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在热销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既可看作对中国前任总理执政时光的回顾，也能当成对那些当事记者职业生涯的纪念。

　　朱镕基也说，书的主角应该是记者。六年过去了，那些曾一对一采访过他的记者，大多还坚守在新闻一线，依旧关注中国，但也有一些已经病重，比如1993年采访他的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已难言语，个别甚至离世，比如日本东京广播公司的筑紫哲也。他们大多将采访中国总理视为职业生涯中精彩的章节之一。

　　南方周末约访书中四位记者主角，回忆当年采访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组已经没有可能收录进《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采访手记，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解读新中国60年历史中一段光辉历程的鲜活注脚。

　　

　　《朱镕基答记者问》

　　基里洛夫：他的每一面都是真实的

　　“如果现在我还有机会再向朱镕基提问，我最想问他的是，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他理想中的中国？”

　　

　　基里洛夫 资料图片

　　(时任、现任俄罗斯俄通-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2002年8月21日专访朱镕基)

　　我没想到自己会是最后一名采访朱镕基的外国记者。那次采访后不久，他正式卸任，此后没再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一个字。我至今对这位铁腕的中国总理很关注，但可惜再也没法完成那次采访未遂的心愿。

　　2002年8月，我突然收到中国外交部的答复，说我们可以对朱镕基总理做一对一的专访。这让我很意外，要知道，约访中国国家领导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采访申请是几个月前递交的，但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我第一位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是江泽民主席，1998年他在莫斯科访问，我刚好处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在他下楼时，我冲上前去，边提问边迅速被两个保镖挡住了，“请问江主席最喜欢托尔斯泰哪部作品？”——这就是我想问的。

　　江泽民用流利的俄语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喜欢《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这一次，我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六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你下班之后干什么？喜欢钓鱼或打球么？

　　我一直希望能近距离观察、还原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但很可惜，外交部通知我说，朱总理不愿回答这个私人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他有他的考虑。

　　我们的采访请求被接受，直接原因是8月21日，时任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应朱镕基邀请访华，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原因。在此之前，我们总社社长告诉我，普京总统对掌管中国经济的朱镕基很感兴趣，是不是可以申请对他做一个访问。

　　2002年是普京总统上任第二年，他在中俄两国的政经关系上比前任总统叶利钦做了更大的推动，那一年也是中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年。普京总统可能是希望媒体做媒，让两个还不熟悉，但彼此感兴趣的朋友自然地熟悉起来。

　　我相信朱总理那么快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是在释放友好的信号。

　　采访地点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朱镕基接待卡西亚诺夫总理的地方。我先到，大约20分钟后，他进来了。我开始用中文提问，此前我曾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被他点到提问，当时说的也是中文。但显然，他对我印象不深，只淡淡地说了句，你中文说得不错。面目表情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整个采访过程就是在这种严肃、正式的氛围下进行的。外交部给了我们大约20分钟的采访时间，但事先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份书面回复。所以，我也不奢望去表现自己，临场插问，我清楚自己的作用是为两个国家搭桥，而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交流。

　　我的问题集中于中俄两国在政经方面的关系及未来的走向，他回答问题很慢，音调也不高，但这个坐在我面前的中国领导人让我无时无刻不感受着他的气场，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和控制力，给人以威严和安全感，像只狮子。他是一个标准的男人。

　　有人把朱镕基比喻成“经济沙皇”，但我更愿意用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对他的昵称“老板”来形容他。沙皇也有很平庸、干不成大事的，而他是一个真正的老板，中国这么复杂这么大的经济摊子，在他手中就像一盘棋，他能从容地控制棋局的走势。

　　整个采访中，朱镕基始终显示出“老板”的严谨和距离感。我知道他并不是每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都这样。此前，他在美国、日本访问时，曾幽默地透露他是“妻管严”，所有工资都上缴夫人；还曾在日本TBS电视台的直播现场拉京胡。

　　他是一个标准的外交家，知道在什么场合使用怎样的姿态和距离。他在美国和日本的表现，也许是为了分别向两国民众展示中国国家领导人亲和、乐意沟通的一面；在我面前，他有意保持距离感，也许是为了传达国家的立场，把个人的东西最大程度地淡化。

