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驳倒您？

　　冯其庸：有根据的嘛。这种文艺理论性文章我写了不少。《红楼梦》的争论，我一共写了12篇批驳文章。我是毫不含糊的。这不属批判，属于学术论辩。

　　比如曹雪芹的墓石问题，当时争论就很多。我把这些观点编成了一本论争集。不只是编自己的，我把两派不同的意见都公布出来。反对墓石是真的观点的人来求我，少编两篇他的文章，他自己都觉得站不住脚了。

　　因为这个学术问题要让大家都知道。原来文章是分散的，谁弄得明白？我把所有分散的反对意见一字不落都放进去了，而且都发稿费。是非自有公论，要让大家来公论，不能一个人一手遮天啊。如果我只编赞成的观点，那就不公平，所以大家都没话好说了。

　　真实本分求学问

　　《南风窗》：您批评了一些人做学问的草率方式，我想知道的是，您自己又是怎么做这门学问的？

　　冯其庸：我写《论庚辰本》时，就说过，科学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是不是科学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要用客观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每遇到问题，不管能不能查到，我都要实地去调查。一个是做地面调查，历史遗存、实物调查；另外一个是书本的核查。因为客观的抄本存在于各个图书馆和个人手里，不看到这些原件，不做核对，空口说白话，猜测是没用的。我研究己卯本和庚辰本，这两个本子原来都在我手里看过。其他的十几个重要抄本，我也都看过。

　　研究《红楼梦》，不研究原始抄本，是很难有深刻认识的。因为像程甲本、程乙本，都有别人改动的地方。只有最早的本子没有人改动过，有抄错，但是故意改掉一大段，己卯本、庚辰本都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抄手水平低，字写错了，写得不漂亮，落掉几句，抄漏了一些，这有可能的，改窜作伪是不可能的，所以庚辰本是一个有残缺的抄本，这更证明它没有被后人补齐，对照戚本，它就补得整整齐齐了。所以庚辰本的残缺，反成为它未经后人窜改的证明。

　　我后来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13种红楼梦抄本一句一句对照了排列出来，共30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的。我用排列的校法，同一句子这个本子这样，那个本子那样，怎么慢慢变化的，逐一排列。所以你要看13种早期抄本字句的变化，就一清二楚了。

　　我写《曹雪芹家世新考》，也是查了大量的史料。我先拿到《五庆堂曹氏宗谱》，然后翻查《清实录》去核实人物。那时候，天天下班后就读《清实录》。我的想法，不管有没有资料，读过以后心里就明白了。这个书里有或者没有，不读，一片空白，不知道里面怎么样。结果终于发现了曹雪芹五代老祖宗的记载。我后来据曹氏宗谱的记载，还到河北涞水县张坊镇沈家庵村找到了曹家大坟，曹雪芹堂房老祖宗的坟墓。

　　我是每做一个结论，都要有实际的证据摆在那里。尽管别人不同意，但必须把我的证据推翻才能不同意，如果推不翻这些证据，那么不同意只能是一句空话。

　　《南风窗》：为学是这样，那么为人呢？

　　冯其庸：为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说假话、做假事、自私自利、不为别人着想，这怎么行？我经常跟我的孩子和学生讲，与人相交，首先要为别人想，不要先为自己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写文章也是一样的，首先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反驳你的观点？你的观点站不站得住？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

　　《南风窗》：有人说您是一位有官方背景的学问家，“文革”前后也时常要写一些批判和评点文章，这些工作都是你喜欢做的吗？要是有人让您说违心的话，怎么办？

　　冯其庸：这完全不是事实，我根本没有什么官方背景。我只是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文章。张光年是老前辈，也是我的好朋友。光年说，我非常佩服你，你那些文章都可以收到集子里。光年同志是大诗人，写了《黄河大合唱》，这是不朽的名作，对抗日战争起了无可估量的动员作用，功绩不得了。他是文艺界的领导，当然要写一些当时工作需要的文章，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是个大学教授，也没有其他的社会职务，所以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凡是社会上政治批判的文章，我基本上不写。现在总结我一辈子写的东西，没有纯粹为了政治批判而写的文章。学术上的争论当然是有的。

