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租房”的形成，跟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产权意识有关，也跟城市市民的产权硬度有关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马莉 

　　“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前门楼子九丈九，九个胡同九棵柳”；“前门楼子九丈九，王口花炮响上头”。

　　解放前，老北京的前门地区曾经非常繁华，很多老百姓在那里置办了自己的私宅。 1944年，20岁左右的少女包璋，嫁到了前门附近的孙家。孙家在当时的前门，颇有几处房产。光绪9年间，孙家的祖上曾购置了北孝顺胡同4号、5号、甲5号，三个院落共占地一亩八分，约合1200多平方米。 婚后的包璋过着和美的日子。夫婿孙继昌是家中独子，夫妻俩受着中国老式家庭礼仪的熏陶，对双方老人都很孝顺。孙继昌一进岳父家的门， 每次都先揭缸盖，看见没粮食了就赶忙去买了送来。包璋娘家也是个大家族，包璋的曾祖父曾位列包氏宗谱，是正宗的包公后裔。不过，到了包璋父亲包桂荫这一支，家道已经败落了。

　　子女多，吃饭的嘴也多，常常遭遇亲族白眼，包璋父亲一气之下，领着全家人到外面租房住，但没过几个月就交不上房租了。孙继昌索性把岳父母一家都接来住。人口增加了，孙家搬到了位于北孝顺胡同的祖屋。坐北朝南的三个院落里，住着夫妻双方的亲眷20多人，是标准的四代同堂，有老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璋夫妇以及孩子们。 包璋识大体、贤惠，而且待人接物周全，她将大家庭中成员间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妥帖，周围人对她都十分敬重。虽然有点祖产，孙家生活其实并不宽裕。包璋结婚时，新人穿的婚纱、西装都是向外人借的，刚办完喜事主人就催着讨还，新妇包璋不得不为一家生计终日辛苦张罗。

　　1949年初春，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北平。前门这一大家子，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新社会。1949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依法保护市区内各阶层人民的房地所有权与合法经营权。1953年，新中国政府给孙家发放了房地产所有权证，确认了孙家自前清时候置下的房产。孙家就此安居乐业，夫妻双双进入了北京市曲艺团工作，包璋担任舞美，负责管理服装，孙继昌则做会计。

　　两人一起步行上下班，感情非常好。  房荒 解放后，北平以继承祖产为主的私房占多数，一度达到了总房源的67%。私房房主多为普通大众，有教授、医生、工程师、商贩、工人等。民国时期，城市普通老百姓尚买得起房，根据社会学家陶孟和的调查，1927年素称“寒苦”的小学教员月薪是38元至50元，年薪大约是500元左右，在城里买栋四合院攒两年工资就够了。这些私房，有的自住，有的出租。有些人专靠出租私房为生，俗称“吃瓦片”。孙家没有“吃瓦片”，但也指着房子“生养死葬”。

　　1962年，为给婆婆预备寿材，包璋卖掉了草厂二条的半边院子，此外哪怕手头再拮据，包璋也没考虑过卖房。都是血汗钱，一栋自己的房子，就意味着老百姓的一条活路。 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当中，到底还是有一部分房屋从包璋手上“经租”给了外人。1958年6月，北京市开始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经租”的办法，即将城区内15间或建筑面积225平方米以上的私有出租房屋，交付国家统一经营收租、修缮。孙家并未出租过房屋，但是因为拥有两处房产，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经租房”名义上由国家代理经营，但实质则是国家对城市房屋的管制。进行管制的主要原因，则是为了应付城市越来越严重的“房荒”。房荒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先是抗日战争，之后是国共内战，战火毁了不计其数的城市私有住宅，也使处于战争年代中的人们很少有投资盖房的意愿。新中国建立后，多数城市空地多，空房少，市民居住十分拥挤。而北京市则由于军队和机关纷纷进城，大量外来人口突然涌入城市，更加剧了“房荒”的紧张。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当时的财政主要向工业等领域倾斜，北京市政府大规模增加住宅供应的条件尚不具备。“今天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可能投下大量资本来修筑房屋。”1949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称。

　　北京建国后兴建了一批中央机关大楼，部分商业及文化设施，如扩建了北京饭店和国际饭店，修建了中国美术馆、工人体育馆等，但新修民房则数量有限。当时在城根关厢和一些空地上，曾仿“兵营式排房”的形式，抢建了一批平房。1951至1952年间，东单地区共建平房349间。

　　由于当时城市住宅极度短缺，这些新建的住宅无疑是杯水车薪。 前门孙家的院子再大，也拦不住“房荒”的激流。受农村土改“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启发，减租运动盛行全国。也有人认为，城市解放了，普通的市民就可以白住房子，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虽然《人民日报》发表了反驳这种论调的文章，但当时的左倾思潮还是占了上风，并逐渐催生了“经租房”的诞生。

　　1958年，包璋变为“经租房”房主。1958年，遍布中国城市的“房荒”得以缓解。全国被“经租”的私房达1亿多平方米，涉及62.41万户。其中，北京“经租”房共有24万间，380万平方米，占当时北京住房总数的40%左右，囊括6千户人家。   改造 1958年6月10日，北京首都剧场召集了出租15间以上的房主会议，之后全市还有大大小小的动员会。 一个月之内，老北京大部分私房的“经租”改造就完成了。这样的速度并不稀奇。那一年，共和国的跃进纪录频频：人民公社林立，粮食“卫星”上天，大炼钢铁成风，私房的改造工作在“超英赶美”的气氛中跃进，催促着私房主的“申请改造”。