　　这种距离感和当时的中俄关系蛮像的，双方都乐意进一步交往，但还不至于马上就成为“哥们”。他的每一面都是真实的，都服务于这个国家的外交策略。

　　20分钟满，工作人员提醒我们时间到了，但那时我才问了三个问题。所以《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刊登的这篇专访是当时的书面答复。朱镕基匆匆离去，他要去迎接卡西亚诺夫总理。

　　这次严谨而标准的采访只好匆匆结束，虽然它的历史任务已经达到，但我还是蛮遗憾的，直到现在我还想知道，他下班后都干些什么。

　　我是在《答记者问》出版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这本书在中国60周年国庆日的前一个月出版，我想，原因可能一是这个国家想对曾经的领导人表达一种感谢，二是希望借此书激发大家讨论现在中国该做什么吧。

　　我1986年就来到中国，先读书，后做记者，见证了中国真实的发展，江泽民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全面进入平稳的发展阶段。现在的中国仍在享受他们努力来的成果，并争取更完善的进步。

　　如果现在我还有机会再向朱镕基提问，我最想问他的是，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他理想中的中国？

　　刘尚哲：忘了索要题词

　　“韩国政府至今没有邀请达赖喇嘛访韩，我想这与他当时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回答中发出的强烈信号有一定关系。”

　　

　　刘尚哲 资料图片

　　(时任韩国《中央日报》北京特派员、现任《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2000年9月参与专访朱镕基)

　　2000年9月21日，我们如约走进中南海接待厅时，朱镕基总理已经坐在那儿了。他正在对摆放摄像器材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把机位放在我正对面，不要拍我侧面，我的侧面没正面好看。

　　我们的采访团共有7人，包括会长、总编、国际部主任，会长和总编还是专程从韩国飞到北京来的。我们一直期待这个难得的采访。

　　自1998年3月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以来，我们就开始递交采访申请，但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从中国外交部得到的消息，申请采访他的全球媒体有70多家……那时，感觉全世界的眼光都聚集在这位雷厉风行的中国新任总理身上。

　　2000年7月左右，我们得知朱镕基应韩国总统金大中邀请，将在9月份访韩，我们再次向中国外交部递交采访申请，并强调其具有双重意义：此次是朱镕基总理首次访韩，其次，《中央日报》恰逢35周年纪念。

　　两个月后，我们接到外交部通知，朱镕基接受采访，时间是45分钟。

　　我们当然很兴奋，要知道我们淘汰了多少竞争对手呀，所有韩国媒体都要羡慕我们，这是一个多漂亮的独家新闻！

　　朱镕基在韩国很有人气，当时韩国民众中还流传过一个段子：韩国要加强进口，就进口朱镕基这样的官员吧，因为朱的反腐决心和经济改革的手腕在韩国很得人心。

　　因此，我们组成采访队伍后，就围绕着中韩合作、反腐、经济改革来设计问题。相比西方的记者，我们提的问题要温和得多。也许这是亚洲记者共同的特点。我想我们也没必要去设计充满火药味的问题，中韩两国关系不错，且韩国希望能够继续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彼时，中国政府正力主西部大开发，韩国许多企业很希望能参与其中。

　　我们的洪锡炫会长负责全程提问，其他6人在旁边记录。朱镕基回答问题时，眼睛主要直视着洪会长，偶尔也会照顾到我们。

　　作为必要的准备，采访提纲事先已交至中国外交部，朱镕基照例是有备而来的。但当洪会长问到他对朝鲜工业园区搬迁问题的态度时(2000年5月，金正日访华期间，朱镕基建议金正日将工业园区地点从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移到离南北边境比较近的地方，《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有摘录)，他没有正面回答。

　　坐在会长旁边的总编有些着急，写了个小纸条递给会长，建议他就这个问题再追问一下。要知道，朝韩问题一直很敏感，中国政府的态度很重要。但朱镕基仍然模糊处理，只说和金正日讨论了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以及对他的看法。

