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备受大家关注的成都醉驾男子孙伟铭一案被判死刑案，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终审判决。法庭认定孙伟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是其有真诚悔过的表现，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由死到生，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曲折的过程？孙伟铭案对于我们今后的执法有着怎样的标本意义？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小丫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霍德明、张鸿共同评论。

　　四川成都“醉驾案”尘埃落定，罪犯孙伟铭改判无期徒刑，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案件一波三折，原因何在？   

　　“孙伟铭案”凸显司法的与时俱进

　　霍德明：被害者家属认为审判结果合理

　　(《今日观察》 评论员)

　　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戏剧化的一些作为使得这个判决有所变化。7月23号，法院一身判决——死刑；7月28号，孙伟铭决定上诉；8月4号，法院受理；9月4号，法院再开庭；9月8号，当然就是宣判了。从8月4号到9月4号之间，孙伟铭委托他的父亲以及他的亲戚，跟被害人做了极有诚意的沟通，取得他们的谅解。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父亲把他名下的财产，以及孙伟铭底下的财产和其他亲戚朋友告贷的大概一百万多钱，和被害人的亲属达成了一个谅解书。而这个谅解书作为一个证据在9月2号就提到法院，证明他们是的确有诚意，做一个至少民事上的赔偿。而这么一个民事上的赔偿，虽然是在刑事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打动了很多被害人的亲属。所以在这次判决以后，被害人亲属认为对于孙伟铭的判决这一次还是合理的。

　　张鸿：孙伟铭一审结果引发量刑轻重的争议 

　　(《今日观察》 评论员)

　　从一审刚出来以后，立马就从一个法律话题变成了一个公共的话题。不光媒体就连民众、法学专家都在广泛地讨论这个问题。很多的法学专家就觉得这个事是不是判重了，因为既然是危害公共安全了，但是是间接故意，不是直接故意，不是直接杀人。那么还有人认为过去的交通肇事罪，其实是挺贴合这样的一个罪名的，现在把它套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实有一点点牵强。那民众当然是站在另一方，各大网站的统计表示民众基本上都是支持要严厉的处罚的，就是死刑。大家都是认为是应该判死刑的，媒体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当时发生这个一审的时候，正好是我们讨论杭州胡斌案，南京这个张明宝案等一系列案件。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交通肇事罪是不是有点轻了，最高才15年。基本上是7年以下，有的还是缓刑，根本就不用进去。正好在这个时候这个案子的一审出来了，把它当做第一个公众关注的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张鸿：各地裁量权的宽松导致审判结果存在巨大差异

　　(《今日观察》 评论员)

　　因为过去不太统一，同样的一个行为涉嫌犯罪了，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判法，在那个地方那样一个判法。在前两天重庆集中审理了一批交通肇事案件，有一个王祖宽也是醉酒驾车，然后撞死了一个开摩托的一个人，结果是按交通肇事罪判的。判的结果就相对来孙伟铭就很轻了，就在昨天广州的黎景全醉酒撞死了两个人，撞伤了一个人，也是按照孙伟铭同样的罪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判的是无期徒刑。在同样的法律框架下，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不光是醉酒撞人了，包括飙车也是一样。在北京前一阶段就有三个年轻人在三环上飙车，并没撞死人结果就被北京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给判了。但是几乎同时杭州的胡斌案，他是在市中心飙车，然后是以交通肇事罪判了三年。所以判定的结果是差别巨大。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像轻微违法可以不处理，那这个各地的裁量权，又有很大的宽松。所以这些都需要高法有一些解释，把它争取都统一到一个范围里。

　　霍德明：司法制度滞后导致各地判决结果不同

　　(《今日观察》 评论员)

　　司法制度是有滞后性的，20多年前很少听说过醉酒驾车，甚至致死的状况。甚至于说汽车文化，汽车社会，也是最近这十几年来才形成的。而且飙车现象，也就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关于广东的黎景泉的案件是2006年发生的醉酒肇事，而这个案子拖到现在，他才最后确认了。就是因为过去这两三年，醉酒驾车这种事故太多了。而由于这些不负责任的事故的发生，在不同地区由于法官行政不一样，导致了各个地方判决结果就不一样了。但是这不是司法制度的缺失，而是司法制度的滞后。这一次看到了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能够把这个审判的结果，以及它对将来统一的标准，能够明确地提出来，以后我们就不会出现了所谓以交通道路安全来论罪。

　　醉酒驾车定罪量刑将统一裁定标准，司法与时俱进，能否让酒后驾驶“刹车”？

　　霍德明：法律是社会的准绳 司法要回归理性

　　(《今日观察》 评论员)

　　法律是社会的准绳，司法要回归理性，这个案子从去年年底发生以来受到全国瞩目。在这一次审判过程中，法院原来一审结果宣布后，在大家非常关心的情况之下，二审时法院作出了一个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有些证据是能用的，有些证据是不能用的。比如说原来这个孙伟铭他在单位表现很好，法院说这些是没关系的，而能用的是法院比较重视的一个判决书里，特别提到在一审后，被害人家属以及孙伟铭的家属之间的谅解书，作为法院一个考虑的一个点。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我们司法在理性上面提升了一步。

　　张鸿：法律上要严格界定“醉驾”标准

　　(《今日观察》 评论员)

　　我同意此次事件具有标本意义，但是这个标本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清晰，比如说有一个细节，就是是否适用死刑。高法说取决于罪刑是否极其严重，而不是是否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极其严重是什么样的概念？昨天有两个判了无期的，一个是黎景全，是两死一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孙伟铭，他是四死，那如果这都不是极其严重的话，那什么样是极其严重？这需要进一步的一个界定。因为这个失之毫厘，在法律上真的缺失的就可能是人的生命。

　　赵秉志：刑法规范要及时修改补充以适应形式需要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目前当务之急是司法层面，像通过最高法院来发布，来解释这样的典型案例，起到一个引导示范的作用，同时应该及时地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因为案例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通过规范的司法解释，可以预见到很多的情况。再有就是，立法机关应该及时地修改补充相关的刑法规范，使司法机关能够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问题的根子有很多是在立法里模糊，立法里不完善。

　　但是通过完善的立法和司法，最重要唤起对全社会，公共安全，珍视他人生命的理念。应该说有相关的很多的监督管理机制(配套)，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喻国明：公众的参与对于法制建设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授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公众的参与，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这本身就是老百姓对于一个法条、对于一个社会规则的认识、学习、逐渐理解的最好的过程。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建立在那种所谓的，非新闻审判，非舆论审判的基础之上。有了老百姓的参与，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个判案的平衡。

　　对于某些社会接受度也好，或者说是法制上本身的严整性也好，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张鸿：可仿照西方国家法律  严惩醉酒驾车行为

　　(《今日观察》 评论员)

　　因为酒后驾车的太多了，但是酒后驾车肇事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酒后驾车这个行为，一件事情是后果，就是撞人了，把人撞死了。现在我们普遍的都在关注这个后果，撞死人了一定要加大处罚。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忽略了对这个行为本身的这样一个处罚，因为几乎所有人的在他醉酒驾车的时候，他不相信自己会带来那个后果。所以只处罚后果的话，不会影响我照样醉酒驾车。所以说这个行为的处罚不需要死刑，只需要吊销他的驾照。对一个司法来说，吊销执照这就是最大的处罚，我们可以模仿英国，就是如果你十年之内，三次醉酒驾车的话，那你就吊销你109年，也是就是终身不许开车。

　　(《今日观察》栏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五21：55—22：25；重播23：50－24：20；次日中午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