　　被改造的房主，多少还是有些情绪。宣武区房主纪坤敏说：“听了区长报告我是感激万分，改造很好，生活大大下降”。房主程顺达过去是粮商，他说：“我跟麻雀一样被到处哄，过去搞粮食被哄过一次，现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不过，这些“反动言论”当即遭到了批判。

　　包璋无奈但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房子虽然“经租”，但说到底，产权还仍然是自己的房产。包璋办理了“经租”手续，北孝顺胡同44间房，给孙家留下了14间，其余的30间房则被政府“经租”了。房租有三分之一左右返还给房主。包璋每月固定领到的租金是46元，多少贴补了一些家用。已经5岁的女儿孙允玉已经懂事了，对于“经租”那会儿的记忆还算清晰：“北房奶奶住，南房是厨房，西房住外公外婆。南房两间是孩子的，一张一间多房长的大木床躺着五个孩子，倒没有太挤着。” 离北孝顺胡同不远的西罗圈一号的房主王大鹏，家里因为人口少，只给留了三间房自住，其余的90多间房子都被“经租”了，而且大都被房管局租给了底层手工业者和无业者。解放前，王家的房子也出租，但租户都是精心挑选过的，例如飞行员、地质工程师，省政府主席的太太等。这栋昔日住过赛金花、徽州状元洪钧的讲究的宅子，自此变身为“大杂院”。 大家庭的风俗人情，藏进了孩子们的记忆。孙家院子最好的时候是春天，粉红色的海棠花把整个屋子熏得香喷喷。院子中间是一个堆起来的土山，上面栽着桃树、樱桃树和梨树。

　　夏天，满架子都是玫瑰香葡萄，一家人就在葡萄藤下乘凉、吃晚饭，温馨又惬意。  回家 那时所谓的私房“社会主义改造”，虽然表达了一部分人希望实现“公有”制度的愿望，但与工商业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私房即使出租，仍然属于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并不是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象。就“经租房”本身而言，也并没有出现过被国家“赎买”或“类似赎买”的事实。“经租房”的私产产权，经过新中国政府登记认定之后，至今没有变更过。 包璋守着自家的房子，伺候病弱的公婆，照料五个子女，仍然过着相对平静的日子。家里还有一些她陪嫁的首饰，包璋打算将来给子女们留个念想。 真正的变故发生在“文革”初期。红卫兵勒令房产主携带房契到房管所交公，前门孙家也不例外。可是，在孙家尚没来得及“上交”的1966年8月20日，红卫兵冲进了北孝顺胡同的孙家，翻箱倒柜，把家里的细软首饰、房屋地契，连带1953年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地产证，都一并抄走了。孙继昌气得躺倒在炕上，晕死过去。“经租房”的房租停发了，孙家也被赶进由门道改建的一间房里，房子质量低劣并且透风，天冷时，痰盂第二天都结了冰。 “文革”初期，北京市共“接管”了8万多户房主的私人房产，建筑面积占解放初全部房屋的三分之一以上。 孙家从北孝顺胡同搬离，一晃就是10年。

　　1982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但政府只发还了“文革”期间被挤占的房屋，没有发还15间以上的“经租”部分。 包璋回到了老宅，此时的院子已经面目全非。大院里的各家住户，都积极盖房向外扩张，宽敞的院子，只剩下了一条很窄的通道。“文革”时还在院里修过防空洞，直挖到一间房子都陷下去了。而在前门近年的改造中，包括各种老字号和孙家的自住小院和“经租房”在内，如今都已经是一片瓦砾。八旬的老人包璋，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家里。 西罗圈胡同一号也不复当年的样貌。

　　房主王大鹏和老伴均是高级知识分子，如今不得不蜗居一隅。百年黄松木，高高的门廊柱子，精美的雕花隔扇与主人的红木家具，都陷落在周围堆得满满的垃圾中。一位来王家探访的朋友，出门时不小心被甩在地上的瓜皮绊倒，只得拄着双拐离开。 如今，在广州、厦门等地，“经租房”已开始落实返还。幸运的房主需要办一道“撤销管理”的手续。北京的“经租房”房主们，则还在为“回家”做着不懈的努力，有极少数“经租房”业已发还，比如房主刘敬宜、房主钟惠兰的私有房产。

　　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废止了1964年9月1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废止理由是，“情况已变化，不再适用”。这给“经租房”主们再次带来了希望。 对于“经租房”主人来说，“经租房”不仅仅是家庭财产，也是对家的信仰和依赖。这里不仅有青春的记忆，也是现存者寻找自己故去亲人影踪的唯一地方。 前门大街改造好以后，85岁的老人包璋曾有一次回到前门。 女儿孙允玉回忆，游览的整个过程里，包老太太盯着老宅废墟中的香樟树，一言不发。她念念不忘的心思是，老孙家传下来的这点祖业，不能够就在自己手上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