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受聘于美国《时代》周刊等美国媒体的美籍摄影师刘香成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中国从建国至今、尤其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这组画面参与“塑造”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形像。

　　60年来几度起伏 西方视角难以改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西方近期有两份有关对中国评价的调查报告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9月17日发表的调查报告说，皮尤在世界25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其中13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受调查者都认为，中国将会——或者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超级大国。

　　此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却显示，39%的国外受访者对中国持积极评价，同比下降6%；4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同比增加7%。按照BBC的说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首次超过正面评价。”

　　这两项结果表面上看相去甚远，然而，它们恰恰类似一个硬币的两面，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近期看法：一方面，承认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国，另一方面，又对这个不断崛起的国家保持警惕。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几度起伏，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剧烈摇摆”，在这漫长的变化中，西方人心目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想看到的”，而不一定是“实际是怎样的”。

　　这一规律，从60年前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五十年代：敌视“蚂蚁山上的蓝蚂蚁”

　　曾几何时，中国是西方人眼中“谜一样的国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让西方对中国充满了马可·波罗式的想象，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想象陡然从田园牧歌变成了“一部恐怖小说”。

　　最典型的是西方人对毛泽东的理解，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番讲话，让西方人听来完全就是暴政宣言，他们没有注意到“人民民主”，只注意到“专政”。

　　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观察几乎完全是从“克里姆林宫学”角度进行。所谓克里姆林宫学，是指西方世界只能通过苏联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上，苏联领导人公开场合出现的顺序、照片上各自的位置、活动报道的频率，以及官方常用套话的口径变化之类微妙差异，来推敲、猜测苏联权力的更迭、政策变化等等问题。

　　对中国国内的报道则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故事组成。苏珊·拉宾在《蚂蚁山》一书中描绘了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可怕景像”：所有的男性农民被集中在一个大的兵营式的集体宿舍中，所有的女性又被隔离集中在另一处集体宿舍中，而孩子被统一送到既像监狱又像军校的幼儿园，家庭就这样被强暴地拆散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食堂，一切都是集体的，所有的家庭财产都上缴给公社，传统中国最重视的家庭与传统中国文化最推崇的美德家庭和睦，尊长爱幼等，似乎都人民公社制度葬送了。

　　而后，西方记者不断强化着这种印象。1956年，法国记者吉兰在中国“发现”：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

　　红色中国在西方的想像中，已是“一个暴君统治的蓝蚂蚁的国家”：六亿人长着同一个头脑，迈着同一种步伐，穿着同一种服装，说同一种话，做同一种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个头脑中着魔式地出现某一个疯狂的念头，六亿蓝蚂蚁突然之间将变成一个难以想像的庞大的怪兽……资本主义世界沉浸在对中国某种迫害式的狂想中。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的胜利更加深了西方的恐惧，“那时西方对中国，除了敌视之外，就是恐惧。敌视是对集权与暴政的敌视；而恐惧，则是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

　　六十年代：盛赞“红色乌托邦”

　　在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暗淡描述中，中国形象的转机首先在欧洲出现。

　　1964年，费利克斯·格林的《无知的帷幕》出版，在这部书里，作者试图解构美国媒体创造的极端邪恶的红色中国形象。作为英国记者，格林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曾经三次访问中国。他说：我相信美国传媒上勾画的那番景象，一点都不真实。正是这种虚假的中国形象，左右着我们的行动。在很多重要领域里，我们的国家政策也建立在这种虚假的中国观念上。

　　一些欧洲学者此时纷纷来中国，他们肯定了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绩，从正面效益看，完全可以为他所取得的惊人的物质成就而自豪，至少中国已经不挨饿了，真正的工业化时代开始。”

　　法国著名作家、女性主义者西蒙·波伏娃来到中国，她认为“蚂蚁山”或“蓝蚂蚁”的说法既无新意又多偏见。“中国的物质成就并不是以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为代价的，恰恰相反，物质成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与自由的基本保证。”

　　周宁把波伏娃的《长征》看作是西方重新美化中国形象开端的标志。此后几年，这股风潮从欧洲席卷美国，“这与当时西方左翼思潮的崛起密不可分，美好的中国形象大多是在表达某种左翼观点及其对西方现实的不满。”

　　1972年，尼克松访华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内久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乃至世界推向高峰，“中国从一个邪恶的红色帝国变成了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红色恐慌终于变成红色希望。”

　　当时美国所有的媒体都在赞扬着中国，这是改变世界中国形象的一周。美国的“中国热”带动了欧洲国家的热情，赞美中国几乎成为一种时尚。

　　那几年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不管出自什么人的手，从金融巨头洛克菲勒到演艺名星雪莉·麦克兰妮，不管写成什么体裁，从日记到新闻报道，都有人出版，都有人阅读。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而是重复讲述的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

　　此时，西方诞生了一批“新中国迷”，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那里尽管并不富足但是有着幸福，有着高尚纯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富于智慧与权威的领袖……

　　周宁认为，“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在西方几乎被乌托邦化了。”

　　七十年代：批判“中国幻像”

　　如果说西方导演伊文思1971年到中国拍摄的《愚公移山》是西方美化中国的延续，而同一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则为西方“否定中国形象派”找到证据。恰在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又一次走到转折点。

　　1974年，《中国阴影》在法国出版，作者莱斯1955年曾来中国，70年代重返中国时，他发现西方人热情歌颂的富于乌托邦式的创造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空前的破坏。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畅销多国，至此，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全面开始。

