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原来和苏联是一个话语体系，一个阵营内的。苏联人想说什么，内在含义是什么，中国人能看明白，美国人则未必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特约撰稿李雍丽｜上海报道

　　“苏联冷战史方面的档案，全国属我手上最全。我收集的中苏关系的档案堆起来大概到我腰这儿，加上朝鲜战争的大概到我脖子这儿，还有苏联史方面的⋯⋯反正堆到天花板没什么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比画着自己这些年来的“战绩”。

　　年近60的沈志华，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讲至兴起，会下意识地拍打大腿，颇有豪爽之气。

　　在历史学界，他算是个“异类”。没有正规的学历，却曾身兼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等职务。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他本人则被评价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从航空兵、锅炉工、商人，再到史学家，沈志华的人生显得不同寻常。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个人出资100多万元，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苏联解密档案的经历。

　　1989年苏联解体，大批秘密档案解密，许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和个人蜂拥而至。那时，刚在商场上赚了些钱、又想回头做学术的沈志华，萌生了去俄罗斯搜集历史档案的想法。他曾联系社科院，被告知审批要很长时间，干脆自己出资，于1995年奔赴俄罗斯。“到了那儿才发现，已经去迟了，很多东西不让看了。”

　　但俄国档案馆对本国公民网开一面：外国人不能看，不能复印，俄罗斯人则可以。这让沈志华看到了希望。

　　他找到一帮俄罗斯同行，展开了“美酒＋金元”的攻势。先把他们叫到一起，二锅头、茅台一摆，酒过三巡，再提出要求：“哥们儿，有件事能不能帮帮忙？”俄国朋友喝得高兴，一场场关于解密档案的“交易”便在酒桌上搞定。

　　但一些核心资料还得花重金买进。“比如，1958年赫鲁晓夫到中国，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跟他谈炮击金门的事。当时我们只看到了两份材料，没发现。但他们一共谈了四次话，也许在另外两次谈话记录中可以查到。那就得花钱，一件就要100美元。”沈志华说。

　　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

　　2009年8月，由沈志华主编的全面解读苏联74年兴衰史的专著《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出版。该书的一个亮点，就是大量运用苏联解密档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从档案做起，从专题研究开始，把一些重大问题，一个一个拐点的问题都弄清楚，再连贯起来，就容易看清历史脉络。”沈志华说。

　　中国人反观苏联历史会更深入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正值共和国成立60年，也是中苏建交6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版这样一部全面解读苏联问题的专著，有什么现实意义？

　　沈志华：苏联历史，其实对中国人来讲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了和苏联同样的道路，人家干了什么事儿，咱们也干，不管是好是坏。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开始有了分歧，80年代以后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另外，从学术角度来考虑，就苏联本身来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历史一直是不清楚的。过去基本上就是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路子来的。我最近在看俄国档案，其中记录到了斯大林快死的时候，1951～1952年苏联就大量宣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甚至有人建议在苏联百科辞典中把全书内容都搬上去做一个词条。可见它对苏联影响非常大。苏联解体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没有摆脱这个框架。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框架？

　　沈志华：就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围绕着党内斗争，围绕着反对派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来写这段历史。删去、歪曲、篡改了很多东西。想搞明白苏联发展道路跟中国怎么比较，首先就需要把双方的历史搞清楚。

　　以前做苏联史，有政治上的限制，比如斯大林和勃日列涅夫时期，很多话不让讲。中间虽然有一段解冻(赫鲁晓夫时期)，但是时间很短。有些话，一讲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对苏联是不能批评的。另一方面，没有材料，因为档案馆不开，你说它是假的，真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苏联解体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档案解密，能够了解到真相，政治上的禁锢也消除了。

　　就对苏联史的解读而言，我觉得中国人有另外一个有利条件：中国人原来和苏联是一个话语体系，一个阵营内的。苏联人想说什么，内在含义是什么，中国人能看明白，美国人则未必懂。因为美国和苏联整个意识形态、思维方式都不一样。而且，中国人又有自己的体验，反观苏联历史，可能会看得更深入一些，比如关于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谈谈苏联档案解密的情况，什么时候开始解密的，主要涉及哪些内容。

