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例非典患者救治全过程

　　主持人：姜教授，您好。在来之前，我在网上查了下，发现2003年非典时对您的报道非常多。 听说您参与了北京第一例非典患者的救治？

　　姜素椿：是的。那个时候，SARS作为一个新发传染病，实际上它在2002年11月份在广州佛山市已经有了，而且已经死了一个人，只是开始时不认识，后来患病人数慢慢增加，最后扩展到广州、香港。特别是香港，一个人病人传染了好多人，再扩展到新加坡、越南、加拿大三个地方。不过当时北京还没有，3月5日第一例病人来到北京。

　　主持人：当时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怎么来的？

　　姜素椿：怎么来的呢？这个病人是一个女孩，20多岁，她在深圳跟广州之间经常出差，感染了SARS。感觉发病了，就从广州赶回到山西太原老家。当时不知道什么病。她的父母是太原日报社的记者，两个人就一直照顾这个女孩，她家一共是8口人，最后一共6个人都发病了。那时候女孩的父亲就开着车，送这个孩子来北京看病，一起先北京一个医院。在那个医院女孩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就已经发病了。待了一天，那个医院也没有搞清楚具体是什么病，但是知道是传染病，然后就转我们302医院了。

　　女孩的爸爸比较胖，51岁，她妈妈50岁，还有女孩的弟弟，她们四个人住在四个病房里。他们被送来我们医院的第一天，医院就打电话叫我去做会诊，我那时候正好出去了，没有参加，我们有两个教授参加了这个会诊。他们知道反正是发烧待查。

　　姜素椿：不接触病人怎么抢救？

　　住在我们医院的第二天晚上3月7日，女孩的爸爸不行了。医务部王主任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个病人很严重，吕院长请你来。我想肯定是急病，因为我做的都是一些发烧的病人，如果不是一些重要的病人，他们不会叫我的。于是，放下电话我就去了。很巧，那个病人具体的病房就是我原来几十年一直工作的病房，所以我跟他们很熟，他们就跟我讲了病人的情况，怕我被传染，院长说我就不用进病房去了。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病人这么重，我要是不看病人怎么抢救，我怎么能来提自己的会诊意见呢？我就进病房了，院长说这个病人由姜教授来指挥组织抢救。当时一共参与抢救的医生、护士有16个人。首先是麻醉科医生给插管，输送氧气，接着就叫4个医生轮流做心脏按摩，我站在病人的另一边，不停地看他的生命体征，心跳是一条线。20分钟以后还是心跳一条线，我就出去跟院长说不行了，院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姜教授你再努力努力吧，因为这个病人半个小时前还在吃饭，吃了几口以后趟下去就不行了。

　　北京第一例非典患者传染13人

　　我回去继续抢救，一共抢救了半个小时，还是死了，当时我就意识到好像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就跟护士讲，一个是要把尸体保存好，当时我就想到做解剖，解剖以后把里头的东西拿出来，看她这个病到底是哪个部位发病、什么程度、然后进行观察，进行病毒分析。第二，所有参加抢救的人彻底消毒，把衣服脱了、把鞋子脱了，洗澡彻底消毒。最后16个人里有3个人没有发病，其余13个还是都发病了，有轻有重。插管输氧气的医生，与病人接触最密切，到23个小时就发烧了。他发烧以后我就意识到我跑不了了。

　　主持人：那时候还没有确定是SARS？

　　姜素椿：没有，反正知道肯定是传染病，是传染病就有传染性，所以就让他们赶快彻底的消毒。

　　主持人：那您自己呢？

　　姜素椿：我自己回家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外面有风，我就在外边转了几圈，进行风淋(医学名词，意思指通过风将病毒吹走)。 回家以后，我家有两个房子，一个在五层，一个在二层，二层是不住人的，我就跑到二层以后，把衣服、鞋都放在外面，让它通气。然后再回到五层。到第六天时我就开始感到胃寒了，我告诉医院我可能发病了，医院说赶快住院。我量了下体温37度6，我说我隔离一下，观察一天吧。第二天上午再量体温就上来了，马上住院了，拍片，第二天上午就确定诊断了。

　　主持人：发病前后您是怎么想的？

　　姜素椿：去医院那个晚上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晚上，因为当时知道女孩的爸妈已经死了，我身体又不大好，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我们家里就我和我老伴，去医院时她要送我我不让送，她坚持要送，我说你送的话我就不走了。这样我就一个人慢慢走到医院，一边走一边想，不过到了医院以后我就有思想准备了。就想自己一定要睡好觉、吃好饭，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少麻烦护士。那时候医院里的人很熟悉的，有我的学生，他们都很热情、照顾很周到。