　　周宁认为，此时中国形象的再度转变，与西方世界70年代左翼思潮回落相关，整个西方社会趋于稳定保守。“西方开始从政治和经济领域清算中国形象，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60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则是文革。”

　　三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到中国参观、工作，并且热情赞美过文化大革命的法国知识分子，1980年联合出版了他们的著作《重返中国》。在这部书里，他们想检讨之前的中国旅行是如何被“中国幻象”与法国的左翼思潮所“蒙蔽”，试图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真相”。

　　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恶劣影响是滞后的，直到文革结束才显现出来。周宁认为，“西方对中国文革灾难的关注，一直延续到80年代，成为80年代中国形象中最突出的一部分。”

　　八十年代：“中国小阳春”突然中断

　　而在西方社会舆论掀起“文革批判热”的1978年，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第二年，邓小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1986年他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似有好转的迹象。

　　目前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的田辰山那时正在美国求学，他也感受到了美国媒体上流露出的“小阳春”气息，认为：“西方媒体肯定中国变化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西方认为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部分。”

　　中国已经不是文革时的中国，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周宁认为，西方媒体的报道恰反映了西方知识精英希望通过媒体来校正社会的一般想像，“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主流媒体试图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甚至强调中国不久将来可能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

　　莫舍尔的《被误解的中国》体现了这点：尽管对中国心有余悸，依旧感觉自己站在资本主义道路辉煌的终结点上，远望着中国政府带着它庞大的10亿人口“迟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惊喜。

　　但是，这股中国形象的“小阳春”气候在80年代末因中国国内政治局势而中止。“所有的西方媒体机器都被发动起来对中国进行攻击，美国媒体都断言中国马上会垮台。”田辰山说。

　　九十年代：“黄祸论”复活

　　于是，1989年之后，西方世界的“中国崩溃论”出现了。当时美国不少媒体预测，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严重的断裂，最多五年就会彻底崩溃。

　　然而，颇为有趣的是，与“中国崩溃论”一起出现的还有“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

　　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经济发展令西方惊诧：“如果中国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它将创下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迅速地摆脱贫困。研究表明，以购买力衡量经济规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紧次于美国、日本……总之，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12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

　　90年代中期，西方媒体和学者不断发出“冲突是中美关系主线”的“警世危言”。

　　周宁认为：“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心态，它意味着西方一个核心命题：中国力量的合法性。”

　　500年间，西方人创造了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它是安全的。但突然出现一个非西方的力量，令他们感到不安，周宁说：“他们认为中国力量不具有合法性，无论是道德上、经济上、政治上，中国都有邪恶的因素。某种邪恶的国家，力量变得庞大时，本身就是威胁。”

　　西方从各个角度寻找“中国威胁论”的“证据”。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北京学生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抗议，但西方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却“联想”到清末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事件：“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上周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

　　而在美国国内，媒体正炮制《考克斯报告》，报告指控中国人窃取核机密，其中有人提到，“……几乎每一个以官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美的中国公民，‘都接到过收集科技情报的指令’。”

　　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回到英国后写下了《东方与西方》，他宣称，真正的中国的威胁来自于它的那种道德与政治上的邪恶力量。他呼吁欧洲国家，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不要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商业利益而背叛美国，不要贪婪愚蠢地夸大所谓“中国市场”的神话，为了“遏制”或“制裁”中国，“我们应采取一致行动。”

　　以上这些论调，与100多年前西方炮制“黄祸论”何其相似。

　　“一个古老的噩梦‘黄祸’在又一个世纪末复活。”周宁写道，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慌开始，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21世纪：宣扬“中国统治世界”

　　应该说，进入21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不再是简单的好与坏，仅从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的议程设置就不难发现这一新特征。2003的“非典”事件被认为是新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转变的首个节点。作为这场疾病的发生地，西方媒体对中国投来前所未有的关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传播中心主任研究员周庆安认为，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讨论焦点往往是意识形态，不过现在，公共卫生、气候问题、环境保护等等越来越多的社会话题都成了“中国形象”的观察点。

　　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成为塑造中国形象的另一个关键节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史安斌在对近两年来西方涉华报道作了专门的调查和分析之后，发现奥运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常常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议题，但奥运后有了很大的改观：“西方媒体改变了以往为中国人设置议题的作法，而是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议题来报道新闻。”

　　进入新世纪后，在西方对中国的描述中提到“大国”这两个字时，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人口和面积的“大”，而更侧重强调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和水平。西方不得不承认没有中国，很多事情将无法办成。在西方主流的声音中，“中国责任论”取代了昔日的“中国威胁论”，但似乎又不免时不时地闪现着“中国威胁论”的阴影。

　　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临近尾声时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催生了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热潮。英国专家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横空出世，书还未写完就已被西方媒体炒作得“轰动全球”。雅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中国文化统治世界。“如果说英国曾经是海上霸权，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权，那么中国将是一个文化霸权。”

　　然而，在周宁看来，这种论调依然是西方一贯视角的延续，书名就反映了这一点，它既折射出西方不得不承认了中国崛起，也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中国充满威胁。田辰山也认为，这本书既释放了积极的因素，但同时，“金融危机暴露出的西方文化的问题，西方在寻找药方。但西方依然用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来看这个世界，实际这还是他们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的表现。”(部分材料引自周宁《世纪末的中国形象》、《龙，你究竟是什么怪兽》、《美好新世界》，田辰山《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三个二元对立》；及先锋历史《误读中国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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