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观成一家的财富聚散，恰似能够折射出太阳之光辉的水滴一样，轮廓鲜明地映照出60年中国工商业家庭的财富变迁

　　本刊记者／杨正莲(发自浙江瑞安)

　　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一种路径，“温州模式”代表着藏富于民。浙江省的县级市瑞安，即为发祥地之一。这里自古市井繁荣、商贸发达。而现在，游走于世界各地的瑞安商人有数十万之多。

　　瑞安市民李观成，也有着温州商人的这种智慧和勇气。他敏锐地循经济气息而动，试图在商业活动中积累个人财富。但新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总是鼓励个人追求财富的。因此，李观成的经历，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败家”往事李观成一出生就备受宠爱。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全然不知时世艰辛。其实，李观成出生的1936年，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抗日战争和炮火，使得民生格外艰难。日后回想起来，童年李观成的小小幸福那时是多么奢侈和张扬。可是，这不能怪李观成。

　　他只是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即使在战乱中，也可以庇护孩子快乐地成长。李观成出生的家庭，那时正经营糕点店，已经快40年了。在李家两代人的苦心经营下，这家始创于1889年的“李大同南北海味茶食糖果店”，在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县小有名气，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商号，而“李大同”已经成了品质糕点的代称。到解放前夕，“李大同”在瑞安城已经拥有多处分号，糕点作坊面积扩大到了1千多平方米，工人有一百多人，批发业务扩大到了浙南的永嘉、平阳、文成、泰顺等县，还在城内置办了不少房产。

　　李观成1948年从瑞安城当时最好的小学毕业时，父亲已经因病去世两年，三哥李定波接管店务。这一年，年长14岁的三哥，安排老五李观成到温州商校读书，以期将来继承祖业。李观成的这个转折并不顺利。先是瑞安城解放，李观成不得不从商校辍学回家；紧接着，铺天盖地的政治风云席卷着这个普通的工商业家庭，等不及李家五公子李观成长大成人。新中国是在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城市工商业整体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而秩序混乱的基础上成立的。为打击和限制“奸商”抢购和囤积居奇，中共中央从1951年开始，对主要农产品和棉纱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两年后，又先后实行粮食和油料的统购统销。这些致力于平衡有序地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并没能惠及到“李大同”这样的商号。在私人资本退出金融领域、政府开始控制原材料的过程中，“李大同”的经营每况愈下。李观成的人生从此开始快速逆转。

　　三哥走了，四哥在外地读书，大哥二哥早殁，时年16岁的李观成，被迫在一夜之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此前，他还只是一个衣食无忧、被兄长呵护的少不经事的少年。那时的李观成原本已在瑞安中学插班读书，家庭的突然变故，迫使他不得不帮助母亲处理店务和家务，“经常有工人跑到学校问我这事那事的”，李观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按照当时的政策，私营工商业者不得借故停业歇业，不得解雇工人。根本不懂经营、甚至不清楚家底的李观成，此时惟有变卖家产维持店面“营业”、提供所有员工的生活来源，“我在学校经常饿得捂着肚子跑到球场上去。”自幼喜欢打球的李观成，仓皇中把球场当作寄托。卖完了房产、家具、首饰、店面和纯白铜精制的大招牌之后，“李大同”只好停业。

　　那时还是1952年。这家始于清朝光绪十四年间(公元1889年)的家传商号，甚至等不到后来颇具历史意义的“公私合营”，就已经率先“败”了。2009年8月11日上午，台风“莫拉克 ”刚刚撤出瑞安。已经73岁高龄的李观成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这段辛酸的“败家史”的时候，这位乐观幽默的老人甚至不无调侃地说：“正是因为没有经过公私合营，所以我现在开张也是清清白白名正言顺的，不涉及到产权纠纷。”就在“ 李大同”关闭前后，公私合营已经在悄然进行。到1956年6月，全国资产阶级基本上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实现了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其后，李观成的生活和在公私合营中失去企业的工商业者们一样，被纳入国家统筹分配体系，不再具有更多的个人选择空间。