　　沈志华：苏联档案解密，应该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解密范围最宽的应该是1992～1994这三年。因为那是最混乱的时候，(档案馆)都开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直接用缩微胶卷拍回去研究。这是国家行为。个人呢，各国的记者、学者等等，都蜂拥而至。

　　那时候，1991年以前的档案都解密了，比如，苏联怎么解体的，开会商量如何解散华沙条约组织等，这些档案都有，我这儿就有。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到的俄罗斯？

　　沈志华：我1995年到的，1995、1996、1997每年都去，但那会儿档案馆已经不愿意让你看了，不让你随便复印，要审查，更不能整卷整卷地抱走。原来是整个一个库，你给十万美元，照片哗哗一拍就都拿走了，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去的时候，费用已经非常贵，印一页就好几美元。到普京上台以后，整体性地收缩，有些档案根本就不开放。但最近10年，俄罗斯人自己编的苏联档案集越来越多，但那是人家挑的，他有他的思路、想法，未必跟你一样。还有就是有些东西他不愿意让你看到，比如，我看到中苏关系的档案里有很多重要的文件都没有收。

　　“不知道苏联人当年提了那么多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哪些重要文件？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沈志华：比如，1949年的一二月份米高扬到了西柏坡。这是苏联第一次派最高级的领导人——  政治局委员——  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五大书记会谈。前后会谈了12次。现在俄国人编的档案集里把米高扬给斯大林的备忘录都公布了。但是，斯大林给米高扬的指示一件都没公布。你只能通过米高扬说的一些话推测斯大林跟他说了什么。

　　例如，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马上要掌权了，外蒙古独立出去全国都反对，是被美国人、苏联人逼的，蒋介石签了那么个条约。毛泽东就很想把它收回来。他也知道，苏联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就跟米高扬拐着弯说，如果政权回到人民的手中，考虑到整体民族统一的问题，是否可以把外蒙古收回来。

　　米高扬把这个事告诉斯大林。第二天他跟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让我告诉你，如果要谈到蒙古民族统一的话，那么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而是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毛泽东大笑说，以后再也不谈这问题了。

　　《瞭望东方周刊》：只能从米高扬的话里知道斯大林可能有这么个意思？

　　沈志华：对。其实我发现不去俄国，到美国去也能搞到很多东西。比如，哈佛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等，都大量地买进很多(苏联档案)。

　　我曾到哈佛大学拉蒙特图书馆地下室看过，几十米长的书架上，摆满了一盒一盒的档案，随便一看，就在其中发现了特别好玩的东西：1954年，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中共中央通过草案后，送给苏共中央，由苏联专家提意见，涉及各个部门，我看到的是法律和外交的。这个材料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只知道中国人制定宪法的时候参照了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但不知道苏联人当年提了那么多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能否举几个典型例子？

　　沈志华：那太多了，很多还比较重要。

　　比如，中苏同盟条约到底是谁起草的？咱们的书上都说是中国起草的，实际上是苏联起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没改几个字就发回苏联，苏联方面说，那就这样搞吧。真实过程就这样。这有大量档案为据：1950年1月5号，苏联开始起草第一稿，那会儿周恩来还没去，也不知道要签个什么样的东西。当中国人到的时候，人家已经改了七稿，而且斯大林都批了，才交给中国人。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

　　沈志华：比如，中苏同盟问题，当时包括美国人都在争论。如果1949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到了北平，历史是否会改写？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当时失去了和中共搞好关系的机会，是政府决策失误。苏联档案解密前，对这个事情一直有争议。现在比较清楚了，对于美国来说1949年根本就不是个机会。

　　当时美国有没有可能跟中共搞好关系呢？有，但不是在1949年，而是1944年。因为那时美国有一批外交家和军人，比较倾向共产党。在一年时间里，曾有美国军官团陆续到延安，毛泽东多次和他们谈话，表现出想跟美国搞好关系，但后来美国政治右倾了，这条路就封住了。