产生，早在一年多之前，《靖国》能否在日本公映就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最终演变为公共事件。

　　日本公映前史无前例请国会议员集体看片

　　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对《靖国》停映风波做出回应说：“如果仅仅因为遭到故意骚扰或部分人的某些特别原因而停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靖国》本该于2008年4月12日在日本公映，不过最终的公映却是在5月3日。之所以会有后来的这些变化，源于一个国会议员的特殊要求。

　　2008年2月，《靖国》的日本发行公司接到文化厅的通知，要借录影带副本为稻田朋美等国会议员举办“特别试映会”。自民党议员稻田朋美是以“传统与创造会”的名义提出这一要求的。2006年，稻田朋美和日本34名新议员组成“传统与创造会”并自任会长，立志寻找日益丧失的“日本心”。

　　“我们没有义务给议员看这部片子。”说话的是《靖国》的制片人张云晖。10年来她与导演李缨一同制作《靖国》，是前期制作时剧组里仅有的两个中国人之一。

　　已在日本生活近20年的张云晖“对稻田朋美这个人太熟悉了，也知道她主要的思想是什么”。稻田朋美曾担任原告辩护律师，起诉《朝日新闻》和记者本多胜一关于侵华日军曾在南京展开“百人斩”杀人比赛的报道违背事实。她还带头起诉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因为大江在他的作品中提到日本军队在1945年冲绳之战时强迫平民自杀。另外，民众起诉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案中被告方的代理人也是她。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她在公开前先看这个电影，她看了以后一定会有些麻烦，” 张云晖说。但是发行公司最终顶不住文化厅的压力，“于是就找到一个妥协的方式——面向不同党派的全体议员放映，不能只给稻田朋美看。然后就给全体国会议员都发了试映会的邀请函，这么做实际上是冒了一个险。”

　　3月12日，日本前所未有地专为国会议员举办的试映会召开。

　　3月18日，原本计划上映《靖国》的一家影院突然决定取消上映，接着其他影院也都宣布停映。尽管稻田朋美在试映会后强调自己并无意干涉影片上映，但是舆论普遍认为她和其他议员对影片的提前审看及其对社会发表的观感，变相地阻挠了影片的上映。

　　接着，日本的文化界、法律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认为对影片的政治干预伤害了日本《宪法》明文规定的表达自由与创作自由。更大规模的抗议在4月2日的媒体上得以展现：《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靖国〉上映中止表现自由面临危机》的社论；《每日新闻》的社论是《〈靖国〉中止绝对不能视若无睹》；《读卖新闻》等多家报刊也发表了措辞激烈的社论，连一贯比较保守的《产经新闻》的社论也是《〈靖国〉上映中止正是因为有争论才想看》。

　　同一天，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对此事做出回应：“如果仅仅因为遭到故意骚扰或部分人的某些特别原因而停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尽管争议仍然存在，但《靖国》还是在2008年5月3日——日本宪法纪念日——正式公映。

　　“中国人也应该好好看”

　　李缨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构建一个中日民间交流的平台：“与其说日本人希望这部电影在中国公映，不如说他们希望看到电影公映后中国民众的反应。

　　早在影片在日本公映两年前，国内媒体对李缨及其《靖国》就给予了大规模关注。2006年8月15日，中央电视台金牌栏目“东方时空”推出白岩松介绍李缨及其电影《靖国神社》的45分钟大型特别节目。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已经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不过事情并没有像李缨所想象的那样发展，他本以为在中国公映会很顺利，没有想到一晃已是两年。

　　电影《南京！南京！》导演陆川也曾对媒体讲述过自己为这部影片奔波的过程：“这部‘重点类型、重点题材’要经过电影局、中宣部、外交部等五六个部门多方审查，《南京！南京！》从成功立项到最终公映，都是在无数双手的保护和推动下蹒跚前行的。如果没有这一双双手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南京！南京！》最终得以成功上映也让李缨看到了新的希望。

　　李缨原本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在中日同时公映，或者哪怕有那么一段重合的时间是双方都在放映，“这样可以形成一个社会话题，让双方一同来讨论”。日本的媒体也在追问李缨：“什么时候可以在中国公映？我们非常关心中国普通民众看完了有什么样的反应，包括大学生。看后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讨论、交流。”李缨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构建一个中日民间交流的平台，“与其说日本人希望这部电影在中国公映，不如说他们希望看到电影公映后中国民众的反应。”

　　而对于一些人所担心的可能会导致中国民众反感并进一步影响中日“友好关系”，著名媒体人洪晃则认为这种担心“低估了中国民众的水准，中国的民众需要更多的这样的高质量的信息。而且李缨这个电影其实是鼓励你冷静地思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和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负责人山口直树同样没有这些担心，“因为电影记录了很多方面的日本人”：既有身着旧时日本军服、振臂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日军老兵，也记录了在扭打中高声抗议为军国主义招魂行径的日本青年。

　　“这部电影不是简单地判断对错，而是让人们思考靖国神社问题到底为何如此复杂。”加藤嘉一这样说，“《靖国》这部中国导演与日本伙伴一起创作的纪录片，中国人也应该好好看，并且珍惜。如果不能在中国公映，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2009年8月12日，《靖国》在美国和韩国公映。制片人张云晖希望这样也能对影片在中国的公映有所“推动”。

　　2009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4周年。在日本，这一天被叫作“终战纪念日”。

　　对话李缨、步平：

　　中日友好不是“说好话”，而是“坦诚交往”

