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波

　　拿到全国总工会发的一份职工状况问卷调查时，78岁的老校长在上面填的几乎都是“很好”和“满意”。

　　“还有什么意见？”这是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没地方讲我的意见。”老校长认真严肃地写道。

　　他的意见几乎都与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有关。老校长搞了一辈子教育，在当大学校长时，他算是敢说敢做，常针砭时弊，曾因为反对伪科学而在科学界有些名气。

　　后来，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再后来，在院校合并大潮中，他的大学和另外两所大学被合成了一所部属“211”重点大学。

　　孩子们以为，学校和职务都没了，父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关心教育。七八年来，学校的意见征求会，也不再邀请这个老领导参与。但白头发的老校长，一有机会跟人谈的，除了教育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我愿意作证，并承担后果

　　9月6日下午在北京的这场讨论会，就来自老校长的争取。这原本是一场以“科学与无神论”为主题的会议，会期一天半。

　　但在接到参会邀请时，老校长提出：“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专门讨论一下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的问题？”他对眼前的一些腐败问题，“实在看不下去”，需要找个地方来说说。

　　会议主办方同意了他的请求，会期延长半天。

　　讨论会上，老校长讲的都是自己了解的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狭小的会议室里，不时弥漫着愤怒的气息。讲到一些“太不像话”、“太说不过去”的地方，老校长会提高声音做出手势。

　　这些年来，老校长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大学教师找过自己。他们主要来自老校长身在的那座高校云集的省会城市，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他们想告诉老校长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位教授告诉他，自己正忙于为政府机关中的某主任写专著。另一位教授则向老校长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教授指导几名学生做课程设计，后来发现指导教师却写成另一位老师。他问为什么，有关领导说，那位老师要申报“名师”，由于教学工作量不够，便“借用了”教授的工作量。

　　老校长看到一名研究生忙着写论文，便问，“你的论文数还不够吗？”“我自己的已经够了，现在写的是导师要我代某企业的某领导写的文章。”研究生答道。

　　而在老校长自己的课题组里，也曾出现副教授让自己的学生代写论文的事情。课题组里的一名研究生因为作弊无法毕业，学生家长直接在电话里质问老校长：“你们的老师还让我儿子帮他写论文呢，凭啥不让我儿子毕业？”

　　老校长对这件事情做了严肃的处理。“碰到这些事情我就火透了！”在宾馆房间里，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

　　不过，在讨论会上，他还是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一直以来，老校长拒绝说出任何一个找过他的人的名字。他担心说了名字，“就再也没有真实情况的信息来源了”。他更为担心的是，一旦说出那些研究生的名字，“这些年轻人就彻底毁了”。

　　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理由很简单——“年纪大了，想安静地思考些问题”。但他随即强调道：“如果法律上需要我就所说的事实提供证据，我绝对会出来作证，承担后果。”

　　或许是对老校长的性格有所耳闻，那些经历过学术腐败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

　　“他们也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很不好，但没有办法，内心很无奈。”老校长边说边摇头。

　　从“难以容忍”到“忍无可忍”

　　因为看重这场与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有关的讨论，来北京之前，老校长给不少人打过电话。他们中有这些年来报道过学术腐败事件的媒体记者，也有关心学术腐败问题的学者。

　　“一听说还有新闻媒体参与，就发怵，不少人说自己临时有事。”老校长无奈地说。他解释，之所以把媒体找来，是因为觉得自己老了，需要介绍一些情况，供有精力有兴趣的年轻人去调查。

　　而老校长现在所在大学的校长，也因为涉嫌论文剽窃，正陷入一场风波，被媒体所关注着。

　　“不能让这个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说话的是另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讨论会上，听得最认真发言最多的，也是这几位白发老人。

　　教育部门有领导曾声称，对学术腐败要采取一票否决的制度。“这么多的校长、副校长接连出事，他否决了谁啊？”有位老人质问道。

　　今年年初，老校长被学校某学院的学生会邀请去做讲座。老校长只给他们讲了一个话题，“什么叫学术”。他希望年轻的这一代，要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这很重要！这样才有坚持的动力。”他高声强调道。

　　他坚信大学里必须学术至上，但他听了太多有关学术的荒诞故事，他害怕眼前这群刚上大学的孩子，会在“金钱挂帅”下见利忘义，“没有独立的人格，那就完了”。

　　老校长喜欢打桥牌。有一次打牌之余，他跟一位年轻副教授闲聊。

　　“最近在忙什么啊？”老校长问。“忙考试。”对方回答。

　　老校长有些纳闷，便追问道：“你都博士毕业评上副教授了，还考什么？”

　　“代别人考啊，可能以后还得替他写毕业论文呢。”副教授笑道。

　　老校长这才恍然大悟，副教授所说的“别人”，是当地的一位领导。

　　老人也看到了他当领导时所不曾看到的一些场景。有人为了评教授，提着个小包，装着礼品甚至是红包，在全校到处跑。还有人亲口告诉他，自己连续评了3次才评上，前后送了3回红包。

　　老校长曾将这些情况向一些高校的领导反映，有些高校校长则告诉他，“现在这些情况没办法收拾，你这么大年纪就别去搞了”。

　　但他不肯就此放弃。来北京时，他带来了一堆材料，几乎全部与学术腐败有关。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拿着一些与教育腐败有关的材料，去咨询了一位知名律师。

