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人类文明的新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198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曾预言，中国将“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此后，伴随中国的发展复兴，中国道路对世界具有何种价值、启示，越来越成为海内外政学两界探讨的热门话题。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徐崇温近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成功地解决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世界意义。在他看来，其世界意义至少集中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这种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首先意味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化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这种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把中国传统上倡导的“和而不同”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曾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

　　和平发展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曾称，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上，给第三世界指出了奋斗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GDP上升至第三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至一千多万，第一个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

　　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在《没有人再嘲笑亚洲人》一文中说：“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和远见的民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另一个经验是，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则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还要重视同政府政策手段的调控作用相结合的高度，来强调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该报告的总协调官德特勒夫·科特说：“如今许多拉美国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1987年4月那次讲话中除预言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外，还指出，“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季塔连科说：“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按照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机遇保留并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

　　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同时，中国还在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决策。首先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以趋利避害的方针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鉴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趋利避害的实践，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赞誉中国为“全球化中的自主国家”。

　　第三，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适应于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要求，并借鉴和参考了国外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当代西方新的发展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季塔连科称，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

　　《瞭望》文章：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

　　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权力的治理能力

　　文/孙立平

　　由外部观之，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60年来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形成了“模式”般的经验。然而，正如执政党多次清醒强调的那样，处此初级阶段与转型时期，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回避当前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在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看来，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编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距19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还有两年。可以说，这60年是上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的一部分。回顾60年乃至100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要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的总体性危机

　　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

　　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从这种意义上说，此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反应，是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努力。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应对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这种背景也就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可将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

　　如前所述，总体性危机的特点是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会解组。而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对于应对当时的总体性危机来说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因此，通过重建政治整合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样，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种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模式基本形成。

　　总体性社会是指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行政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总体性社会迅速而有效地化解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频仍的战乱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同时这也形塑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国家动员能力极强，但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自治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社会中身份制盛行，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社会体制，虽然有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

　　市场经济与社会初步发育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改变社会体制模式的重要力量。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即从行政化配置到市场化配置，原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市场和社会支配的“自由流动资源”开始出现，市场和社会开始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不仅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而且使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得以发育。与此同时，由“政策允许范围内”构成的“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展。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催生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相联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而这种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是以市场中交易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正在开始形成，自然的民间社会开始得到恢复，公民社会开始萌芽。这就直接意味着社会的重建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调整。

　　同时，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社会精英开始重现。目前，这个社会精英群体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部分国企经营者。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地方行政精英，其身份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民间精英，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体制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在整个充满生机的1980年代，社会活力迅速迸发出来。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单元，由于部分地获得自主性而开始成为社会中活跃的主体；在勤劳致富预期的激励下，人们用更加积极的劳动，为自己和社会创造着财富，甚至那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有的成了被称之为“个体户”的成功者；社会中的思想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自信；同时，多样性导致的社会的弹性也在增大。此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潜力释放的结果。

　　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但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无疑还是弱小的，特别是初步发育的社会因素与一个相对自主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社会还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就此而言，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转型期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在下述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以及大众消费社会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生活空前复杂化。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就是这种经济生活复杂化的一个体现。与此同时，转型期的变革也需要在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对许多问题作出决策。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的治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是重建总体性的权力，还是重建社会？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已经到了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

　　即使从经济的角度说，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这是已经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实质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机制，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整合；同时也意味着，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自组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利益分化基础上新的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除过去强调的与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外，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要看到，在总体性社会的时代，一般所说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但那时候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相对简单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很有限，比如在经济上，当时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调拨，以及种类有限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计划的制定。但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远不是那时候能够比拟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完善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和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就会造成对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的需求，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

　　尽管这样的权力在应对某些挑战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比如在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以及大的自然灾害上，因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动员力量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相对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为什么人们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很不够用的原因。

　　以社会重建防止社会溃败

　　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如此一来，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这无疑是我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

　　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

　　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在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个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而社会的发育则是更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权力独大以及造成的滥用和失控，二是过分强大的权力与自主性程度较低的市场的畸形结合。如果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社会的溃败。