　　记者在7月19日和8月10日分别采访纪录电影《靖国》的导演李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两人都从《靖国》本身延伸到中日民间交往的话题，这些观点或许应该让我们对中日“友好”产生新的思考。

　　■公映须做好配套工作

　　青年周末：为什么《靖国》还无法在中国公映？

　　李缨：这部电影从一年前就依照中国电影发行的正常途径开始申报在中国的公映许可，我相信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和审查，但可能任何部门都处于无法独自决断的状态。对这一现状，我可以理解的是，这部电影因为题材的特殊和敏感，能否公映已经超越了中国电影审查体系的正常范畴。但问题是，现在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公映很可能会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从而影响中日两国正在谨慎构筑的“友好关系”，我不得不说，这部电影在中国面临的尴尬其实也正反映了中国的某种政治文化环境及外交处境的矛盾与尴尬。

　　步平：这个电影告诉人们，靖国神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跟李缨也探讨过，这个电影反映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声音，但是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很多中国人未必会理解。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很多日本进步人士帮中国人在日本打官司。很多案子结果都是败诉。这个结果一旦在中国宣布，大部分中国人马上会非常愤怒。但是我们不了解，尽管最终的结果是败诉，但是法院已经认定了侵害事实，这有助于端正日本社会对于历史的认识，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所以是“败中有胜”，但这些情况有多少民众了解呢？所以原封不动的事拿过来就变了，为什么？就是我们不了解背景。

　　青年周末：要对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包括靖国神社本身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影片所传达的信息。但实现这样的前提似乎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公映是否会引起一些人所担心的“过于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呢？

　　步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前提我们做的不大够。我主张它上映是因为，大家需要一些机会去了解日本的多元化。你不可能给全国人民讲课吧。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当然，即便在我们社科院内部，也有人认为，既然现在可以通过网络看到，就没有必要公映了，因为自己在家里看和通过电影院公映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不同的。

　　我也觉得公映不是一个简单的公映，需要配合做一些工作，公映前后请一些人做一些文章，给一些说明，这是很必要的，比如说《靖国》里出现过很多旧军人参拜的场面，但其实也就每年8月15日那天可能多一点，平时很少有这样的事。

　　■探讨靖国神社需要相对冷静的时机

　　青年周末：小泉纯一郎之后的历任日本首相都没有在自己任内参拜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似乎冷却下来了，如果公映的话，你担不担心会重新激化矛盾？

　　李缨：现在，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政府领导者采取了暂时的克制的策略，但这绝对不意味着靖国神社问题的真正解决。而且，在政府层面暂时把这个话题搁置起来的时候，才更需要民间的对话。

　　靖国神社问题是战争后遗症问题，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病菌，无视这一病菌，或者为了表面的“友好”而刻意掩饰，只会使“病情”更深的潜伏下来，导致更大的危害。我从来强调的是，“反日”是一个片面煽动民族情绪对立的词汇，挑战靖国神社的历史观和“病症”并非等同于“反日”，拍摄《靖国神社》，恰恰是我致意日本的善意表达。真正的友好不是指“说好话”，而是“坦诚交往”。

　　在日本一直存在一种声音，他们觉得中国人谈历史问题不是就历史来谈历史，而是有着政治或者经济目的。为什么会这样理解？肯定是双方的因素，具体到我们自身，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谈“友好”时，我们不谈历史问题了，比如说去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我们就淡化这些问题。中日关系紧张了，可能就又开始谈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步平：在这方面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般民众关于日本信息的主要来源。可是媒体给人们的感觉经常是这样：在一个时期，比如说在日本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可能会一边倒，“哗”一下子，全部都报道这些东西。过段时间可能全去报道“友好”了，慢慢地人们就产生怀疑了，是这边对呢，还是那边对呢？

　　青年周末：如果我们被动地要在日本领导者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时将这部电影推出……

　　李缨：那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在相对冷静的氛围中让中日两国的国民相对理性地疏理沉积问题的“友好”时机，并将中国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反应重新构置为一种情绪化的被动局面。

　　青年周末：民间交往不一定非要和政府的步调时刻保持一致？

　　步平：我一直强调，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民众的感情层面，一个是学术研究的层面。这三个问题现在交叉到一块，它不是可以分得清楚的，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分清。

　　青年周末：电影《靖国》应该被算作一个从民众感情层面的民间交流。

　　步平：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感情层面的问题，我们先不必把它提升到政治层面。从理论上说，官方和民间不应该绑在一起。但问题是一些日本政治家已经将靖国神社问题提到了政治层面，利用了民众的感情，所以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要一步走得太急。我也很反对什么事都拿到政治层面讨论。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在过渡过程中。我们最终的目的，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将三个层面问题的界限厘清，针对不同层面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就好了。

　　记者手记

　　李缨无疑是希望媒体可以在他“推动”《靖国》公映的过程中也帮一份忙的，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去了解各方，权衡利弊。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有过忐忑，毕竟这样的影片无法不令中国的观众无动于衷。《靖国》的公映是否会再次刺激到部分敏感的神经呢？可是想想7月18日那天我亲历的那一次放映活动，又觉得自己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

　　不过，正如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所说，还是应该未雨绸缪，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之所以做此报道，并非为了帮助李缨什么，只是希望在日后，如果中国观众有机会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能够有更加平和的心态、更加冷静的思索。

　　和李缨一样，我们只是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让中日民众更加了解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