　　我唯一一篇政治性文章，是《北京日报》的社论。那是“文革”期间，彭真被弄下来了，北京新市委成立，我们校长郭影秋去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叫我一起去。原来是“中央文革”要调我，我不想去，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去。郭校长叫我到北京市委去，我马上就跟着去了，我想这样一来可以避开“中央文革”。

　　那时候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都不清楚，那是全国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出起问题来可不得了。我感觉不对头，所以不愿意去。去了北京市委后，给我的任务是写社论，我写的第一篇社论，就是新市委的表态。这虽然是我写的，但不是我个人的思想，而且是以新市委的名义发表的。所以我也从来不把它放到我文章里去。除此以外，我没有以我个人名义发表过什么政治批判文章。

　　《南风窗》：1975年您到《红楼梦》校订组担任副组长，那不就算是当官了吗？那个时代，正直的人干违心事儿的也不少，您对此持何见解？

　　冯其庸：到校订组去，校订《红楼梦》怎么算是当官呢？没有任何权力，就连讨论选哪个底本都要争论不休呢。相反，当我借调出人民大学后，人大教师不断提工资，就没我的份了。

　　校订组这边我又是借调人员，根本就不管你，一呆十来年。光是校订《红楼梦》就是7年，因为我是借调人员，我的工资也没有增加过，也没有拿什么特殊的补贴，校订的人都是如此。校订完了，稿费60%上交，其余大家分，我分250元，这就是7年的劳动所得，天底下有这样的官吗？

　　正直的人干违心的事，这种情况是有的。那也是没办法，如果点到我，我也不可能完全避开。当时情况比较复杂，开始还是文艺性学术性的讨论，后来就纯粹是政治性的。我就是一个读书人，做学术研究的人，下定决心不参与那些。那时候要批判我的很多，我是不停地挨批判。什么罪名都有。

　　红学无危机

　　《南风窗》：当年《红楼梦》校订组的成立，据说是您动议促成的。当时您为什么会有此建议？

　　冯其庸：我和诗人袁水拍是好朋友。1974年下半年，他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来找我，商量文化领域可以做些什么实际工作。我就建议他校订《红楼梦》，因为当时毛主席也喜欢《红楼梦》，社会上也流行读《红楼梦》，有研究氛围。这个提议不错，中央就批准了。

　　《南风窗》：现在红学的未定之论似乎还是存在的，若是学术圈里风气败坏，又怎么能保证不被人穿凿附会？

　　冯其庸：研究了《红楼梦》，你才能知道，这部书实在是太精深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看明白。还有未定之论，当然还可以再探索。我们这辈人的书都写出来了。经过我自己的反复琢磨，有些重要问题，像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抄本问题，我都做了研究，我个人的意见也都写成了书出版了。

　　我把我的研究结论贡献给社会了，要是同意的自然能接受，不同意的可以去反驳。我认为，《红楼梦》最终是可以被认知的，不会是不可知论，不会越弄越糊涂，只会越弄越明白。

　　《南风窗》：我不得不再次表示我的担忧。这些年许多不懂装懂的人在台面上上窜下跳，您这儿就一点也不感觉有危机吗？

　　冯其庸：《红楼梦》本身不可能有危机。这样一部经典著作怎么可能有危机呢？有危机的，是那些胡说八道的说法，说假话、造假证的行为，这终归会被人揭穿的，不是有的现在就被揭穿了吗？

　　凡是假的都是有危机的。不光是《红楼梦》，其他任何学问，只要是实实在在地研究，认真做学问，重证据，重调查，就都不存在危机，最多就是研究的人多、少一点的问题。凡是作伪、作假的人，都会有危机，这个道理是明白的，你说我讲得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