　　我们后来把他模糊、没有否认的回答，视为默认意见。他很懂得拿捏轻重，在另一些问题上，又回答得很强势，很坚决。

　　当时，韩国一些宗教团体正在试图说服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韩，韩国政府的犹豫让一些团体很不满，觉得韩国太看中国眼色行事了。洪会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很坚决地说这不是看谁眼色的问题，而是一个尊重和遵守自己与中国建交承诺、保持自己国家信誉的问题 (《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有摘录)。

　　韩国政府至今没有邀请达赖喇嘛访韩，我想这与他当时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回答中发出的强烈信号有一定关系。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时间已经超过了约定的45分钟，朱镕基没有管身边工作人员的提示，继续聊着。我能感觉到他心情不错，兴致很高。我想他同样也能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尊敬程度。

　　一些轻松的话题也被提及，洪会长还问他，有没有关注过韩流？朱镕基说他连中国电影都看得不多，且“韩流”容易让人想起“寒流”，应该叫“韩热”。

　　全场都笑了起来，朱镕基自己也笑了。

　　后来知道他在和我们见面之前，接受了日本NHK的采访，并给他们题词“清正廉明”。我们觉得很是遗憾，应该趁热也向总理索要35周年社庆的题词，要知道，他一般可不轻易题词的。

　　吉米：他的眼眶似乎有点红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我想他当时是想把这一尴尬快速转移吧。这也是当时惟一没有获得掌声(或是没有集体掌声)的回答。

　　

　　吉米 资料图片

　　(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现任美国CNN驻京首席记者，曾多次采访朱镕基)

　　这本答记者问中，第一个出现在书上的向朱镕基提问的记者是我，那时我还是美国《时代》周刊的驻京记者。那是1998年3月19日，中国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两天前，他刚刚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当时被第一个点到提问，我很意外，按照以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新闻发布会的惯例，第一个提问的总是中国主流媒体的记者。要知道那可是现场直播，首先提问换成了常常爱找麻烦的美国记者，那需要强大的自信和气魄。

　　事实上，我在更久以前，就开始关注当时这位干练、强势的政治新星。他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还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太多关注，那时他邀请中外记者赴沪参加浦东新区规划新闻发布会，我是到场的不多的外国记者之一。

　　发布会上，他介绍浦东时滔滔不绝，像浑身插了电，充满力量和雄心。会后，我特意去了一趟浦东，看着大片大片的农田，很怀疑宏伟规划的可行性。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到了。那时我就预感，他完全具备仕途进一步上升的潜力。

　　朱镕基任了多年的国务院副总理，但一直保持低调。在《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收录的他1993~2002年间接受的20次外国记者专访中，只有5次是在副总理任上完成的。1998年他就任国务院总理，从记者招待会上初次亮相就打破提问次序的规矩，就显出一副大干一场的气势。

　　他的个人魅力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鲜感，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外国记者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有别于传统共产党领导人的新形象。那时，美国《时代》和《商业周刊》都做了他的封面报道，我也曾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采访他的申请，但没有回音。

　　1999年，朱镕基访美期间，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NN三家美国媒体的专访。那是一次艰难的行程，当时中美关系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而陷入低潮，此外还有间谍战、贸易战、人权问题和中国威胁论等因素的干扰……

　　在他访美前夕的中国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再次被点名提问。我的问题是，在美国人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你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朱镕基先是开玩笑说，《商业周刊》曾在封面上登了他一张“像个死人”的照片，所以在这种气氛中，访美不是个轻松的任务，但“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

　　我相信，和许多国家领导人一样，朱镕基背后也有一个专业的智囊团，帮助他设计各种记者可能会问的问题以及回答，但这些富有智慧的幽默，我相信是总理先生本人临场发挥的。他就是有这种本领，可以将棘手的问题举重若轻地化解。在我看来，他的内心足够强大和淡定，可以从容面对那次访美之旅，也只有他是最适合的破冰人选。因为他是有魄力和自信的人。

　　朱镕基访美全程我基本都在场。美国记者，尤其是时任CNN记者伍德拉夫的提问，充满典型美国式的尖锐与犀利。在美国，这是我们习惯的提问方式，但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来说，恐怕一时很难适应。但访美期间，我没有从他身上看到这种不适感，而是看到了针锋相对的智慧。我甚至觉得，越在这种充满对抗的对话中，越能显示他的智慧。