　　在改革之前，我们社会对权力的约束主要是来自权力体系的内部，力图建立权力外部约束的努力基本都没有成功。但在那个时候，由于前面所说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相对简单化，在权力系统内部实现有效的约束是比较容易的。但在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完全依靠权力的内部约束，已经越来越困难。

　　这必然会削弱权威的基础，并损害社会治理的效能。前几年我们社会中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开始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在此背景之下，由地方和部门掌握的权力开始“私化”。

　　在最近几年中，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人们经常感叹发展方式转变之难。其实，特定的发展方式是与特定的权力模式相联系的。如此狂热地追求GDP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性的结果，而在权力受到民众有效制约的社会中如此不惜代价地追求GDP是不可想象的。

　　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腐败也必然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应当看到，腐败只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公信力严重丧失，政府、司法、媒体等公共机构的公信力有丧失的苗头乃至趋势。公信力一旦丧失，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性瓦解。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强权力与弱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就是通常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近些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结果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应当看到，这个因素已经开始成为危害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力，造就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一段，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社会溃败的根源即来自权力的失控和失控的权力与市场因素的畸形结合。

　　然而现在，笔者要说的是，比社会溃败更危险的是对诸如此类现象的错误反思。在由于权力失控导致的治理效能下降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思路是进一步强化权力。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在缺少对权力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强化权力，结果只能是权力的进一步失控，并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瞭望》文章：价值重塑之道

　　六十年来，中国物化成就有目共睹，但世道人心屡为有识者所忧，来自孔孟之乡的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包心鉴即为其中之一。在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他称，面对这些年出现的种种“前进中的问题”，要健全制度、调整政策；还要靠核心价值体系来凝聚人心，塑造共识。

　　“以人为本，民主公正”

　　“核心价值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包心鉴说，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维系社会成员的思想纽带，规范社会行为的价值导向，判断社会是非的价值尺度，惩恶扬善的锐利思想武器。

　　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心鉴说此举切为时需，当前还需进一步深化且简明化，提炼出其中的主线、本质。他认为，“以人为本，民主公正”是最本质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侧重于从社会主义性质和本质的层面界定核心价值；民主公正，则侧重于从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层面来界定。

　　在他看来，去年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实践，极其形象而又深刻地诠释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的生命至高无上，人的关爱至大无垠，人的创造至坚无穷。”

　　他心目中的“以人为本、民主公正”，主要反对的是“以官为本”、“以权力为本”。而社会上则有一种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当前价值观的混乱、道德的滑坡，主要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期“泥沙俱下”所致，表现为“金本位”、个人利益至上等。他对此不认同，“只要不偷不抢，金本位并不可怕，与他人并无太多关涉。可怕的是权本位，它会伤及广大民众利益，它带来的异化、扭曲、倒退比金本位严重得多。”

　　回答现实问题才有说服力

　　当前，利益格局与思想认识多样化，呈现多变性、趋利性。执政党在承认思想多样化现实的合理性同时，亦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

　　包心鉴说，所谓社会思潮，主要是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引发的某些社会矛盾反映到人们头脑中的某些疑虑心理、困惑情绪或不平衡心态。因此，用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思潮，根本任务就是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理顺情绪、抚慰心灵、平衡心态。

　　他认为，需在深入回答如下几类现实问题上下功夫：

　　第一类是对深化改革的疑虑。改革渐入“攻坚”，由于深层积弊与既得利益所阻，进程显得艰难和沉重，遂滋生对深化改革的隔膜和疑虑，如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

　　第二类是对社会公平的期待。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之等级制度和观念的深重影响，社会发展在公平机制及其效果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多种经济成分会存在着某种不平等竞争现象，尤其是公权力被少数人利用参与经济活动，会直接破坏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产生腐败现象。当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期待与不公平现象产生严重反差，美好的理想信念就有可能动摇，心理就有可能不平衡，精神就有可能失落，从而导致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和信任危机。

　　第三类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思想认识乃至思潮，总是同一定的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正视人们所关注的切身利益，尤其要关注民生，在确保人们利益实现的同时，把社会成员的利益期待引导到正确的利益诉求上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