　　李观成建设过海岛，做过山区邮电局的话务员，参加过农村的生产队劳动，最后回到瑞安县城，做了建筑公司的工人。不同的环境，各色的工种，却有着同样低水平的收入。当年关闭店面、遣散工人之后，家里的嫂嫂侄子女们和母亲也都各寻出路，李观成只身一人在贫困中辗转了十几年，终于在1967年结婚成家。那时的婚房，是李观成往房管会跑了好多趟之后，才租到的一间7.5平方米的房子。后来，隔壁人家搬走，李观成才换租到一间21平方米的房子。因为穷，只生养了两个孩子，“(胎儿)打掉了，没办法养。”说这话时，李观成的声音低而弱。 复兴之路李观成那时的贫困绝非异数。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举国上下都一致努力，希望在单一的公有制内，寻求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可是，到了1978年人们发现，中国仍然整体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在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的人均GDP增长率只有2. 3%。最具对比意义的是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比较。196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决策高层也开始有意利用民间资本和外资发展经济。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明确，要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次年，国务院允许有限制地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央开始把发展个体经济作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提出“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1980年，李观成的三哥李定波，终于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家乡瑞安。在那个就业岗位稀缺的年代，李定波找不到一个能够糊口的工作，李氏兄弟打算重操祖业。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地方做糕点的朋友合伙，又找到了一个做糕点的老师傅，李氏兄弟就这样又开始了糕点生意。李观成并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拿出来参与合伙，所以只负责把糕点弄出去卖掉。工作之余，李观成在西山脚下的李家老店旁边弄堂口吆喝生意，也主动往城关各个副食品商店送糕点。

　　“李大同”再次上市的消息不胫而走，李家糕点又开始在瑞安市场上慢慢站稳脚跟。市场的大门一旦露出缝隙，涓涓细流就会汇聚成大海之势，合力冲击原来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以温州为代表的个体私营经济就形成了这样令政府不安的气势。1982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整肃：“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温州成为重点打击区域。当年，温州乐清的八个个体工商大户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是为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1984年，时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为“八大王”高调平反：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中央精神。春江水暖鸭先知。

　　这一年，敏锐的人们纷纷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李观成的糕点生意也同此凉热。1984年，李观成把糕点卖到了温州市，在温州市区设立了好几个销售点，位于温州闹市区的五味和副食品商店甚至为其特辟专橱。李家糕点销售量直线上升，甚至可以达到每日一千包以上的业绩。李观成们铆足了劲儿要凭自己过上更好的日子。

　　“提倡消费”也开始盛行，好几家党报都发表文章批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种衣服要穿九年的传统观念。然而，一直到1987年，李观成们的致富努力，才第一次得到中央层面的正式认可。这一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一年后，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得以在《宪法》中体现，并成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市场的大门越来越敞开，李观成1989 年从建筑公司提前退休，开始独立经营糕点生意。次年1月，国家商标局批准李大同(老五房)茶食品店使用环球标志“李大同”牌注册商标。 那时，1988年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儿子李敬斌，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这让曾因家道中落而中断学业的李观成甚是欣慰。

　　“这几年发展有点慢了”李观成一家的日子开始蒸蒸日上。而他所从事的私营经济活动，也获得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空间，并日益成为人们效仿的一种生活方式。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出现在江泽民的讲话中，随后的党代会则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对此给出了热烈的回应，全国很多地方当年新增公司数量倍增。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科技人员和有商业创意的人开始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继1984年的下海热之后，这次又在政府低层官员中出现了经商热。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而国家体改委出台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解决了创业者的资金问题。当年，嘉德拍卖公司、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先后创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体量随之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于1999年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已经不再需要羞羞答答地设法致富了，拥有财富的多寡甚至开始成为个人能力的象征。此间，李观成的糕点生意也水涨船高，教书的儿子不得不时常过来帮忙。耳濡目染多年，又心疼上了年纪的父亲，中学语文教师李敬斌干脆“弃文经商”，接过父亲的糕点事业。李观成乐得家族事业后继有人，一高兴又把女婿孙广秧也拉进糕点店帮忙。新一代接班人李敬斌和孙广秧，有着和李观成不一样的经营思路，他们试图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来运作“李大同”。

　　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他们积极参加各种美食博览会，并先后把产品带到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去参展。2006年11月，“李大同(老五房)茶食品店”被国家商务部首批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如今，“李大同(老五房)茶食品店”在瑞安市已经发展到一个总店，两个分店，一个面积2000 多平方米加工厂的规模。浙江省瑞安市李大同(老五房)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广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年产值有七八百万。”对于李敬斌和孙广秧来说，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百年老字号产品传统品质的基础上，发展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就企业本身来说，我们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产品更新和市场向外地发展的问题。”孙广秧认为，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也不够，“中央政策能够最后落实到我们头上的太少了”。这些，已经退居幕后的李观成都看在眼里：“想往大处发展没错。可是名气大了，费用就多了，收入却有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的发展有点慢了。”

　　不过，今年73岁的李观成还是觉得很知足：儿子和女儿都在瑞安市过着有房有车的生活，孙子也被送到条件更好的上海去读中学，他本人则已经资助社会慈善事业十几年。

　　“我家这样的生活，在瑞安县，也只不过是中等水平。”李观成和女婿孙广秧的看法颇为一致，“我们并不是最富裕的。”类似李家这样的人们所创造出的巨额财富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 007年时，全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全国GDP的一半以上，占全国GDP增量的三分之二。这一年，旨在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开始实施，李敬斌们追求财富的底气更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