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回忆当年往事,神采奕奕。香港百年沧桑,回归之路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宏大画卷,又如一条蜿蜒曲折、荆棘丛生的登高之路。几代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之奋斗不息,归来旅途的每一步,都浸润着中华民族的血汗和智慧。日前,记者专访回归工程“操盘手”之一、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闲坐话说当年,点滴仍扣心弦……
从小见证屈辱历史一直盼望国家中兴
记者:您是香港回归的实际“操盘手”,您当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去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
鲁平:我是在上海出生和成长的,亲身体会到那时候外国人怎么欺负我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我亲眼所见。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够扬眉吐气、真正站起来。后来参加港澳办的工作,参与实施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把两块殖民地拿回来。
有一点很重要:香港回归的每一步,都是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决策的,我们只是执行。我只是跑跑腿而已。
坚持原则兵来将挡运筹帷幄见招拆招
记者:除了跟彭定康领导的港英当局作斗争之外,香港回归之路还受到哪些方面的压力?
鲁平:英国人在谈判时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1982年撒切尔来访时会见邓小平,实际上是来施加压力的,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给香港造成灾难性打击。”
小平同志很不耐烦,不让她多讲: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应该谈的是如何收回,如何平稳过渡,这个问题最多两年一定要解决。否则我们要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就提前通过武力解决。小平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撒切尔心里明白,闻听此言,神不守舍,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了一跤。
终于,1984年,小平同志定的两年期限到了,后来加班加点分组谈,终于在限期前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
形势突变节外生枝回归征途初见波澜
记者:我们知道,“一国两制”、《基本法》在出台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麻烦。
鲁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政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得来的结论。但是在制定和贯彻“一国两制”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波折,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很多反复。
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局面变了,英国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以为中国会变色,共产党会下台,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从有商有量有合作变为搞对抗,好多事情采取单方面行动。
香港有些人受西方歪曲宣传的影响,也跟着变。致使我们在《基本法》起草后期遇到很大困难。
建新机场要留家底签订协议要首相来
记者:除了在主权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斗智斗勇,香港顺利过渡还遇到了哪些障碍?
鲁平:1989年后又产生了一个新机场问题。
建设香港新机场,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提出的,但1989年后,港英当局事先不和我们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但回归后能给香港剩下多少财政储备?对方回答:最多50亿港币。这简直是开玩笑!50亿港币财政储备怎么维持政府运转?
后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来京找我谈,没结果。最后,英方骑虎难下,首相梅杰只能亲自插手,派政治顾问柯利达秘密来到北京。中央指定由我和他谈,我们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了一天,讨价还价,挤牙膏似的,他说250亿,到顶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替香港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到时约可累积到七八百亿元,加起来届时特区政府可有1000来亿的财政储备,也勉强可以过日子了。
我报请中央同意后,准备草签备忘录时有一条: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柯利达不干,说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我说你们原来说过的,为何不算数?他拍桌子说没说过!我也火了,也站了起来:“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马上回去!”看我态度坚决,他出去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一会,回来说:“首相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