　　主持人：SARS病人相对别的传染病，病人是感觉更痛苦还是轻一点？

　　姜素椿：SARS病人主要一个是高烧、病情进展快，头疼，然后胃寒，特别是死以前是最难受的，就是缺氧，其实就是憋死的，很难受的。发病也是很快的，一般发病两个礼拜前后是最痛苦的，一般过了两个礼拜一般就走向好转。另外，一些病人治疗时因为用激素太多，造成股骨头坏死的也有。说起激素，他们当时一般都是用320毫克，我就用了80毫克。当时我的抵抗力低，他们给我用激素，输液前我问护士多少量啊，她讲160毫克，我说不行，经医院主任同意后给我倒掉一半。他们就在病历上写着，由于病人本人不同意，使用了80毫克。实际上医生是好意，记录也规范，但是后来证明我是对了。如果当时用了160毫克，我的股骨头估计就会有麻烦了，现在我的股骨头一点事也没有，更认清了糖皮质激素的双面剑作用，有10%的病人发现事后有骨头损害。

　　大胆提出血清疗法，以身试法

　　主持人：您提出采用血清疗法前后经过是怎样的？

　　姜素椿：其实在山西的那个女孩的爸爸去世之后，当时查房的时候我也跟医生说过，这个女孩已经不发烧了，过几天以后抽她的血清治疗她妈妈，血清治疗的问题那时候我已经想过了，因为我知道别的药没有用。可是过了三天以后女孩的妈妈死了，就没有机会用。

　　等我住院以后马上跟吕院长打电话，我说我要用血清治疗。院长的电话不好打，我就早上5、6点时给他打，我就把血清疗法的想法、道理、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都跟他讲了。他态度很积极，但又谨慎。后来领导、医院的专家开会讨论，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并指定我的两个研究生，一个搞药的，一个搞传染病的，叫他们两去广州，因为这个病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康复的。

　　当时有一定危险，他们两个很快就去了，一下飞机就找了康复的SARS病人，提供血清。我的研究生其中一个是女的，她挺有心眼的，她问钟南山教授，我们一个老教授患了这个病，他提出来一个血清疗法，问你的看法怎么样，他希望你能够帮他找到有血清的人。钟南山这个人不错，他讲了两句话，他首先肯定了血清疗法是有道理的，第二个是还没有人做。他就没有说别的了。我的两个研究生采回来6份血清，回来以后就赶紧做实验，其中两份不合乎要求，最后有4份可以用，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医院一个工作人员的血。当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我学生找到一个研究生，是个小女孩。跟她谈希望她捐血清的事，她上网就查一查看有没有姜素椿这病人，查到我了，她才同意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人。

　　主持人：注射血清时已经是您发病第几天了？

　　姜素椿：我发病第七天，因为这个病高潮是在第10天到第14天这个时候，病毒攻击的最厉害。主要攻击肺部，所以早期打抗体，相当于事先让部分病毒失效，它的致病率下降了，然后抵抗力发挥作用，病情就会越来越轻。血清抗体治疗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以前有一些疾病，像破伤风、出血热，都用过。在没有搞清楚病理以前，SARS也一样知道是个传染病，用抗体治疗是有效的。

　　主持人：您是什么时候出院的？

　　姜素椿：我是4月7号第23天时出院的。事实上输了这个血清很快体温就控制住了，肺部的阴影很快就减少了，我比一般人早得多，一般人至少在一个月以上，时间很长。

　　主持人：血清疗法成功后，是否在国内就推广开来了？

　　姜素椿：我血清疗法成功的消息传出去以后，香港马上就做实验，给20个病人用这个血清疗法，20个病人没有用，最后实验的结果是，用了的20个人一个没有死，没有用的死了3个。另外，用的人比没有用的人病程短了一半。当时还有一个深圳的孕妇，怀孕6个月了，用了血清疗法以后救过来了。台湾一个护士在实验室感染了，她也用了也好了。所以在某种情况下，血清疗法对某些病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可能是救命的措施。老年人抵抗力差，但是年轻人大部分还可以挺过来的，所以全球SARS病死率平均大概10%左右，有的高达20%，而死的多是老人、孕妇等抵抗力差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即使没有对症的药治疗，靠自己的身体90%的人也是可以挺过过来的？