　　“这些腐败现象会伤筋动骨，会影响我们的灵魂的！”老校长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这些现象，他在任时难以容忍，退下来了依旧忍无可忍。

　　正是基于此，他才要求在这场与教育几乎无关的会议上，就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问题进行讨论。

　　哪里还有干干净净的殿堂？

　　讨论会上，老校长原本以为会来的一些人，最终没有来，这多少令他有些失望。而愿意来讨论的，主要是几个和他一样年过70的老人。

　　老人们大都注意到了最近的新闻。老校长所在大学的时任校长，原本是被校方推荐为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的。在经历了“剽窃风波”后，该校长最终未能进入8月31日公布的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

　　有人曾问老校长：“你反学术腐败，怎么反远不反近？”

　　老校长则有自己的苦衷。合校初期，学校开意见征求会，会邀请他去。但在会上，他总是讲教学和学术中存在的问题，校长和书记们听了后，总是说“不好办”。后来这几年，所有征求意见的会，都不再通知他去了。

　　有一年，他主动报名参加有关学校发展问题的大辩论，但他最终还是未被安排参与辩论。甚至在党支部里，他这种喜欢讲问题而不怎么讲成绩的人，也不大受欢迎。

　　老校长曾看到一则新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一位教授因为用公费寄了一封私人信件，后来遭到调查并被解除教职。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水平要高吧？”他说。为此他专门找了一个英语翻译能力好的人，把看到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亲自送到学校纪委。但这份材料很快就被退了回来。纪委领导告诉他，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我们的很多教授都要坐牢，那学校还怎么办下去？

　　这个故事在小小的会议室里激起一阵笑声，但老校长自己的笑容有些尴尬。

　　稍微让他觉得安慰的是，本校校长涉嫌剽窃一事经媒体报道后，校园里老师们反应强烈，并且大部分站在公众舆论这边。这印证了他的一个判断，“学校里有正气，老师心里也有正义，但问题是不敢讲”。

　　“敢”讲的东西，则正是老校长所担心的。他回忆，早些年，当事人说起学术腐败的经历时，会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还有所遮掩。“现在已经根本不在乎，完全不避我了。”他叹气道。

　　而一些原来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也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了。

　　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期间，作为一个老党员和老领导，老校长曾分头找过学校领导，提出了自己所关心和担心的问题。领导们态度都很好，而给出的回答也相似：你提出的问题都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有的问题是部里的问题，提了也没用。

　　然而，现在校长却出了问题。“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这批人的指导思想就是包装，就是把所有人的成果都搞到一个人的身上，好让他当院士。”老校长直言不讳。

　　有位教授给他讲过一件极为荒唐的事。该教授主持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级二等奖，他去申报院士，材料在初审后就被退了回来。一查才发现，原来该校某领导在上一届院士评选时已用过该奖，并且已评上。而真正负责该项目的这位教授，丝毫不知情。

　　一所知名大学的教师告诉老校长，他们学校的科室甚至是医院，都有创收任务，如果完不成，就会扣奖金。有些老师无奈之下只能到社会上“骗钱”。该教师觉得这样是在丢学校的脸，便去找校长反映。不料校长却在大会上讲，你有本领你也去骗啊，告什么状？你骗到了一百万，我就给你教授当。

　　这令老校长极为愤怒。在他看来，这会把高校的骨气搞没了，因为“追名逐利的人不可能有骨气”。

　　老人也毫不掩饰对这类校领导的厌恶之情。他注意到，不少校领导，在当领导前连教授都不是，当上领导后，很快就成了教授、博导，而有一点学术资本的就想当院士。为了让这些领导当上院士，整个学校都得“包装”他。只要与他的专业沾点边，所有人在申请项目、写论文和获奖时，领导的名字必须写在第一个。一旦出了问题，领导则只需要跳出来说一句：“我主要的毛病是疏于管教。”

　　更为可怕的是，老校长发现，把成果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已不是潜规则，而成了官方要求。“我们那位校长的那300多篇论文，大家看了都笑。”他撇嘴说道。

　　不仅如此，工夫还要下在校外。有教师告诉他，学校为了在硕士点、博士点和院士人数上取得“跨越式发展”，为了过评审关，在外面到处请客送礼，连科研经费都可以用。校长给财务处打招呼，只要是请客送礼的钱，一律给报销。

　　他曾就如此包装院士的问题跟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交流。“没问题，大家都是这么搞。某某院士的文章就是我帮他写的。”对方一句话便把老校长噎了回去。

　　那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老校长想起来就觉得痛心。

　　“象牙塔早就倒掉了。清高、人格和操守早就没了。”他先是叹了口气，然后拍一下桌子问道，“这哪里是真正的干干净净的科学殿堂？！”

　　而他也曾被人拍过桌子。某天，一位老教授到老校长家拍着桌子说：“我夫人要我转告你，第一个讲真话的是右派。”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在老校长面前拍桌子。不过这个曾经的“右派”知道，人家这样做，是为自己好。

　　“我说这些是想我们把事情做好，希望国家和人民好，而不是捅一下乱子。我时刻准备组织上来审查我。”老校长说，他有自己的考虑，他感谢会议主办方负责人老杜给了自己这个表达意见的机会。

　　听到这话，头发花白的老杜说自己很难过。他没想到，老校长为了这个讨论会要如此郑重地表示感谢，他更没想到，要找个机会谈论学术腐败，是这么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