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别理文化衫，

　　它让我们乐了二十年

　　文化衫在中国出现20年后，人们已经惯于欣赏这布面上的讽刺了

　　-熊太行王洋

　　“有绿坝娘的文化衫吗？”

　　“我最近正打算做，不过要先联系原画者，经过他的许可，顺便拿到他手上的原画。”

　　这样的对话几个月前曾经出现在微博客或者网络论坛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态度印在衣服上，穿在街上招摇过市。

　　这在20年前，还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20年前的文化衫

　　很少还有人记得20年前文化衫刚刚兴起时引发的争议和不安，那时有人敏感地意识到，衣服是可以作为媒体的。那时中国纺织企业还在苦苦地钻研T恤的材料，一条1989年的《纺织导报》报道似乎可以看得出当年大家的关心点是什么：

　　“芜湖市红光针织厂去年承担了开发苎麻针织新产品的任务，一年多来，该厂组织技术力量对Z303经编机进行技术改造，首次在经编机上生产了苎麻交织面料并制成各式T恤衫供应市场，与会专家认为，该产品原料选用适当，工艺设计合理，产品色牢度好，缩水变形小，透汽(原文如此)性强？?”

　　在纺织业努力改造经编机的时候，中国青年们正看着画报上的张德培目瞪口呆，这位美籍华裔网球名将在1989年的法网公开赛上穿了一件白色底，兼有红蓝二色的T恤，记者问他，他说这事为了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爱。

　　此事之后，中国青年逐渐明白了，张德培的祖国是美国。不过张德培没有遭受爱国青年的质问，一来他和巩俐张铁林不同，他生来就已经是美国人，不是后来改的，二来当时网球还是有钱人的运动，观众也远比现在少得多。

　　1989年中国街头的文化衫多数还接近于文化衫的原始状态：比如写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本来是纪念品，如果想丰富一点内容，就拿笔来自己添加。

　　之后的文化衫都在一种尴尬状态，1990年代初出现了“别理我烦着呢”字样的文化衫，横扫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当年的报刊还要辟出专版探讨这个问题，最后研究结论是：文化衫不光没文化而且不文明。

　　不文明的还在后面，不久“我是你爸爸”字样的文化衫也出现了。有老干部走在街上愤怒之余抓来一个小年轻来质问，小年轻理直气壮：“这是王朔的书啊，公开出版的。”

　　老干部发现王朔的小说，居然还改编成了电影，电影里张国立、梁天、葛优扮演的三个社会闲杂人员都穿3T公司的文化衫(顽主)，“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

　　那时期类似发泄怨气的文化衫还包括：“挣钱累，没钱苦”、“潇洒走一回”。

　　文化衫卷入主旋律

　　1991年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的洪水倒是给了文化衫一个上好人身的机会，那时节中央电视台组织明星们义演，一人穿一件“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文化衫，拉着手唱歌。此后，各类主旋律词句也纷纷出现在文化衫上。文化衫随着这些变化，逐渐进入了21世纪。

　　这期间不断丰富文化衫内涵的人是球迷，刚开始人们是手写各种加油口号，后来逐渐开始大批量印刷。比如四川、重庆的“雄起”，河南有“专治各类不服。”北京球迷“大金牙”在2002年世界杯时自制了“跟丫死磕”文化衫支援国足( 据说还好容易教会了一个广东球迷一起喊)，如今成了北京国安球迷的专用文化衫。

　　类似的，你也能看到一些充满口号的文化衫，大学团委制作的居多，比如“高举光辉旗帜、实践三个代表”，再比如 “国民表率、国家栋梁”。

　　另一类文化衫继承了“别理我烦着呢”的行为艺术血脉，如“此人出售，价格面议”、“求一夜情，管饭”。

　　图画为主的文化衫也逐渐取代了白色底红色字的传统文化衫，最著名的头像莫过于“切·格瓦拉”，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这个坚毅眼神的男人成为风行的标志，尽管未必所有人都认识他，有人穿着他头像的文化衫，下面悍然写着“卡斯特罗”，此外，毛泽东或者雷锋戴军帽的头像，加上“为人民服务”也是常见的主题。MJ死后，他头像的文化衫也突然多了起来。最另类的是有的打印机厂家促销，推广时给围观群众照头像印文化衫，这些人拿回去穿几次总觉得怪怪的，穿自己头像不适合中国人内敛的性格。

　　不是只有人才能成为文化衫的主角，动物也可以，比如前一阵非常走红的羊驼。互联网上获取图片越来越容易，自己做文化衫的成本也越来越低，在淘宝上八九块钱就可以做一件最简单的文字文化衫，天涯论坛上专门有一个做个性文化衫的板块“衫寨天涯”，和幼兽网合作，可以订制的除了文化衫，还可以做一些古怪精灵的个性化产品。

　　有一只这样的办公室用水杯。水杯朝老板办公桌的一面写着：“我愿意与公司共生死”，背面写着“反正现在生不如死”。

　　文化衫离艺术还有好几站

　　艺术家朱发东认为他的“此人出售价格面议”，和文化衫还不一样。文化衫只是单向的表达，想要成为艺术，需要不断提醒人们关注自己的内心。

　　“在文化衫上印东西，是把文化衫当作一种媒体，传达社会上的一些关键词。但它不在原创之内，只能称为时尚这类。原创的艺术作品则要求很有仪式感、一致性。”艺术家朱发东说。

　　朱发东曾经身穿一件中山装，背后封着写有红字“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帆布，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他说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价值13元的中山装所代表的含义，以及那块布是缝在衣服上的。

　　这件中山装被拍卖数次，终于被一个法国基金会收藏。朱发东曾经穿着它去了北京的劳务市场、崇文门、前门。“地铁站，公共车站啊这些地方都挤了很多的人，大包小包扛着东西！看到我往那儿走，很多人看了觉得特有意思，就跟着走，好像我是他们的代表似的。”朱发东想起来颇有些后悔，当时没人能站在高处把这一幕记录下来。

　　“有时候走累了，在哪儿坐一下，旁边也会围好多人，一般都问你做什么的，卖多少钱啊？”那些人一旦听说他是个艺术家，估计没什么力气，也干不了啥活，就说：“不买不买！”

　　1997年，朱发东穿着这身衣服又创造了行为艺术作品《打工》，他替人干各种活，一天一百元。1998年，他开始给人颁发身份证，你不是想要北京身份证、上海身份证又没有吗？艺术家给你画一个艺术品持有着。他如今已经给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30个省的20多个民族的人发过“身份证”。

　　“我想用我的作品探究一个主题：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取得成功，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朱发东说。

　　尽管朱发东认为文化衫并非艺术，文化衫的制造者却认真地移植了他的艺术，“此人出售价格面议”被移植到了布媒体上。

　　文化衫穿着者似乎比艺术家更百无禁忌，许多青年毫无忌讳地乐呵呵地招摇过市，背后写着：“此人已死，有事烧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