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银元大战打完后，接着上演的是纱布大战，这又关乎上海最重要的实体产业。

　　“战事”的起端还是因为全国物价的动荡。根据陈云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的前八个月，关内(除东北地区外)的货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四季度还要再发行8000亿元，其中4000亿元用于收购棉花和纱布等物资。因此，制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剧烈跳跃之可能”。果然如他所料，物价在开国大典前后，稍稍稳定了一下，从10月15日起，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人民币大幅贬值，物价猛烈反弹。不出一个月，京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在所有上涨商品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就是政府收购的纱布，而主战场便在上海。

　　上海从来就是全国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中心，与1937年相比，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此次，贸易投机商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3.5倍，因此，拉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扬。

　　棉纱与银元不同，无法用查封全部交易行的方式来解决。陈云用的办法是增加供应，举全国之力解决上海问题。

　　从11月13日起，已从北京南下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十二道指令。他命令长江中游的棉花和纱布中心汉口将纱布囤积并秘密东运，西北地区将陇海路沿线的纱布尽速运到西安，华北的纱布则聚集在京津；各地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暂时停止交易，将纱布调集到中心城市待命；各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全数暂停支付，由中财委统一掌握；同时，电令人民银行总行及主要分行，除特殊许可外，一律停止所有贷款。陈云的这些指令都在第一时间上报中央，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历来有晚睡习惯，对此事十分关注，每件必复，宛若在指挥一场决定生死的军事战斗。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两陈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于是开始发动总攻击。陈云在战前还告诫说，“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涨达两倍则不必恐慌。那时，粮、油、盐等照正常门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过多的抛售则不必要。”

　　11月25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和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

　　开始时，上海等地的投机商一看有纱布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几乎没有人因为囤积物资而吃过亏。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号称“日拆”，几乎陷入疯狂。然而，这一次他们碰到了真正的对手，各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跌，投机商眼看国营公司的纱布汹汹然地抛出，似乎下定了死战的决心，便先有了怯意，而他们又是一盘没有组织的散沙，如何与一个强悍的国家机器对抗。于是，有人预感到大事不妙，开始悄悄抛出手中的纱布，这消息立刻以瘟疫的速度散发开来，市场局面顷刻间发生可怕的反向翻转。纱布抛得越多，市场行情就跌得越惨，一切如大江东流不可抵挡，上海的纱布价格竟在一天之内腰斩了一半。

　　两陈仍然穷追不舍，他们又发出三道指令，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国营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民营企业家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在这几天里加紧征税，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3%。有人跟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数招并下，投机商两面挨打，资金和心理防线同时崩塌，顿时溃不成军，不得不派出代表要求政府买回他们吃进的纱布，两陈乘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经过这番交手，上海的商人元气大伤，有人血本无归，有人因应付不了“日拆”而跳楼自杀，有人远遁香港。

　　两陈在纱布大战中表现出来的战略能力，让国内外舆论颇为惊艳，他们采用的战法来自毛泽东屡战屡胜的军事思想，即 “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准备之战”。目睹此役的荣毅仁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两陈的策略运用还让很多原来看不起共产党的经济学家心悦诚服，当时也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在 《投机商人赶快洗手》一文中写道，“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四

　　纱布大战刚刚鸣金收兵，两陈很快转入到第三战，粮食大战。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等到纱布战事抵定，他转头专攻粮食。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二十多天的口粮，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一波行情，俗称 “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12月，他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眼看，这将是一场最后的豪赌。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上个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1000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他担心这些粮食还不足以应战，又向中央报告，准备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他的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

　　经此三役，上海的物价开始日渐企稳。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困扰了中国经济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被陈云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有一次，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熟读古书，这次他借用的是三国诸葛亮的一个典故，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评价爱将向宠时说，“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