　　姜素椿：对。用药不准说不定还帮了倒忙。只要不乱用药，好好休息，好好吃饭，配合治疗，是可以挺过来的。有的人是因为得了病以后烦燥，着急，不吃饭，不好好睡觉，不配合治疗，最后抵抗力下降，没有挺过来。说明战胜病魔心态很重要。

　　得SARS前已经两次大难不死

　　主持人：那您是医生，懂这个道理，配合治疗这方面对您的康复也很有帮助吧？

　　姜素椿：是的。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好事，但是要创造条件，所以我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也豁出去了，因为我已经是我第三次了。我1968年鼻子得了恶性肿瘤，挺过来了。第二次1989年，发生过一次脑瘀血。那时候50多岁，一次讲课时候发病了，讲话不清楚，手拿幻灯片也拿不住了。后来就没有直接回家，直接回医院了。到医院量血压，血压高了，嘴巴是歪的，做CT一查，发现是脑瘀血。不过我很幸运，出血点还不是很大，差一点，要再过一厘米的话，可能就会瘸了、瘫了……所以我已经过了两关了，我开玩笑，我说我跟阎王报到两次，阎王都“拒签”了，这一次估计也够呛！我想我如果走了也没有啥，那时候已经74岁了。

　　主持人：您真的很顽强，很幸运。那您康复后，还继续参与非典病人的救治吗？

　　姜素椿：当时我好了以后，医院不让我进病房了，说不能让我再去了。我说我去有两个好处，第一，我已经有抗体了，我不怕再感染了。第二个，不用说别的，我老头好了，对病人来说是一种安慰，激励。不少得SRAS的人给我打电话，我拿自己现身说法鼓励病人。有的病人说，我好了以后也要献血清。

　　主持人：你们医院当时16个人，13个人被传染了，除了您外，其余12个人后来怎么样？

　　姜素椿：这13个没有死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医院非常重视，全力抢救，这是主要原因。另外，传染科的医生可能有一个好处，他接触传染病多，身体的免疫系统比较敏感，容易产生抵抗力。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医院在治疗方面也比较合理，没有乱用药。

　　SARS名字不确切，应该叫沃尔巴尼

　　主持人：现在回想起来，哪些事情让您记忆最深？

　　姜素椿：我觉得让我记忆最深的首先是一个人，他叫沃尔巴尼(音)，是一个传染病医生，意大利人。这个人我没有看到过，但是在SARS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人，他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到越南去搞传染病。越南当时在河内的郊区有一个法国的医院，他在那个医院里工作。当时发生了SARS，我认为是他第一次认识到SARS是传染病。为什么？他告诉越南政府说这个病是一个传染病，要把接触这个传染病的人隔离起来。所以当时越南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让再出去了，都要在医院待着，没有传播开，所以越南与广州、新加坡同时发病，但发病率很低。不幸的是，他自己得了SARS，住在他国一个医院治疗不幸身亡。很可惜。所以后来我在杂志写稿提议这个病如果命名的话，可以叫沃尔巴尼。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叫它SARS了，我觉得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这个名字也不是很确切。因为病毒已经搞清楚是冠状病毒，但是可能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大家都沿用这个名字。

　　第二个就是这次传染病的一个特点是医务工作者发病的很多，死亡也多。主要在广州和北京，北京大概是死了7个医务人员，他们都是在第一线抢救病人，很劳累。比如，北京武警总队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李晓红她已经怀孕六个月，几次把住院的机会让给别人。作为医生我更尊敬和想念他们。这个病最后的结果跟本人的免疫力有关。老年人死的多，小孩很少。跟出血热很类似，小孩发病都很少，而且基本上没有死的。老人最危险，50岁以上几乎一半都要死的，所以我74岁的年龄能挺过来也是很幸运的。(编者注：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至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为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来源：新华网)

　　非典患者被单位辞退 门上被写“毒窝”

　　还有我觉得从这次SARS能看出来我们中国人是很好的，很善良的。比如说山西的那个女孩。我出院以后就接到她的电话，她发病的时候我看过她，她病好了以后回家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她爸爸、妈妈死了。因为非典病人死了以后，24小时以内马上要销毁，火化或者掩埋，怕传染人。