　　当然，他也有回答得不够漂亮的时候。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之后进入提问环节，第一个被点到的提问者代表一名中国异见人士的女儿提问，中国共产党何时才能停止一党专政的独裁，无条件释放她父亲？(《朱镕基答记者问》书中有详细问答摘录)

　　当时全场一下愣住了。他显得有些紧张，停顿了一下，说了三点，一是中国目前的人权是史上最好的，二是中国确实还有缺点，三是不想在这个场合对这一“个别事件”多加辩论。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我想他当时是想把这一尴尬快速转移吧。这也是当时唯一没有获得掌声(或是没有集体掌声)的回答。

　　对于朱镕基来说，访美期间最温暖最放松的场合应该是和华人团体代表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看到一群盛装的华人小朋友唱歌跳舞迎接他时，他的眼眶似乎有点红了。

　　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拍照。这种在公众场合流露个人情绪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瞬间，实在是太罕见了。我为这个瞬间还在《时代》周刊上写了一篇手记，大意是铁腕的中国总理的面容表情不是铁板一块，他不排斥向公众展示他柔软的、普通人的一面。这次访美，他多少改变了一些媒体、政治家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看法。

　　我最后一次向朱镕基提问是2002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那时我已经是CNN的记者。我问他，和1998年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相比，略显疲劳，最让你头痛，最让你难以入睡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再干一任？

　　朱镕基没有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而是宏观、全面的总结了这四年他任总理期间的工作。

　　和之前他接受记者访问时的意气风发、雄心壮志相比，临近卸任的朱镕基明显低调、克制许多，言谈不再像个改革家而像一个标准的政治家，这从他后期接受的外国记者专访的谈话内容中也能看出来。我觉得他那时像一个马上要彻底毕业的学生，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清楚自己要做的是给后来者腾空间，而不是继续指点江山。《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出来后，我马上去买了一本，听说一些书店还卖断了货，可见他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虽然他已经有六年没在大众视野中出现过了。

　　唐纳荷：这是例行作业

　　我临时问了几个与人权相关的问题，这也许破坏了规矩，但至少没人阻拦我。

　　

　　唐纳荷 资料图片

　　(时任《爱尔兰时报》驻京记者，现任《爱尔兰时报》新闻编辑，2001年8月30日专访朱镕基)

　　坦白说，采访中国国家领导人，比采访爱尔兰的领导人要难得多，程序也复杂得多。我们必须要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采访申请，还要事先提交采访提纲。

　　外交部给我的专访时间是10分钟。采访很短，但很正式，地点在中南海紫光阁，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场所，陪同朱镕基同来的有四五名工作人员。我和他坐得很近，中间只隔着一张小桌子。

　　时间太短，且我们之间的交流还要通过翻译，所以我直接开门见山，此次爱尔兰之行希望取得什么成果？(注：2001年9月2日至5日，朱镕基应爱尔兰总理博蒂·埃亨邀请，对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此次采访，在朱赴爱尔兰之前)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所以我临时问了几个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关于西藏问题的解决办法，“法轮功”成员在中国劳教所的待遇问题等(《朱镕基答记者问》中有摘录)。这也许破坏了规矩，但至少没人阻拦我。

　　朱镕基对我的突然提问很镇定，回答也非常“政治正确”。他一直直视我的眼睛，很客气，很有礼貌，是的，一直是。他强调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能与北爱问题相提并论；“法轮功”已经被定义为邪教组织，拿“法轮功”说三道四是干涉中国内政。他还主动给我延长五分钟时间。

　　但这个采访已经过去了八年，我对那次谈话已经没有太深的印象。一是时间实在太短，二是他的回答始终围绕着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没有太多出人意料之处。

　　不过，还是让我意外的是，朱镕基对爱尔兰的情况很熟悉，他能即兴说出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制定的“亚洲战略”和中爱两国的经贸数据。显然他为这10分钟有备而来，这让我觉得中国很有兴趣和爱尔兰加强经贸合作，并乐意加强联系。

　　我觉得这样的采访应该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例行作业。2004年，我又得到采访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机会，还是在中南海紫光阁，还是10分钟，只不过采访的对象已经换成了新任总理温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