　　她说了两件事，一个就是说，姜教授我对不起你，我当时一听很难受，我说为什么你说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你爸爸、妈妈死在我们医院里，是我的责任啊。结果她说我对不起你，她说我传染了你，使我得了这个病。第二个，她马上提出来，说姜教授我们家都要献出血清，请你派人把我们的血清取回去。医院最后派医生、护士把她们5个人的血清取回来了，她们没有提任何要求。

　　后来她又讲她回去时的一些事情。一个是她出院后，她爱上的单位告诉他(她爱人)你不要来上班了，就在家里待着吧。她觉得人家不接受我们了，还有小孩特别调皮，在她家的门上写上两个字“毒窝”。她说我看了这个以后特别难受，我有什么错，我父母都死了，她就哭了。我就安慰她，人家是不理解，让她不要太难过了。之后我就把这事告诉了媒体，后来媒体报道出院的病人没有传染性了，可以接触，这个问题就一下解决了。

　　第三个，我以前是医生嘛，只干过医生的事，作为媒体，我觉得在这次事件里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我不是说给我报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国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媒体起到了交流信息，稳定人心，澄清谣言，化解误会的作用，作用很大。

　　血清疗法被报道出去以后，沈阳有两个年轻人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能给我们弄两份血清吗？我说要血清干嘛？他讲我怕得SARS，钱没有关系，你帮我找点血清。这两个小青年很担心，我也理解他，我讲你不要害怕，按要求做好预防，万一得了SARS也不要怕。你们搞媒体的把这些道理讲出来，报道出去，很快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还有一个体会，我觉得通过SARS以后，我觉得我们国家实际上很多方面得到了进步。如果具体来讲，应该说开始有一些教训，比如说一开始不让报道，不透明，这个不应该。另外第二个，有些事情不够重视科技，具体说，对专家的意见不是很重视。我提出的这个血清疗法，没有很好的运用。我理解，他们不是故意的，是对重视科技在理解方面还是不足，其实专业的问题应听专业的人的意见，人家香港就做的好一些。

　　没有SARS 禽流感疫情伤害会大很多

　　主持人：现在回头再看SARS，您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更好了？

　　姜素椿：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有三个方面我们做得好多了。第一个SARS以后传染病的控制管理工作好多了，一个是建立起防治体系，特别是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疫情预警制度。第二个，科技上提高了。我们SARS以前跟世界卫生组织关系一般，现在跟世界接轨了，关系很好了。在SARS以及禽流感研究方面，我们都走进了世界第一梯队，很多重要会议都邀请中国人发言。第三个，更具体一些，就是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我讲一个对比反差。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家禽数量最多的国家。SARS时中国是世界上是发病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国家。反过来到2004年的禽流感，据我了解我们是16个省报告了禽流感的疫情，可是直到2007年12月为止，我们发生禽流感多少呢？一共是30例起人禽流感，死亡大概15个人。我们的邻居越南死了40多个人，印度尼西亚是129个人感染，死亡大概是105个人，这两个国家人口，动物数量都比我们少很多，而他们疫情数，死亡数却比我们多，前后两年SARS和禽流感为什么反差这么大，这就是因为我们把SARS的教训变成了教训，我们有了抵抗突发传染病的一些经验，管理的经验，物质上的经验，措施方面的经验。还有群众的意识也明显提高了。

　　主持人：您觉得SARS以后，传染病方面您还有哪些担忧？

　　姜素椿：传染病领域我现在还担心三件事，一个是传染病还可能再来，不一定是SARS，别的传染病还可能来，不能掉以轻心。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一些老的传染病现在也要特别注意，我没有想到，像结核病，现在排在传染病死亡的第一位。还有就是艾滋病，艾滋病有如海水中的冰山，我们只看到水上一角，底下一大片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病与隐私相关，所以病人一般不愿意公开，这个很危险。目前SARS已经有疫苗了，艾滋病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病毒很容易变，估计在10年、20年内不一定解决，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艾滋疫苗正在研制中，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我觉得艾滋病目前步步上升，很可能会超过结核。所以国家也是公开的来预防这个事，这个事还需要继续加强宣传教育与管理。

　　第三个是梅毒。多年不见的梅毒现在越来越多，上升的很快。它有个很大的特点，不但会造成各器官功能损害，并且病程迁移很长，并且它会传染孩子，会造成婴儿畸形，比例特别高。另外虽然它比较好治，但是它是性病，多种原因造成一般得不到及时治疗，后患无穷。这是我的三个担心。

　　主持人：好的。感谢姜老师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5年前非典时鲜为人知的故事，还有您对我国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看法，再次感谢您。(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